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藏族女性作家中，尼玛潘多可以说是十分独特的一位。她以遒劲绵密的现实主义文笔，深入地描绘西藏农村的生活，揭开了惯常阅读中神秘魔幻的西藏的面纱，让我们了解到了西藏的世俗生活，触摸那尚未被触摸的灵魂。
    尼玛潘多童年时期跟随父母生活在日喀则郊区的农场，从小对农村的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藏东农村生活在她的文本中娓娓道来，毫无违和之感。因为是报社记者，她又天然地对一些重大的题材保持着敏感。工作的繁重使她的创作并不是很多，然而从这些作品中，也可以窥到尼玛潘多独特的写作质地。
    首先要谈的是尼玛潘多的《紫青稞》。女性作家天然地关注女性的命运，尼玛潘多也毫不例外，她的一系列作品大抵可以被称为“女性之书”，然而她又将女性纳入时代的进程，将鲜被关注的西藏农村变革纳入文学史，这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西藏虽然处在祖国的边疆，传统文化和宗教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起着根深蒂固的作用，但改革开放的潮流也在不断洗涤着旧的一切。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强烈碰撞，新的时代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多种文化碰撞的冲突和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日益加强，使得现代化进程中藏族女性的生存环境、生存结构及个人境遇和追求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改变，由此整个藏族女性文学的潜在发展轨迹、创作主旨以及创作技巧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面对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冲突，面对时代巨变和民族传统中因袭的负累，藏族女性作家往往能够直面民族前行过程中的悲欢，侧重于对本民族文化的探求与追寻，力图以自己的创作重构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女性作家从女性特异的性别视角出发，以敏感细腻的心灵对现实世界进行独特的体验，并将女性的性别体验上升到对民族生存经验的体认，在其作品中反映藏族女性在社会嬗变过程中女性意识由懵懂到自觉的过程。
    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就是这样一部描写广阔社会生活面，对本民族女性生存状态进行探寻和思考，充满历史厚重感和鲜明女性意识的优秀之作。它以当代西藏农村儿女的命运变迁、曲折情路为中心，展开了对现实世俗生活的真切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期西藏社会真实的一面。面对藏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也要经历的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对立冲突，尼玛潘多既没有一味去美化乡村，对城市文明持批判态度，也没有片面地高扬现代化的旗帜，去批判农村的不合时宜，而是将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的变革放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呈现，通过藏家儿女的悲欢离合展现时代的风潮。
    《紫青稞》以宏大的时代转变为背景，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去看待藏民族前行过程中艰苦的蜕变，以一种理性精神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进行新的审视。“紫青稞”在作品中充满了象征色彩，代表的是一种苦难、一种坚忍、一种生命的顽强。“普村是嘎东县各自然村中，离县城最远的村庄，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使紫青稞这种极具生命力的植物，成为这里的主要农作物。”这里的自然条件是那样的恶劣，然而这里却洋溢着最热烈的生命力：“只要男人的扎年琴弹起来，女人的歌声就会和起来，连足尖也会舞蹈起来。无论日子多么窘迫，他们的歌声从来没有断过，他们的舞步也从没停过。”正是在这样一种刚健的民族精神的哺育下，普村的男男女女从来都是达观地对待生活，即使是洪水冲毁了家园，他们也会很快从困苦的阴影中走出，放声歌唱。藏传佛教和民族传统精神中的粗犷豪放使藏族人能够达观地对待生命中的苦与乐。然而，这里仍然有许多阴霾，在贫瘠的普村，传统的等级制度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在旧西藏，铁匠被认为是罪孽深重之人，是黑骨头，因为他们炼制各种器械，而这些器械常被用于杀生和战争，而佛教认为杀生和屠戮是罪恶的，所以铁匠在旧时地位十分低下。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明文规定铁匠属于下等人，其命价为一根草绳。铁匠的子女也被认为血液不干净，因此世代被人瞧不起。罗布旦增爱上了铁匠的女儿措姆，思想传统的阿妈曲宗坚决不答应，她认为自己一家虽然日子过得紧，但“在村里算得上是有‘身份’的人，是能和其他村民共用一个酒碗喝酒的人；而铁匠扎西这几年靠手艺挣了一些钱，家境不错，可毕竟出身低贱，村里没人跟他们共用一个酒碗喝酒，这是明眼人有目共睹的事情。”