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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领土和人口》是福柯1978年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题目。“安全机制”是福柯经常论述的主题，因为它与权力息息相关，是福柯主要的关注对象。刚刚看到这本书的标题的时候，我感觉有些奇怪：领土和人口属于什么问题？在一般的权力分析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一般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夺的内容。难道福柯把注意力放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上了吗？虽然福柯并不忽视国家之间的战争问题，但他总是把这种战争纳入到国内政治的角度加以思考，在1976年的授课《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就试图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命题翻转过来，从战争的角度理解国内政治。[1]不过，《安全、领土和人口》这本书并不是相同的思路，它所谈论的依然是国内政治权力问题，也就是对对人的治理和人口的诞生[2]。要想理解这本书，关键是厘清两个概念的谱系学：治理和人口。 Gouvernement，在本书中大部分地方译为“治理”。这个词在一般情况下译为“政府”，是政治权力的运转制度和机构，但是在本书却几乎没有办法把这个词译为“政府”或者“政府治理”，而只能译为“治理”。因为福柯在本书中试图重建的是“对人的治理”的整体谱系，现代的政府管理体系只是这个治理的最新的一个形态而已。他认为，从基督教会对人的治理到现代政府的治理是一个连续体，从希伯来的东方传统到近现代的政府组织方式之间有某种根本的一致性。对人的治理不是希腊罗马的传统，而是希伯来的牧领制度进入欧洲之后逐渐在基督教会内部形成的。牧羊人（即教会及其高级神职人员）和他们所牧养的羊群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前者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后者，而且要引导他们走向灵魂的拯救。这种负责是全方位的，所针对的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在基督教的牧领中，牧羊人既对羊群负责，同时也把每只羊看得和整个羊群一样重要。在马太福音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3]福柯反复强调了基督教治理的这一特点：牧羊人对每一只羊都要负起具体的引导责任。然而15和16世纪，西方的牧领制度遭遇了重大危机，教会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然而席卷欧洲的基督教改革并没有取消引导，只是更换了新的方式。基督教时期的国家的治理术以家庭治理为范式，与中国传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很相似，把修身、齐家、治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连续体。 在欧洲的传统理性中，人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获得最终的拯救；而国家的问题与此相应，传统的国家理性所设想的是重建对应于天国的人间的罗马帝国，欧洲的君主国都笼罩在罗马帝国逐渐远去的光辉所投射的影子之下。然而，罗马终于渐渐隐去，各个王国的君权也就不再关心时间的尽头和最终的拯救，而是确保当下和将来的现实生存。群体的行为和生活开始成为国君的治理目标，新的国家理性逐渐形成。传统的治理艺术主要针对精神领域（智慧、公平、美德等等），此后则转向一种特殊的知识和对象，君主权力所针对的目标是对人群的治理，这就构成了新理性的孵化器。而新的治理术不再把家庭作为国家的范式，范围和数量的扩大导致质的变化，“人口”与一群人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能以家庭为模式来考虑国家治理问题：治国和齐家变成两码事。 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治理艺术的问题就与新的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相互联系起来。发展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实力成为君主们优先考虑的目标，在国家的内部和外部形成了两大主题：一是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主导的原则，尽可能确保欧洲各国力量的平衡；另一个则是所谓公共管理（police）[4]，“即一系列必要的手段，用以在国家内部增长国家的力量。在这两大技术的结合部，作为共用的手段，就是国家间的商业和货币流通：通过商业致富，人们期待人口、劳动力、生产和出口的增长，并获得人数众多的强大军队。在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时代，人口-财富的组合是治理理性的首要目标。