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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朝士风就作者而论，文学有多种，如：平民的文学、帝王的文学，士的文学等等。平民的文学如《诗经》之风，大多是田间地头即兴而作，随口而唱，看到什么写什么，怎么想就怎么写怎么唱，无拘无束，生意盎然。帝王的文学，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词》等，气象宏阔，雄浑慷慨。士的文学，学识渊博，情理通畅，行文委婉，落笔精致。士的文学，自屈原发端，经东汉至于南朝，洽于漫漫潮水，占踞中国文学的主要水道，成汪洋之势。 考察南朝的文学，当然要从南朝文学的主要作者——士入手。离开了作者，当然就没有文学，离开了士，就没有完整的的南朝文学。任昉就是南朝士人的典型代表。一个典型的南朝的士，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其一，他要有中等的家庭出身。南朝基本上是一个平民建立的王朝。东汉两晋以来的豪门势族很容易受到寒门出身的皇族的排挤。南朝社会动荡，王朝更替频繁，前一代皇族很容易受到后一代皇族的诛杀。中等士族出身，是南朝社会中坚力量。其二，他要有文学才华，要有学识。文章与学术是南朝士人最看重的才能，是文士与武士最基本的区别。其三要有交往能力。文人集团已经成为南朝士人最基本的组织形态，士人在这些集团中获得成长的机会。 任昉正是这样一个士子。南朝士人家族之间的关系。南朝谱牒之学盛行，士人都有撰家谱的风气。自汉末魏初，用九品中正选举，出现了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的局面。那些年经的士族子弟，在刚入仕的时候，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已经基本确定了。任昉出身清显，为山东乐安郡博昌县的世族。作者在上海图书馆找了到《任氏家谱》，这份珍贵的史料有一部分是任昉的儿子所写。该著结合新旧唐书所记，对乐安任史的家乘作了一个系统的梳理。由此知道晋东渡以后，举族迁于南兖州博昌县，即今天的扬州。任昉伯父曾任遐为御史大夫，任昉父亲任遥曾任散骑常侍闲职，奉禄微薄，任昉家中十分贫困。任昉的出身，在当时的士族基本可以算是中等。这个士族阶层有一个交往的圈子。比如，任昉从小就受到贵族们的赏识，有很高的声誉。 这样的北方士族有什么样的家族传统呢？这个问题很难考察。周一良先生说：“东晋南北朝时人之名，往往反映宗教信仰，民间风俗以及宗教来源等。” [6]南朝士族大都有名，有字，有绰号，有谥号。这些名字里包含着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家庭期许、社会评价等内容。该著别出心裁地从任昉的称号入手，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考察。任昉，字彦升，小名阿堆。“昉”是齐语，暗寓了任昉是山东高门。“升”是“升”的俗语，表明了与南方俗族融合之意。“昉”和“升”都是开始的意思，穷极其源，这与任家信奉佛教有关。“彦”是美貌的男士。六朝的时候，文士们十分讲究风流倜傥，有许人都取字为“彦”。“堆”是“阜”的俗字，这里面暗寓了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典故，寄托了家人对任昉的期望。这样的写法可谓别出心裁。此外，一般的身世考不大注意母族。事实上，南朝士子受到母族很大的影响。该著从两条结过来考察任昉的母族。一是母亲对他的教育。任昉的母族为闻喜县裴氏，亦为山东巨族。裴氏高明有德行，有一次白天睡觉，她梦见有一个四角悬铃的五色采旗自天而坠，其中一个铃落入怀中，因而有以身娠。这个梦说明裴氏希望任昉长大后成为文坛盟主。任昉在品行和学识方面深受母亲影响。二是母系亲属对他仕途的影响。他与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裴子野等是从中表。任昉的仕途，部分得益于其母族的大力提携。 考察任昉的仕履，也是该著的一大亮点。从北方南迁的士族，多半贫穷。因为拥有的土地很少，家中的一切开支只能靠俸禄来支付。