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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军学弟的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蒙谱》）历尽曲折，终于出版，作为该书最早的一批读者，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虽曾于2005年给承军讲授过一学期的课，但其间并无交流，反倒是课业结束后，来往渐密。2007年，承军毕业离校，前往湖北一家杂志社就任编辑，这对于基层地方院校的学生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归宿，但没过多久，承军竟辞去工作，决意返川笃志于《蒙谱》一书的写作。 说实话，承军当初告诉我他的选择时，我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对当前基层地方院校普遍自甘堕落，以解决学生就业为唯一办学宗旨的做法，深感痛心。以为基层地方院校，特别是师范院校的办学目的和责任，虽未必要求学生将来尽数从事高深学术的研究，但仍应以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增进他们对本专业的了解为要务。若唯以衣食利禄之道教人，窃恐“穷斯滥矣”。 但另一方面，我对承军的这个举措，又深深地感到忧虑。毕竟现在不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的学界前辈，多具有恢弘的气度、唯才是举的公心、一言九鼎般的权力。当年因为陈寅恪先生的推荐，季羡林就能顺利地被北大聘用，而且任副教授不到一星期即升为正教授，用季自己的话说：速度之快，足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于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对童书业、陈垣对启功等人的提携，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佳话。所以那时的绩学之士也才能潜心于学问，而不必为将来生计发愁。可是现在，不要说是没有官衔的教授，就是拥有了比以往管理者更大权力的校长和书记们，可曾有谁听说过他们举荐录用过一个写了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或一本有影响的著作但却没有职称、没有学衔的后进学人？ 然而承军却矢志不回，日奔走于成都各大图书馆之间，访书、抄书、借书、买书、卖书、再买书……几成当时生活之全部。好在承军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全国各地学友的帮助。最后北京中华书局不为世俗所左右，慨然将其列入“当代学人年谱丛书”中，使得该书终于得以顺利出版。 《蒙谱》定稿前，承军曾送给我一份打印稿，我曾给他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我建议可以在书后增列个待访书目；《蒙谱》有《后谱》一卷，止于蒙文通先生逝世一百周年，我以为实无必要。至于全书的校勘，我更是希望他最后能找人代校下，因为自己校对自己的文章，由于存在潜在的知识背景，总是不容易发现其中的错误，所谓当局者迷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建议，承军有的采纳了，有的没采纳。没采纳，有的应当是现实环境不允许。去年七月份，我曾和几个学生去过当时他在成都的寓所———成都玉林小区附近的一栋单位楼中，数人合租，灯光昏暗，环境逼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作者对书稿进行精益求精的修改和校对，那昏聩程度就如听说有人饿死，还问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一样。 正如我此前担心的一样，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蒙谱》 的出版，是无助于改变承军的现实处境的。但承军却不以为意，反而倍受鼓舞，又继续投入到乡贤王乃澂等人的诗文收集整理工作中，据说国内另一家知名的古籍出版社已将其列入出版计划。他的家乡———以盛产挂面著称的四川中江方志办的一些先生听说后，甚至准备将其载入县志，这多少令我感到万分欣喜。是啊，当年意在矫世，除了裸葬一无可称的杨王孙等都能载入国史，那么在“世久轻原宪，人方逐子敖”的时代，做出突出成绩的承军之流如果能被载入家乡方志，不是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吗？只是一想到一个有志于献身学术的青年学人若干年后最终将因环境所迫，不免逐渐淡出学界，作为他曾经的老师，我又不禁如昔年读《晋书·王尼传》时一样，内心深深地涌起一阵悲凉！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02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