根深蒂固的血统等级观念，使得阿妈曲宗不能接受铁匠的女儿，罗布旦增为了爱情，出走来到措姆家入赘。也正是因为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罗布旦增的出走，阿妈曲宗家由此渐趋破败，也让每个家庭成员内心埋上了阴影。达吉爱着铁匠的儿子旺久，只好把这种情愫潜埋于心底。桑吉爱着出身高贵的多吉，也因为哥哥的婚事而受到影响，“如果不是大哥突然住进铁匠家，执意要做铁匠的女婿，强苏家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的婚事；但现在可以了，一个高贵家族怎能接受和铁匠家沾亲带故的媳妇。”阿妈曲宗家儿女的悲剧情感由此拉开序幕。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一种传统的等级制度和血统观念，也逐渐在现代文明与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开始动摇，旺久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出身与血统不再成为一道屏障，作品写普拉“亲眼看见旺久身边的人是如何巴结旺久的，假如旺久喝酒，那些人一定会争着和他共用一个酒杯……”旺久的精明能干，豁朗大度，也使达吉有了坚固的依靠。虽然与普拉结婚，但旺久却一直驻留在达吉的心中，而普拉好高骛远、狭隘猜疑，最终失去了达吉。固守传统观念的阿叔也因为旺久的能干热情而对旺久十分感恩，连小妹妹边吉也对旺久充满敬意。而与旺久相对的是多吉，他虽然血统高贵，然而却好逸恶劳，品性龌龊，风流成性，辜负了深爱他的桑吉，到最后人人厌恶唾弃他，还被抓进了公安局。可以看出，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门第观念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年轻一辈虽然依然受血统观念的影响，但逐渐走出历史的禁锢，在情感的世界里开始向自由的天空翱翔。
    此外，作品还通过城乡对比，通过森格村与普村的对比，来揭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乡差别。普村的人羡慕住在城边的森格村人，森格村人天然地对贫苦的普村人有种优越感，但森格村人却对县城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达吉也一样，喜欢看县城里的花花绿绿，喜欢县城繁华的样子，和别人不同的是，她还喜欢县城的名分，生活在县城附近，她觉得自己也变得高贵起来。”对城市的向往与追求，实质上是对现代文明的追求。然而，强大的城乡差别，使得我们的乡村儿女倍感压抑。桑吉到了城里，感受到的不是城市的温暖而是城市的冷漠，“城市再大，也没有一处墙根会让你歇息；城市再富，也没有一碗清茶供你解渴；城市再美，也没有一样美丽为你存在。桑吉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农村与城市的不同。”城市在农村人面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强烈的城乡差异，反映了社会转型期藏区的真实面貌，在社会发展中，这样一种城乡差异及其给农村人带来的精神压抑如同内地一样，让我们倍感痛苦和无能为力。
    尼玛潘多看到了现代文明对西藏乡村社会的冲击，感受到了传统习俗对世俗人生的禁锢，并由此反思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及弊端，写出了社会嬗变过程中必然带来的精神情感的变化，并通过对普村、森格村、嘎东县城及拉萨生活的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广阔的世俗生活画卷。对民族前行过程中社会面貌和民众心理的真切描写，使得尼玛潘多的创作带有极强的现实性，我们能够通过她的抒写去体会一个民族在时代转型期所面临的生机和精神上的困惑。
    作为女性，尼玛潘多又和其他女性作家一样先天地对女性的生活感同身受，其文本对本民族女性生存状态进行了探寻和思考，充满了历史厚重感和鲜明女性意识。尼玛潘多以女性独具的细腻、敏感，通过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展示了西藏农村女性的生活面貌，以及她们在时代转变过程中面临的多重考验和精神抉择，传递着藏民族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和价值观念。阿妈曲宗家的三个女儿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农村女孩的类型。达吉代表着求新求变、一往无前的农村新女性，是作品中最有生命活力的女性。她性格坚韧、冷静，勇敢无畏而执著地追求新的生活，为了逃离贫穷无望的普村生活，她义无反顾地跟随叔叔来到挨着县城的森格村，靠着自己的灵敏、机智和朴实耐劳，达吉赢得了阿叔的信任，在森格村如鱼得水，并被县妇联主席赏识，带领贫困妇女组成互助组，制作奶渣和酥油。虽然创业最终失败了，但达吉却在生活中磨练了自己。在爱情的取舍上，达吉也完全听从自己的内心，不像自己的姐姐桑吉那样逆来顺受。她对自身的境遇有清醒的认识，敢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一个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也是一个在社会转型期能够紧跟时代发展脚步的坚韧的女性。通过对达吉的描写可以看到在时代转型期藏族女性对自我命运的把握与女性意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她身上的故事也颇能折射出现代女性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的艰难蜕变。