任昉16岁就踏上仕途，任宋丹阳尹刘秉主簿，旋即转任奉朝请，举南兖州秀才第一，除征北行参军，结识江淹。17岁，拜太学博士，19岁，为王俭所赏，入王俭幕府。25岁，辟卫将军王俭丹阳尹主簿。26岁，辟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迁司徒刑狱参军事，入为尚书殿中郎，与宗夬同接魏使，以父忧去职。除父忧服，复遭母忧。31岁，除文惠太子步兵校尉，管东宫书记。为仪曹郎。32岁，除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39岁除齐明帝朝中书侍郎，除仪曹郎，与刘沨共掌秘阁四部。41岁，除齐废帝东昏侯中书郎。42岁为骠骑大将军晋安王宝义司徒右长史，除萧衍骠骑记室，与沈约同掌霸府文笔。43岁，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除大司马记室参军，拜黄门侍郎，迁吏部郎中，掌著作郎。44岁，除御史中丞，出为义兴太守。45岁，重除吏部郎，参掌大选，居职不称，除御史中丞，秘书监。47岁，除御史中丞，寻转御史中丞，秘书监，领前军将军。48岁至49岁，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对任昉一生的仕履情部一一进行考证，他个人的兴衰荣辱尽在其中，与其有过从的南朝士子的命运，也都揭示出来了。 南朝士子的门第是由先天决定的，那士子的交游基本上完全由自己掌握。南朝士族集团与皇族、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文人集团与文人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南朝士子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除受到乡党州闾推举之外，还得要主动交游，到王侯将相的幕府里去广泛地结交名士，增加自己的阅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刘宋的文帝、武帝、明帝很好士。到了齐、梁朝，出现了王俭文士集团、萧子良文士集团、萧衍文士集团、萧统文士集团这样的规模很大的文士集团，为士子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许多北地望族和素门凡流都由此步入仕途。南朝是交游最密切的时期。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刘孝标写的《文绝交论》，该文的触发点就是任昉。任昉是南朝士子交游的代表，结交十分广泛，是王俭、萧子良、萧衍文人集团的中坚力量。 该著考察了任昉在王俭文士集团、萧子良文士集团、萧衍文士集团中的交游情况。王俭文士集团是南朝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士集团。任昉之所以能进入这个集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的父亲任遥长期在王俭府任幕僚。其二是任昉的文章写得好，经常帮王俭修订一些文件。所以，齐武帝永明元年（483），王俭重掌选部，进号卫军将军，将任昉提拔为丹阳尹主簿。任昉在王俭府结识了萧琛、何宪、谢朓、萧衍等人，与刘沨共同执掌秘阁四部书。对于年轻的任昉来说，王俭府就是一所大学，他从王俭那里见识了许多书籍，学习了目录学。王俭失势后，任昉和其门下大部分文士一起转投到萧子良门下。齐武帝永明七年（489），王俭薨，当时尚正在家中守服的任昉，拾掇王俭一生的遗文，编成《齐太尉王俭集》六十卷，并持笔为该集作序。该著从这段典范性的序文中，读到了任昉对王俭的悼恩与愧疚之情。 以细读的方式，将任昉的作品与相关史志的记载对读，来发掘任昉与各文士集团的关系，这是该著很鲜明的特点。再如，建武元年(494)，萧子良薨，任昉撰写了《文宣竟陵王行状》，评价萧子良忠孝两全，救济贫困，乐善好施，广泛涉及礼学、易学、乐学、诗学和文献学，知识渊博，广泛涉及礼学、易学、乐学、诗学和文献学，知识渊博，政绩良好，西坻环境优美，所招士既有皇室成员，又有一般文人，包容性很强。该著考察了当时士子对于萧子良的评价，认为《文宣竟陵王行状》所述与萧子良生平基本相符，所评代表了当时士林的普遍意见，应该作为我们评价萧子良的主要依据。