[5]”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成为各个国家权力运行过程的优先问题，对人的治理从具体的个人转向了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人（être humain）才有可能变成“人口”（population）。 欧洲先后出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大潮流，它们都跟当时欧洲频繁发生的粮食短缺有关。在近代社会以前，由于农业生产的不稳定，饥荒几乎不可避免。最初在面对饥荒问题的时候，国家权力一般来说所采用的都是规训的方式（disciplinaire）来加以调节：严厉打击囤积粮食的行为，控制粮食流通，禁止粮食出口，限制粮食销售价格，采用各种行政强制手段保证粮食供应。严格压低粮价还有另外的考虑：如果粮价便宜，就可以压低工人的工资，于是就能生产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从而扩大出口，换回宝贵的黄金或者白银，积累财富，增强国家的力量。这是重商主义的思考方式。然而事与愿违，用严厉惩戒的方法压低粮价并不能保证市场上有足够的粮食出售，饥荒的阴影挥之不去。虽然国家尽可能鼓励商品出口，但是饥荒的频繁发生使人民常常处于饥馑之中，一个面有菜色的国家是不可能强大的。 十八世纪中叶兴起的重农主义则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强行压低粮食价格，打击囤积，并不能保证人们有饭吃，反而导致粮食稀缺，人民饿肚子。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应该反过来，允许粮食涨价，允许囤积粮食，允许粮食自由流通，甚至允许粮食出口。重农主义的逻辑初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不过却有深层的理由：倘若粮食价格太低，农民的收入不足，他们就没有能力和积极性来改善农业技术，扩大耕地面积，所以粮食的产量就一直处于勉强够吃的较低水平，一旦遭遇天灾，饥荒就不可避免。反过来，如果政府允许粮食自由流通，假设农业生产取得丰收，多余的粮食就可以出口，因此不会导致粮价下降，农民赚取利润之后，会继续扩大生产。假如粮食连续丰收，供给增加，而需求不会不断增加，那么价格就会稳定下来，而不会一直上涨。如果第二年歉收，虽然商人会提前囤积粮食，粮价上涨不可避免，但是由于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粮食可以从国外进口，几个月以后就会有进口的粮食在市场上出售，因此商人们也会预先出售粮食，而不会把粮食永远存放在粮仓。“某个特定时期的歉收引发的稀缺-昂贵（rareté-cherté）现象，通过一系列集体的和个人的机制[……]，导致某些东西的出现，使情况逐步得以纠正、缓和、平衡并最终消除。”[6]粮食问题不能通过强制商人卖出仓库里的粮食来解决，真正的解决之道实际上是：只要什么都不管，自然的规律就会使粮价回到合理的水平。重农主义有中国道教的“无为而治”的味道，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儒道思想在18世纪的欧洲知识界引发了相当大的冲击，当然也影响了魁奈和杜尔哥等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 这两种统治模式所对应的是两种行使权力的方式。前一种方式所针对的是具体个人的“恶”的方面，商人在粮食紧缺的时候，囤积居奇，谋取暴利，这是恶的，因此规训权力对这种行为和这些人进行严厉打击，消除他们的破坏作用，试图控制秩序，让一切井井有条，行使这种权力的方式就是发布规章和命令，并确保执行，这是规训的权力。而后一种权力则是全新的规划和分析，它所针对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整体，在它的规划中包括了参与市场的所有生产者、消费者、进口和出口等各个方面，经济人（homo œconomicus）的一切行为要素都被纳入考虑之内。它不再发布命令，更没有强制执行，而是“通过“让他们干”（laisser-faire）[7]，“让他们走”（laisser-passer），采用放任的方式，“各行其是，无为而治”（laisser les choses aller）。[8]”虽然还是有些人会被饿死，但是就整体而言，饥荒被克服了。重农主义并非只是关心和鼓励农业的问题，它所解决的也不仅仅是粮食问题，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其后果都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提倡者所设想的范围。它与之前的权力模式最大的区别在于，gouvernement（政府或者说国家权力的治理）不再试图规训或者改变人的行为模式，不再以道德的名义发布命令，也不再干预人的动机和行为，强令人们为了缓解饥荒而拿出粮食低价出售。新的理性把人们的行为方式当作如同自然现象一样的客观规律，例如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生活的享受，新的治理术不再把这些人的现象当作规训必须加以改变的“恶”，而是把这些行为模式当作既定的客观事实。治理术现在要做的是观察和认识他们的规律，获得相关知识，这样就能对此加以利用，从而发展国家的力量。不再试图改变人的行为动机和方式，把它们当作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获取相关规律的知识，并且利用这些知识来发展国家力量，这是人类政治史上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可以说是治理术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断裂。