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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赵凤昌藏札》的得名与基本情况 《赵凤昌藏札》是原赵凤昌、赵叔雍父子收藏、整理、装帧的书札集册，经折装，上下木夹板，共计109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这批藏札入藏图书馆后，加做了兰色函套，109册分为36函保存。内中主要收藏各家致赵氏父子的书札，以及赵凤昌做张之洞文案时收藏的各家致张之洞书信及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电报稿、奏折稿等，计2729通（件）。 赵凤昌（1856-1938）字竹君，号松雪道人，又号惜阴，惜阴主人，室名惜阴堂。江苏武进人，1856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望族家庭。他早年在常州一家钱庄当学徒，因聪明能干，钱庄经理觉得他是个人才，将来会成大器，为他捐了一个小官步入仕途。后被两广总督张之洞赏识，延为侍从。赵凤昌机灵能干，张之洞对他爱抚有加。遇事必与他商量，大小事务习惯由他负责办理，被人称为“一品夫人”。后遭人忌，被弹劾“揽权”，朝廷勒令永不叙用。张之洞为安抚他，为他在武昌电报局谋得一个挂名领薪闲职，派驻上海。从此，擅长社会活动的赵凤昌更是如鱼得水，遍交江浙沪等社会名流。 赵凤昌是近代历史研究中一位不可忽视的特殊人物，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这段历史，许多重要事件都会提到他，但现在专门研究他的人还寥寥无几。 赵尊岳（1897-1956）字叔雍，又名赵志学、赵乃谦，室名珍重阁、高梧轩。赵凤昌之子，江苏武进（今常州）人。词人。况夔笙弟子，词才为朱彊村推重。历任《申报》馆经理秘书、复兴银行董事、新亚药厂董事长。抗战时历任汪伪国民党中政会延聘委员、铁道部政务次长、宣传部部长、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被捕。获释后出走新加坡，以教书为生而终。 赵凤昌藏札原件109册封面和首页均无题名，内里亦既无题跋亦无印章，较长时间以来，国家图书馆对这批书札既没有编目，也没有冠名，仅笼统地称为“近代史料信札”。但这批信札因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60年下半年，上海历史研究所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开始编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该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首次公布了《赵凤昌藏札》。当时，编者请中华书局张静庐先生帮助，将其中第107至109册以及其他有关函电抄录寄历史所。其中第107册共22件，第108册共20件，第109册共30件，均为上海光复至南北议和期间的函电文稿等。第32、104各册中也有一批1902年的资料；第1册是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讨袁战争期间的函电。从这些藏札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和立宪派对革命派斗争的秘密活动，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南北议和时幕后策划的情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迟至1966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出版之前，参与该书编选的徐仑先生于1961年撰写发表了《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文中多处引用赵凤昌藏札，在脚注中称这批资料曰“北京图书馆藏：《辛亥史料》第107-109册（据张静庐抄本）”。 此文的发表，引起了武汉大学章开沅教授对赵凤昌藏札的注意，1963年，他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细致地借阅了《赵凤昌藏札》，并记载当时的情形说：“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对我非常热情，让我从容而又比较细致地检阅了赵凤昌藏札经过裱糊成册的原件，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不过馆藏名称为《近代史料信札》，其中107、108、109三册与辛亥前后史事关系最为密切。” 可见，在60年代初期，虽然已经有学者关注到这批书札，但当时还没有一个贴切的题名。 “赵凤昌藏札”这一名称的使用，见于《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 ，该书在“编者按”中提到：“赵凤昌，江苏武进人，曾当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客。住上海南阳路十号惜阴堂。……留有《赵凤昌藏札》，共一○九册，现存北京图书馆。” 在这里正式提到“赵凤昌藏札”之名，从此，“赵凤昌藏札”作为这109册书札的题名不胫而走，国家图书馆遂沿用此名至今。 《赵凤昌藏札》原来虽然没有题名，在每一册的木夹板上却均有用红铅笔书写的序号，这些序号看不出排序的规律，既不按年代，也不按笔画，既没有按写信人排序，也没有按收信人集中。张守常先生在《近代史料过眼录》中记“这批资料上下包括六七十年，约1860-1925年（有胡林翼手札，胡死于1861年）；有程砚秋谈为上海“五卅”运动工人义演函，时在1925年，涉及的方面又多，但装裱时未就编排次序细加考核，翻检颇为不便。” 其实，藏札在装帧时还是经过整理和编排的，奏章、电报、书札都是分类装帧的，如第53册，69册、94册等全部为奏折，第101册全部为电报；书札按写信人集中，够一定数量的就集中装裱成1册，如第12册、31册、93册都是孟森致赵凤昌的信，第22册、89册、100册全部是张謇致赵凤昌的书札；第42册、52册都是邵瑞彭致赵叔雍的信札及诗词，而册中收有多人书札時也尽量按人集中、按时间编排，同时也考虑到按收信人集中，比如并不见哪一册中既有致父亲的信又有致儿子的信。可以看出赵氏父子对这些书札的精心整理和珍爱，以及赵凤昌作为张之洞总文案的职业素养。看上去这批书札很象是惜阴堂主人为自己收藏把玩而装裱，并没有想给外人看，更不会想到他人查找是否方便，故而没有象一般收藏家一样，请名人题签写跋，加盖印章，编排序号。木夹板上的红铅笔序号不像惜阴堂赵氏所为，也不像图书馆人所为，推测许是离开赵家到北图之前的某个环节，为清点方便匆忙写上去的，基本没有考虑内容、分类以及查找方面的因素，而后人也只好沿用这个极没头绪的序号了。 二、《赵凤昌藏札》的来源 《赵凤昌藏札》这样一批量大且集中的私人信件是怎么入藏到国家图书馆来的？何时来的呢？因开始未找到知情的前辈和相关的记载，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后来，蒙钱听涛先生告知，民国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的公子杨小佛先生是赵凤昌的外孙，他可能会了解一些情况。经联系，杨先生通过书信向我们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后来，又撰《惜阴堂赵凤昌藏札的来龙去脉》 ，为我们了解赵凤昌藏札入藏国家图书馆的经过提供了重要信息。杨先生在该文中说： 外祖父深恨清廷和慈禧，喜欢接近维新人士，旋且同情革命党。他虽退出官场，但仍与政界人士和江浙名流交往。1911年12月25日正当南北和议在上海举行之时，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到惜阴堂去看外祖父，虽然他们以前从无交往。此后又多次去那里商量统一建国诸事。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南北双方以惜阴堂为幕后议事地点。当时争执讨论的记录和往来信件均由外祖父裱成简牍，分门别类保存在书橱里。1937年“八一三”前夕，我只身从华界市光路92号家中逃出，避难于惜阴堂约一年。尝见外祖父取出书橱中的信札翻阅欣赏，回忆过去的活动。 1945年日本投降，舅舅赵尊嶽因附逆被捕，惜阴堂房屋被查封。但允许家属取出衣物、书籍等。舅母王季淑乃租下愚园路岐山邨一屋，存放取出的书籍、信札等。 不知不觉过了十几年，可能由于不胜房租负担或其他考虑，舅母决定处理掉这些书籍：大部分捐给上海图书馆，小部分交外祖父元配洪夫人之女赵汝欢保存。因此她雇三轮车分批将书籍从岐山邨运到安亭路71号三楼她住的公寓里加以处理。 有一次装运书籍的三轮车行近安亭路时，被民警喝停检查并命三轮车驶往天平路派出所听候处理。舅母未敢深究就回家了。事后舅母一直挂念着这车书籍的最后归宿，担心会不会被当废纸处理。有一次她将处理书籍的经过告诉了我，并要我设法去打听一下。那时我在上海徐汇区政协翻译组工作，便将此事经过向区政协干部吴秋萍同志反映，并请她向天平路派出所了解一下这批书籍、信札的下落。几天后吴同志告诉我，派出所将这批东西交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了。 我将此事告诉了舅母，她感到放心和欣慰，她相信文管会一定会妥善处理的。现在惜阴堂赵凤昌藏札被珍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2002年12月该馆唱春莲同志来信说该馆珍藏的《赵凤昌藏札》共计三十六函一百零九册，但不知这批手稿在何时、经何人、以何种方式入藏该馆的。我除简复当年经过情况外，撰此短文以存历史真相。 赵凤昌藏札被派出所交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是否就直接由此转归国家图书馆了呢？这一谜团也有幸因知情人的回忆而得以解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汤志钧先生在《历史研究与史料整理——文革前出版的四种史料汇编》 一文谈到赵凤昌藏札的发表时，有这样一段话： 《赵凤昌藏札》，共109册，现藏北京图书馆，实为研究辛亥革命、南北议和的重要资料。