萧子良的品行、学识、政绩在当时诸藩王中皆为翘楚，深孚众望。萧子良在身边聚集了大批文士。任昉与萧子良文集团沈约、萧琛、王融、谢朓、范云、萧衍、陆倕、张思光，何宪、孔广、江淹、虞炎、何僩、周颙、庾杲之、刘虬、宗夬、柳恽、王僧孺、江革、范缜、孔休源、谢朏均有交往。萧子良文士集团解体后，旗下士子，王亮一派成为宦官势力的帮闲，任昉、王僧孺一派依然保持了清流本色。更为关键的是，该著指出了王俭、萧子良文士集团的清流特点和任昉在这两个集团中发挥的作用。 萧衍得势后，原萧子良文士帐下的失意文人都逐渐集聚集起来，成为萧衍篡齐的支柱力量。萧衍登上大位后，自然对这些人十分倚重，除吏部侍郎的任昉乐于提携人才，实际上是梁初萧衍文士集团中的主要人物，一大批士子被任昉延揽到新兴的政权中来，包括：到溉、到洽、张率、刘孝绰、司马褧、刘显、刘之遴、刘杳、谢举、周兴嗣、王籍、臧严、伏挺、伏暅、陆厥、殷钧、殷芸、刘苞、吴均等。该著并不同意《广绝交论》中所提的观点，通过任昉为线索考察南朝士人的交游，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文士集团将士人精神终于转化为最高意志，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其二、文士集团提携了大批寒门士子进入仕途；其三、文士集团提拔了大批年轻文士，一洗齐末吏治昏乱之风，给梁初的政坛带来清正廉明的风气，获得好评；其四，文士集团促进了南北家族的融和；其五，文士集团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其六，文士集团推动了诗体与文体的革新。于是，该著很自然地转到对学风与文风的讨论上来。 二、 士风与学风南朝士族的文学创作、文集编撰、文体辨析。南朝士人聚书成风。南朝士人聚书成风。南朝文人还十分喜爱研究图书。聚书、研书的风气，对文学起到了推进作用。促进了文章总集的产生，推动了文章学的发展。形成了在诗文创作中使用新奇典故的风气。 从刘宋到萧梁，士风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喜欢聚书。任昉为梁代聚书大家，与沈约、王僧孺齐名。该著饶有兴致地考察了任昉作为一个普通的聚书家的聚书过程。他从十六岁就做了学官，开始抄录书籍，直到他死在新安任上，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搜集了一万多册书籍。任昉又研习刘向、班固、挚虞、荀勖诸人书目，与王俭、王亮、谢谢等人颇有交往，对于齐梁藏在秘阁的书籍尽都渔猎。 有了这些书籍作经验和基础，任昉就可以开始他的目录学研究了。在霸府初开之时，秘阁篇卷淆乱之际，任昉奉梁武帝之命令，广征天下坟典，用四部的方法编目校理，写出《天监六年秘阁四部书目》，其后殷钧《梁天监六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祖暅《术数书目录》、《华林园释典书目录》，刘遵《梁东宫四部目录》，刘杳《古今四部书目》等书目都是在任昉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该著的这个考察，把南朝目录学发展的详情揭示了出来了。 南朝士族学术的重建，地理学、文献学、史学等。研究地理志是齐梁士大夫之风气。陆澄所辑的《地理书》，大略可以归为三类：一为方志，二为纪行、三为述异。方志之学，肇自东汉，西晋以来，洛阳、吴郡、京口、会稽、南徐州、荆州、豫章、邺中、陈留等地均有方志。佛学东传以后，沙门又有佛国记，外国传。东晋以来，士人喜欢居山游历，谢灵运有山记。晋室东渡，以至于宋，士大夫都崇尚清谈，谈论迂怪的风气于是敷衍成为一门学问了。由史部入居子部杂录。任昉将王俭《七志·图籍志》阮孝绪《七录·记传录·土地部》中所录的地理书目与吴郡陆澄的地理书搜罗起来，整理为《地理书》、《地记》，集汉、晋、宋、齐，南方与北方地理学之大成。现多佚，历来学者都难考其详，清人王漠所集《汉唐地理书钞》辑成一卷。 最重要的，是南朝的文章学。任昉的《文章缘起》条列了84种文体的渊源。该书在陈代有人续写，唐代有人补辑，自宋代起就有刻本流传，明代陈懋仁为之作注并续写，清代方熊作了补注。至今尚存四个版本系统共十五种刻本，被四库全书收印了两遍。《文选》的文体归类，受到了该书的影响。宋人严羽写《沧浪诗话》，诗体部分沿用自该书。