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近六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某种程度上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重新经历了欧洲的演变过程。80年代以前，中国同样面临饥荒的威胁，当时政府采用规训的方式来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从流通方面，国家彻底而全面地控制粮食流通，只有粮食局才有权利收购和出售粮食；从供应方面，则尽可能压低粮食价格，90年代以前，中国的大米价格长期保持在1角5分左右的水平；而在消费方面，则是采用粮票制度，控制和计划居民的粮食消费；在生产方面则通过集体公社制度，管理生产。国家的命令不仅作用于遍布全国的粮食局和供销系统，而且最终作用于每一个农民，应当种什么作物，采用什么种植方法（例如大跃进时期的密植法），都受到政府的干预和监控。权力还直接作用于每一个消费者，当时的城市居民不仅在消费总量和方式上有限制，而且还有消费品种的限制，例如主要以大米为主食的武汉居民也被配给有一定数量的面粉、杂粮。而过节的时候，则多配给一些特定种类的油和副食等等。当然这种控制手段并不局限于粮食，而是包括吃喝住行等一切方面，但是粮食显然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渐解除控制，放松了对流通和价格的控制，生产能力随之不断提升。九十年代初，粮票废除的政策发布之后，人们担心粮食供应会不安全，然而，事实上，粮食自由流通的结果是中国的粮食安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可靠。也许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进程是重商主义转向重农主义的中国版本，而且这一过程并未结束。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政策从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扩大内需，从强调生产到强调消费和福利，“民生”问题不断占据人民日报的头条和政府工作报告，当然这显现了政府对人民利益的关心。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从治理模式转型的必然结果。 另一个概念是“人口”。把Population翻译成人口，并不完全准确，在汉语中，“人口”专指统计学的对象，而在法语中，这个词中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居住在某一地区的所有人；二是指统计中的同一种类的生物。它既是统计学的对象，同时也是在统计学的知识视野之下出现的一个政治实体：全体人民。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对于君主来说，没有人民（peuple）[9]的概念，只有臣民（sujets）的概念，也就是君主权力的对象，同时也是法律的主体。但是杂多的个人，并不适合作为新的知识-权力（savoir-pouvoir）的对象和目标，新的权力配置以安全为目标，无法处理杂多的个人，只能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加以考虑。权力无法处理个人的疾病，但是应该而且可以处理流行病的发病率；权力同样也无法应对个体的出生和死亡，但是应该而且可以调节出生率和死亡率。也就是说，权力的作用点不是具体个人，而是带有某种抽象性质的群体：人口。人口作为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形成了特殊的层次，新的权力生产出有关这些新要素的知识，并且据此对人口现象进行调节。在增强国家实力的关切之下，人口数量逐渐成为国家的核心问题。政治学家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因各种原因所导致的人口数量的减少，重商主义者认为，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就可以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压低生产成本，扩大出口，提供足够的兵员。对于君主们来说，这些臣民不再仅仅是统治的对象，同时也是国家力量的源泉。如果要发挥人口的作用，首先需要的就是了解他们，获得关于他们的知识。“每个国家都需要了解自己和别国的情况：人口、军队、自然资源是怎样的，生产、商业、货币流通又如何，所有由统计学给出的元素都要了解”。[10]在公共管理的权力运行模式中，统计学才有可能产生，而人口则作为统计学知识的对象得以构建起来。 但是重商主义者鼓励人口出生率的方式并没有取得足够的成效，因为人口不仅要被生出来，而且要有足够的物资保证他们的生活，否则人口的数量是不会提升的。而且单纯的人口数量与国家力量之间也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与资源有效结合的50万人强于分散的100万人，这就是为什么18世纪领土小人口少的荷兰强于领土广袤人口较多的俄国。对人口-财富问题的反思为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政治经济学发展起来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对资源-人口关系的管理不可能通过强制管理系统面面俱到地解决，”[11]人口的数量并不取决于统治者鼓励生育的意愿和法律管制制度，而依赖于另外一些变量，例如税收、流通和收益分配方式。