这宗资料，原藏上海图书馆，后奉调北京，我是从顾廷龙馆长处知道的，当时只知调往北京，不知藏所，经商请中华书局张静庐先生，经他热心支持，将其中第107至109册以及其他有关函电抄录寄所。 从中我们首次得知这批书札曾藏于上海图书馆，入藏的具体时间不清楚，估计应是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了这批藏札后，很快就转交给上海图书馆。五六十年代许多私家藏书入藏公共图书馆，大都是通过当地的文管会。 既然赵凤昌藏札归上海图书馆收藏，何以最终出现在国家图书馆？这又是一个谜团。2007年12月28日，笔者在查阅国家图书馆其他手稿的入藏档案时，意外发现目录中有“文化部拨交近代史料书札”一条，心中一动，猜想会不会是与赵凤昌藏札有关的档案呢？请求取出一看，果然是这批文献入藏我馆的原始记录，内容恰巧与杨小佛先生的回忆接上了。这个发现让我欣喜不已。今抄录相关记载如下： （1）1955年5月21日，善本部舆图组报告： 我们在上海文化局寄来近代史资料中查出许多名人书札，为了充实我馆的手稿特藏，请求领导上设法将下列诸人手迹拨给（舆图组手稿部分） 负责保藏，供读者参考之用。现提出我们所需要的名单以及分析办法，请考虑。 辛亥前后革命人物：孙中山、杨锐、黄兴、陈其美； 学者及作家等：刘鹗、沈增植、张佩伦、廖平、杨守敬、李瑞清、缪荃孙、王韬、张元济、孟森、严复； 外交家：许景澄、伍廷芳； 满清官僚（反动的，但有其代表性，拟另行收藏）：张之洞、胡林翼、彭玉麟、端方；诗人：陈三立、樊增祥。 共计23人，杂见于二十二本册页中 该文件后有：“丁馆长已同意，可先报社管局”的批示。 （2）1955年5月27日北京图书馆向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交报告（55）善字第四七六号： 拟将上海文化局寄来近代史资料中的名人书札拆下归善本手稿特藏。可否，请示。 （3）1955年6月29日，文化部办公厅发文“决定将调借给北京图书馆展览用的近代史料，拨归北京图书馆入藏。”主送机关：上海市文化局，抄送机关：北京图书馆。该文件说： 二月二十二日，沪化密（55）字第七九号报告。关于近代史料的信札一批，前已由我部调借给北京图书馆展览。现因中央有关机关常常用这批资料，故我部决定拨归北京图书馆入藏。今后各地如有需要，可用照相、抄写等办法解决。此复。 文件后有中文采编组记录： 该材料经清点后共计壹佰零玖册，已登记送新善本入藏。 通过杨先生的回忆和国家图书馆藏档案资料，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勾勒出赵凤昌藏札在相关单位迁转的过程：这批书札被派出所没收后的确被送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管会将这批文献转交给上海图书馆。后来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举办展览的需要，由文化部通过上海文化局，将其调借至北京图书馆展览。在此期间，北京图书馆的专家们发现了这批文献的价值，于是打报告给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请求留下其中最有价值的22册永久保藏。经文化部决定，将整批文献全部拨归北京图书馆入藏，至此赵凤昌藏札正式入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名家手稿文库。在往来公函中，这批藏札一直被称作“近代史资料信札”，后来入藏北京图书馆，一度仍沿用该名。 三、《赵凤昌藏札》的价值 赵凤昌藏札最有价值的是有关辛亥革命前后政局的史料，这也是赵凤昌藏札中最早被关注、整理和利用的部分。1960年上海历史研究所编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时，首次整理公布了赵凤昌藏札中的涉及辛亥革命的部分。近期出版由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也收录了部分辛亥函札。 1963年章开沅先生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借调赴京，除协助北洋史料征集工作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张謇研究。他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检阅赵凤昌藏札，应该是第一个对赵氏藏札原件进行了较为全面翻阅、抄录的学者。因为章先生系统全面地看了赵氏藏札原件，对这批资料的珍贵价值便有了更深的认识： 赵凤昌因为是幕僚出身，对来往函电非常注意保存。由于他的特殊身分，这109册函电原件，便成为研究晚清和民国初年政治史极为重要的史料结集。现今人们大多只注意其中之107、108、109三册，即所谓《辛亥要件》。……但赵凤昌全部藏札所涉及的史事尚涉及辛亥以前，如中法战争、洋务运动、庚子事变、立宪运动等，且相关函电数量极多，至今尚未见人利用。 