相对达吉而言，姐姐桑吉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在她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女性隐忍的一面。她性格柔弱、温婉，与妹妹达吉不同，她保守着乡村的传统习惯，对命运与爱情的选择，也不像达吉一样具有自己的主张。她爱上了出身高贵的强苏家的小儿子多吉，仅仅因为朦胧的好感和青春期对爱情的向往便将全部身心都给了这个不能承担责任的男人。桑吉有了身孕，此时强苏却流落在城市，过着荒唐堕落的生活，完全忘记了桑吉。桑吉不得不抛下母亲来到城里去寻找多吉，经历了千般痛苦，甚至为了生存，还去乞讨，在一次次的隐忍和无望中，销蚀了昔日对多吉的刻骨之爱。她被命运推动着一步步无可奈何地朝前行进，苦难与痛苦一直伴随着她前行的道路。虽然善良的老阿妈收留了她，使得她在城市有了落脚之地，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她关怀，最终还促成了她与强巴的结合，但我们也很难知道桑吉是否有个美好的未来。在三姐妹中，小妹妹边吉尚为年幼，作者用力较少，但从边吉这一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在时代变异的进程中，藏民族的儿女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考验中，她们灵魂的焦灼与困惑。现代化给农村带来了一些变化，但与此同时也给人们的精神以很大的冲击。贫瘠的现实与都市生活的繁荣，给女性以很大冲击。尼玛潘多以细致的笔触描写了在时代变化中的三个女性命运的悲欢，融注了她对女性生存、民族困境的思考，她的写作没有局限在女性狭小的个人情感的天地，而是将女性的命运与民族发展的特定背景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较为深广的历史内涵。
    尼玛潘多拒绝对西藏神秘化的表现，她说：“我只是想讲一个故事，一个普通藏族人家的故事，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面临生活、生存问题的故事。在很多媒介中，西藏已经符号化了，或是神秘的，或是艰险的。我想做的就是剥去西藏的神秘与玄奥的外衣，以普通藏族人的真实生活展现跨越民族界限的、人类共通的真实情感。”她的一系列作品秉承现实主义道路，揭示西藏当下生活中普通人生存的困境和他们的精神追求。《城市的门》是小说《紫青稞》中的片段，着重刻画桑吉到达城市，经历了各种痛苦，写出了城乡差别和女性所要忍受的生存之痛。《琼珠的心事》写农村姑娘琼珠去拉萨参加了一场体育大赛的开幕式，暗恋上舞蹈指导，回到农村后她陷入暗恋的无望痛苦中，受到家人和村中人的冷嘲热讽。终于有机会再次进城进行藏戏表演，然而琼珠才知道，她暗恋的舞蹈指导已经结婚。作品写出了城市与农村的隔阂，写出了女性内心隐幽的世界。《协噶尔村的央宗》写央宗的丈夫从牧区带回来一个女人，这对倔强的央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央宗的丈夫要带这个女人回牧区老家的时候，央宗诅咒了丈夫，丈夫因翻车死去。后来央宗明白了这个女人并不是丈夫移情别恋，而是为了信守承诺照顾他恩人的妻子。等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央宗十分痛苦，她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不告诉她这一切，也为自己诅咒丈夫而后悔不已，决定出家为尼。《针尖上的日子》写的是一个从小县城调到拉萨来工作的女子的心路历程，来到城市，面对人生地不熟、面对工作和情感的困惑，她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犹如在针尖上过生活。这些短篇小说都涉及到女性的生存之痛，她们在现实中的苦苦挣扎，作品对女性内心隐幽世界的描写细腻而又真切，有着感人肺腑的力量。
    西藏是一块文学的沃土，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藏以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走向中国文坛的前沿阵地，虽然在9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一度趋于平静，但藏族作家一直没有停止对艺术手法的多样化探求。尼玛潘多吸收着现代主义的营养，然而她又秉持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不仅在深入细致地观察和表现生活上显示出了冷静而理性的成熟态度，而且在人物塑造、细节描写和主题开掘等方面，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她的创作在伦理精神和宗教传统的处理方面，包含着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她关注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农民的生存困境和他们的苦苦挣扎以及在苦难之境中为了生存和尊严所付出的努力，她深刻地表现着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生存困境以及人们在这种困境下对生命的激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洋溢着一种鲜活的生命力，这使得尼玛潘多的作品犹如雪域高原上的紫青稞一样，独特地存在，充满勃勃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