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科学，即统计学，其目的是对这些依赖性进行理性的分析，也就是说观察和预测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中推导出人为加以改变的方式。这样就出现了所谓人口政治问题，它不是法律主体的集合，也不仅仅是劳动力，而是人类各种要素的综合。对于这个“人口”可以采用法律手段对各种要素进行调节的方法加以间接控制，也可以通过各种“运动”来提高他们的“质量”——例如卫生运动，教育运动等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近代没有成为现代化国家，问题在于没有用“数目字管理”，一方面，皇权强调的道德在现实中无法实践，沦为虚伪；另一方面，缺乏数目字管理，使得中央政府无法准确调节。参照福柯的《安全、领土和人口》，我们也许可以发现，缺乏数目字管理也许并非原因，而是结果。其真正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从朱元璋开始，明朝政府过分相信权力的强制力和道德的感召力可以改变人民的行为方式，从而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另一点则是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人口太多，情况过于复杂，我们很容易理解，在16世纪的中国，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要素进行详实的统计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直到今天，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在统计方面的准确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西方从重农主义开始得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为自由主义的市场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物质生产和消费制度，同时它还意味着欧洲权力谱系学上的一个重要断裂：从规训的权力到调节的权力，从消灭恶到利用恶，从公共管理到自由放任。重农主义对所谓人性恶的态度不是予以消灭，而是加以观察和利用。当恩格斯说：“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2]的时候，可以说这是对18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总结。这不是一个道德哲学的发明，而更应该被当作新的权力模式的发明。在传统的规训和法律权力模式中，权力的运转和对人的认识是这样结合起来的：“人是凶恶的，人是坏的，他有坏思想，恶习气，等等。在规训空间中，对这个现实进行补充，补充规定和义务，现实越顽固，越难以征服，规定和义务就越人为，越强制。”[13]而新的安全配置中，“能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就是，人们给予十八世纪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不是赋予某个人的特权和特别优惠，而是人和东西的行动、迁移、流通的自由。”[14]权力的运转和对人的认识的结合方式发生了改变：人开始具有了某种不可改变的“本性”（nature）[15]，所以权力的作用点不应该是这个本性，政治必须以自然已经给定的条件为基础，政治领域和自然领域一样，不是制定规律，而是发现和利用规律。18世纪的政治思想强调创造自由流通的条件，在自由的市场中发挥人的本性，这就是现实的原则。在这样的视角之下，自由主义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与人口的安全管理问题联系在一起，在福柯眼中，以人性进步的眼光看待自由主义的发展无疑是天真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得以发展是因为它符合了新的治理模式：人口安全配置。在这种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诞生了。“政治经济学其实本身就有治理理性的自我限制，这个理性建立在了解事物自然进程的基础上。因此政治经济学标志着一种新的理性突然进入治理理性之中：由于相关现象的自然性，必须减少治理，而这是为了保证最高的效率。”[16]这是权力历史上，权力第一次以自我限制的方式行使权力，它首先要警惕的是自己的过分干预：通过减少治理来保证效率。而这一模式得以成立的条件就是“经济人”的假设，“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就是试图发挥“经济人”的作用，来解决安全的问题。因此，在福柯眼里，“人的诞生”与人口的出现息息相关： 其结果就是：人这个主题，通过把它作为生物、工作的个人和言说主体加以分析的人文科学，必须从人口的诞生出发来加以理解，而人口是作为权力的关联物和知识的对象。人，说到底，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从十九世纪所说的人文科学出发加以思考和定义的东西，是在十九世纪的人文主义中加以反思的东西，最终，人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是人口的形象。