学术界虽然对赵凤昌藏札的史料价值予以了高度重视及评价，但因这批资料尚未全部出版公布，大家对其价值的认识和揭示仍仅是冰山一角。孔祥吉先生称赵凤昌藏札为“美不胜收的晚清史料”。赞赵氏“所藏之信札，真可谓是尺牍之精华，史料之瑰宝，谓其价值连城亦不为过” 。 首先，这批藏札所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当年北京图书馆档案资料《检查函札工作报告》曾对这批资料的内容作了一个粗略的分类，大致如下： 一、各项历史资料 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拳、辛亥革命、讨袁、讨复辟、加入协约、政局酝酿及演变、统一党、变法自强、外蒙独立、外交（中俄、中英、中法、中日）、边防、建设（修路、造船、炼铁）、财政、农民运动、兵匪扰乱、张勋兵扰民、直奉战争 二、刻书印书的资料 刻君宪纪实、刊刻张文襄遗奏稿、刻梦窗词、刻粟香丛书、刻常州续词录、刻何诗孙诗稿及晏词、印黄克强词、广州开书局刊书、刻书译小说及译史、印冯焕章日记、刻沈文起左氏补注沈西庄孔注辨伪、印国朝词综补 五十八卷、观古阁丛刊北江先生集经世文编、印佛书 三、编著书的资料 蓼园词选、丛书书目汇编、丁氏诂林、吴湖帆八声甘州等词、輶轩书、绘渤海图、刘子庚名家词集、果报录、张文襄遗稿、廖平拟左传经律长编、劝学编、邵瑞彭诗词书札、洪宪历书、叶恭绰书札诗词、张佩纶管子大义及庄子微言、朱一新春秋述义规过考信、樊增祥之书札及诗、赵椿年搜集金石文字拟汇为一编、赵叔雍词综集 四、文化教育机关的资料 广东广雅书院、东方图书馆、康有为办时务报、刘岳雲办商务报、在上海筹设图书馆、同文馆改为译学馆、制造局设翻译馆、热河故宫古物、胡元倓函拟办大学 根据当年有关专家对赵凤昌藏札所含史料的分类，可以知道这批藏札几乎涉及晚清至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事件，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而我们关注到，文化教育方面的史料亦非常丰富。 其次，赵氏藏札涉及众多在晚清史、民国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研究近代人物和人物关系的第一手资料。 如研究张謇，赵凤昌藏札就是不可不看的资料，其中所收张謇书札、电函多达一百四十余通。难怪这批当初还未命名的资料是由研究张謇的学者首先发现利用的。藏札中还可看到，赵氏与张之洞、张謇、陈宝箴、黄体芳、谭钟麟等多人保持着父子或祖孙几代人的交往。 1955年，善本部舆图组提交的报告是以23个著名人物书札的重要价值请示留在善本库保藏的，而事实上，赵凤昌藏札中所收重要人物的书札墨宝远不止这23人。赵凤昌在晚清时为张之洞的总文案，对来往函电保存十分用心；退出政治中心后他的社会交往更为广泛，除政治人物外，他还广交社会贤达文人墨客及各界朋友，作为惜阴居士他与佛教界也有书信往来，他对私人信件亦精心收藏。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早年随词学大家况周颐、朱祖谋等学习填词，与民国间许多词学家和教授学者都有书信往来和诗词唱和，同时他还酷爱戏曲，和梨园行熟稔，与梅兰芳、程砚秋及为其写剧本的金兆棪、罗惇曧等有较深的交情，同时父子二人还与不少的书画家、出版家、藏书家、慈善家有密切交往。 除以上23人外，赵凤昌藏札内所收晚清及民国间政界、实业界人物的书札还有：汪精卫、熊希龄、冯国璋、 汤化龙、汤寿潜、唐绍仪、盛宣怀、黄郛、沈恩孚、张謇、伍廷芳、宋教仁、萨镇冰、黄体芳、袁昶、梁敦彦、倪文蔚，龚易图、张之万、岑春煊、陈宝琛、陈宝箴、蒋方震 著名书画家的书札还有：吴昌硕、王仁东、叶衍兰、庄蕴宽、王秉恩、谭泽闿、吴湖帆、陶濬宣、郑孝胥、陈乔森 文化教育界名人书札有：王懿荣、黄遵宪、章太炎、章士钊、黄炎培、叶恭绰、况周颐、朱祖谋、龙榆生、夏承焘、陈衍、仇埰、程颂万、邵瑞彭、郑文焯、屠寄、辜鸿铭、许宝蘅、罗振玉、张君勱、赵元任、朱一新、梁鼎芬、胡元倓 民国时期藏书家书札有：邓邦述、潘祖荫、潘承厚、徐乃昌、丁福保 民国时期梨园名家书札有：王瑶卿、王凤卿、朱素云、程砚秋、金兆棪、罗惇曧 与赵尊岳有来往的汉奸文人书札：梁鸿志、王揖唐、王克敏、汤尔和 佛教界人物书札有：印光法师、林大任、陈裕时（陈圆白）、…… 从这一串长长的名单我们不难看出赵凤昌藏札内珍藏着多少尘封的珍贵资料。 赵凤昌藏札不仅所涉人物众多、数量巨大，而且装帧大方，保存完好。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各色花笺素笺纸，配同时期著名人物和书画家的行、楷、草、隶各种墨迹，的确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既是“年代久远，存世稀少”的珍贵文献史料，又绝对是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的精美文物。 原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网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