《文章始》的出现，标志着在齐梁时代，文章兴盛，文章总集别集发达，文章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任昉刻意将其摆到了与经学、史学、佛学同等的高度。从理论上讲，文章就不应该原始到经术上去了。这些都是对文学自觉这一论断的最好阐释。 三、 士风与文风该著对任昉的诗与文的特点进行了概括，这种概括是建立在经典评价的阐释的基础上的。如讨论任昉的诗风，就以钟嵘《诗品》所评为准，论任昉诗风特点有四：一曰拓体渊雅，二曰善铨事理，三曰竞须新事，四曰词不贵奇。我们知道，现在留下来的当时的品评材料很少，文字很有限，这就不得不分别作出阐释。拓体渊雅，是指文体和正，声调雅致，这要以渊博的学识和良好的儒学修养作为基础。锺嵘说任昉孝友淳厚、品德高尚、垂范士林、有国士之风，称赞其人品的同时，也肯定其文风。这个阐释将一般的人格与文风的批评理论细化了。善铨事理，是指文章必须与事理相合，前后贯通。它本是对历史散文、政论散文的要求，后又应用到连珠、七体等韵文。任昉将这种写作方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促进了南朝诗歌的“笔化”与“文化”。这个说法很新颖，也很符合实际情况。南朝一方面有文笔之辨，大多数文学家都主张文与笔两个大类的文体应该分开。事实上，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两者之间必然会产生相互的影响，很难一刀切。指事是五言诗发展的必由之路。建安诗人，已经开指事之风。晋宋以来，指事之风愈盛，以傅咸、应璩为代表。刘宋朝后，喜用指事的诗人有颜延之、谢灵运、谢庄、刘骏等人。任昉作诗喜引新典故，不论外家内家、正史别史。该著还更进一步指出渊雅出于儒家，直致出于道家。渊雅的诗风，从指事中出；奇格的诗风，自直致中来。原来，钟嵘的评语，还体现了当时士人儒道两家不同的价值取向。钟嵘说任昉诗“词不贵奇”、“诗不得奇”，是批评其遣词立意过于平实，这正是由善铨事理、竞须新事有写作方法导致的。从一个诗人，一种诗风发掘出一个诗派来，这也给人很多启示。该著说，齐梁诗坛的任昉诗派受到当时的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贬斥，到齐梁一代，则有任昉诗派，我们以批评家与史学家的评论为线索，考出其成员有：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钟宪、颜则、顾则心、王融、刘绘、丘迟、刘苞、刘孝绰、王僧孺等。 任昉笔长，是南朝文论家的通共识，甚至成为整个南朝的文学典范，被大量选入《文选》中，形成了所谓的任昉现象。该著以李兆洛的评价为基准，深度阐释释了任昉笔的四个特点：琢词自工、用事圆润、委婉周密、情与气偕，并说明任昉笔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结语任昉（460-508）是生活在宋、齐、梁三朝的任昉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地理学家、小说家、目录学家、政治家，对南朝士族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一生是南朝士文化的一个缩影。《任昉与南朝士风》广泛涉及地理、历史、文献、文学、学术、政治，艺术等领域， 将史志、类书、总集、别集、碑志、家谱、经注中的南朝士族相关史料分类考察，经史子集互证，纸面文献与地下文献互证，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学互证，中西学理互证，考论并举，较宏观地反映南朝士族的生活状况。该著在材料运用上有三点经验可借鉴：一是以任昉为结过全面搜集南朝士族文化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二是对这些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将有规律性质的方面发掘出来；三是对材料中所体现的规律进行合理的解释。该著对南朝文学及士风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原载：《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