或者还可以说，如果权力问题确实是在君主权的理论中形成的，那么面对君主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而只可能存在法律的主体这样的司法概念。反过来，当所面对的不再是君主权力，而是政府治理和治理艺术的时候，就有了人口，我认为可以说，人对于人口的关系如同法律主体对于君主的关系。看！结就这样解开了。[17] 一般认为，人文主义是欧洲“人的解放”运动的产物，而在福柯的手术刀下，人文主义和人的诞生与人口的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生产有关人口知识的统计学与作为治理对象的“人”都是现代的权力关系的发明。 必须提醒的是，新的权力模式并不取消旧的，自由主义的安全配置并不消除规训的模式，只是构成新的融合，规训模式仍然发挥作用，只是在领域和方法上发生了变化。自由市场与工厂流水线的纪律之间绝非互不相容，纪律严明的军队更是保卫市场经济国家的必须配置。不同的权力模式之间并不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勾连和调整。福柯在1978年的授课中第一次把他的权力分析领域扩展到整个国家，这一方面是为了回应他人的批评——有人认为他逃避了国家这一问题或者说他的方法不适用于国家的层面。另一方面，他扩大了分析的场域，从而找到国家这一概念本身的混合特征——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的冰冷实体，而是各种权力交织的混合体。 虽然福柯开始提出国家的问题，始终从各方面对现代社会的权力机制进行批判，但是他从未真正提出现行制度的替代方案。他没有设想一种新的国家的可能性：他既没有设想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权力模式，也没有提出消除所有权力的新社会。他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反抗者。对于福柯来说，哲学家的任务是成为权力的减速器（modérateur du pouvoir）。他的理论并没有真正构建出一个“反抗的未来”，其理论的实践性是含混不清的，这不是他因为缺乏思维能力导致的一个缺陷，而是他对乌托邦思想和浪漫的革命观念态度清醒，保持距离。他在批判权力的同时，从未承诺一个消除了权力的乌托邦来拯救深陷权力游戏之中的世界。他的理论虽然是全面批判的，但是却没有即刻的实践性，所以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一种抵抗：既不试图去消灭权力（他不是梦想家），也不让权力通行无阻，占据知识的全部合法性。这样的话，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就处于一种可能改变（改良）的可能性中，虽然从福柯的历史观出发，他可能并不会同意自己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当福柯把他对过去发生的事件所进行的研究命名为谱系学或者知识考古学的时候，他实际上的意思是他所研究的是没有“历史的历史学”——他在研究过去发生的事，但是他拒绝承认现行的历史观。现代的历史学考察问题的基点是“现代”，考察过去发生的事所提出的问题是：它们如何汇聚和演变为现代？福柯所做的可以说就是对于这样一种历史观的破坏，拒绝把过去当作“发展”到现代的进步链条上的“一环”。在这本书中他想问的是：过去的种种不同的治理术，它们在当时发生了什么？意味着什么？希望福柯的回答能够启发我们的大脑。 本书的翻译由陈晓径与我负责，我翻译了第1课到第7课，陈晓径翻译后面的课程。福柯的著作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涉及很多的历史知识，专业术语的翻译也常常令人破费踌躇。本书最后由我统稿，理当由我承担文责，翻译中如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0年7月27日于北京
注释： [1]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福柯在1978年2月1日的授课中说，如果他能给授课换一个名字的话，他会选择“治理术”的历史。 [3]《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二节。 [4]Police一词在18世纪的意思与今天不同，今天的police专指对社会管理的消极方面，也就是禁止的方面。而18世纪的police包括政府管理的一切方面，包括积极地处理政治经济问题，例如促进人口增长，鼓励出口等等，因此在这本书中police一词一般译为“公共管理”。 [5]《课程概要》。 [6]1978年1月18日授课。 [7]重农主义者最初就是用laisser-faire（让他们干）来翻译老子的“无为”。 [8]1978年1月18日授课。 [9]根据Littré法语词典，Population这个词是十八世纪以后才成为一个流行词汇。 [10]1978年3月29日授课。 [11]《课程概要》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恩选集》，第4卷，第237页。 [13]1978年1月18日授课。 [14]1978年1月18日授课。 [15]18世纪还没有所谓人的本性（naturehumaine）的观念。 [16]《授课情况简介》。 [17]1978年1月25日授课。 原载：《安全、领土与人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