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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简介 祖籍江西，1954年10月生于台湾。 1975年毕业于台湾艺专戏剧电影系。曾获台湾话剧比赛大专组最佳男演员奖。 1978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伊利诺大学与纽约大学，专修戏剧导演与电影创作。纽约大学学习期间，拍摄了16毫米电影《追打》（1980年）、《我爱中国菜》（1981年）、《棒艺术家》（1981年）等。1984年完成毕业作品《分界线》，获纽约大学生电影节金奖作品奖及最佳导演奖。获电影硕士学位毕业，留在美国开拓电影事业。 获奖情况 2006年 《断背山》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63届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78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 2000年《卧虎藏龙》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第58届金球奖最佳导演美国“导演协会奖” 1995年《理智与情感》美国全国影评协会和纽约电影评论家协会最佳导演 1993年《喜宴》第3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西雅图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题记 上周二，前后在上海停留了5天的李安飞往北京，继续他新片《色戒》的前期工作。李安在美国学习电影，精通西方银幕规律，曾获奥斯卡大奖。然而手握本届国际上海电影节“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奖杯，始终以中华传统审视全世界的他，用一句“谢谢你们把我当作中国电影的一分子”，道出了深厚的文化归属情结。 在上海的5天，李安始终忙忙碌碌。仅18日一天，他就转场4次。先在“金爵”电影论坛上与冯小刚一起探讨“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的关系”；然后赶往数十公里外的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和学生分享电影心得；接着是一个小时的媒体访问；晚上又准时赶回电影节会场与内地导演分析观众。无论是按“行程安排”同公众见面，还是在飞机场、停车场等“中转站”，面对热心影迷和“追访”媒体的围堵，李安始终显示出儒雅的大家风范。 拍拍记者的肩，“别着急。” 李安获邀上海国际电影节，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低调”。 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李安没有走贵宾通道，也没有戴墨镜。衣着简朴的他，甚至因为行李晚到，在领取行李的通道前，平静地等待了许久。面对眼尖乘客狂闪的闪光灯，李安并没有不满，碰到要签名想说话的影迷，他更是放慢脚步聊上几句。 开幕式结束当晚，记者偶遇了在地下停车场等车的李安。等待的20分钟，他的脸上依旧挂着开幕式领奖时的微笑。尽管地下室空气燥热，他依旧不急不躁，面对记者的突然出现，他也和颜悦色地回答了所有提问。当工作人员试图将记者和他隔离时，着急的记者变得语速飞快，这时他却拍拍记者的肩，“别着急。” 谈《色戒》：有人期待很高，有人磨刀霍霍 除了出席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李安此行还为新片《色戒》选角选景。尽管男主角已经确定为梁朝伟，但是女主角至今没有得到他亲口确定。坐在“金爵”电影论坛上，李安说出了自己拍摄《色戒》的“复杂”心情。 “《色戒》我最喜欢的张爱玲作品。她花了十年写成，我觉得特别深刻，对我来讲，是最完美的一篇。”用“崇拜”形容自己对张爱玲文字的感情，李安说起初没有想把张爱玲的作品拍成电影，“但是《色戒》的电影感特别强，好像是用电影的手法去写的。还因为它短，想象的空间大，而且有一点意识流。” 《色戒》已经开始筹备，进入选角选景阶段。正在“磨剧本”的李安，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接受采访时，他甚至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我知道很多人期待很高，可也有许多专家正在磨刀霍霍。如果张爱玲现在来改编的话也会头疼。我希望用更戏剧的方式来表现，对小说可能会动得比较大。” “隐于家” 带孩子做饭，终于撑到走红 “隐”是一种境界。不仅需要一种豁达，看淡蛰伏中的困苦，更需要在“隐”中完成积累，达成最后的勃发。以从不放弃的坚韧，凭刻苦勤奋地学习，“隐于家”之后，李安终于“谷底翻红”，成为世界一流导演。说起“穷居六年”的经历，懂得发现生活的李安说，其实是这6年磨练了他。 1984年李安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系，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电影职业生涯。然而最初6年里，这位“才子”一直无片可拍。在最困苦的时候，只能每天在家带孩子做饭。李安曾经想过，“老天爷在和我开玩笑，或许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 职业生涯“高开低走” ●“毕业快6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些理想，三四年后，人往40岁走，依旧如此。于是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 2001年5月，母校纽约大学授予李安荣誉博士学位，17年前的1984年，李安的毕业作品《分界线》在纽约大学生影展中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两个大奖。正准备打包回台湾发展的李安，被一家知名经纪公司挽留，说他将来在美国极有发展潜力，表示要和他签约。于是李安决定留在美国。“那时候我小孩刚出生，太太还在拿博士学位，所以我说留一留，这样的一留就改变了我的命运吧！”令李安始料未及的“穷居六年”就此开始。 李安抱着自己的第一个合作剧本，开始了好莱坞之旅，两个星期跑了30多家公司。由于《分界线》的影响力，李安听到的始终是这些公司给他的吹捧之声，于是满心希望，开始修改剧本。当时，在好莱坞，剧本的初稿如果有公司喜欢，就会三番五次地被修改，耗时往往长达一两年。一个成功的剧本拿到投资做成电影，往往要耗费5年时间。而李安常常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已经开始，处于总不死心的状态，结果一筹莫展。靠太太的薪水度日的李安，除了在家准备剧本，其余时间就只能带孩子做饭，就当起了“准全职先生”。 岳母提议李安“改行”开馆子 ●“如果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我早该切腹了。” 这期间，李安的太太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惠嘉就让我自己待着，给我创作的空间，这对我而言是很大的支持。当她跟我生活过一段时间，她就了解了，这样的事情她拿我也没辙。” 当时李安的岳父岳母去美国帮忙。一下飞机，太太就叮嘱二老千万不要提拍片的事情。李安则每天在家做好饭菜“封住”二老的嘴。不过有一天丈母娘还是忍不住提议：“李安，你这样会烧菜，我来投资你开个馆子好不好？”“一路熬着苦等时机，等时机快来了，已经濒临谷底，快不行了。”李安终于还是没有放弃，“好在我做人比较有弹性，我撑到了后来。” 我确实需要6年的磨练 ●“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种郁闷，壮志未酬的经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在李安一个一个计划接连泡汤之后，自己觉得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推手》、《喜宴》两个剧本接连在台湾获得优秀剧作奖。1992年，李安亲自执导的《推手》搬上了银幕，影片随后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和评审团特别奖。1993年的《喜宴》则获得金马奖最佳作品、导演、编剧奖以及观众投票最优秀作品奖，并且拿下了“柏林金熊”，还获得了金球奖和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提名。从此，李安一举跃入世界知名导演行列。 尽管职业生涯的前6年，李安几乎每天就是在家里带孩子、练习厨艺，但是他却表示，其实是这6年磨练了他。在被聘为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名誉教授的座谈会上，这位从学校毕业20多年的名导，告诉在校学生，学与兴趣有关的东西很重要，可是为了要做你有兴趣的东西，要付出更多的看不到的苦功。“电影这个东西没有底，不是毕业出来就有工作。很多年轻人要我鼓励，我说真正在做的，都是你怎么打击都不会反悔的人，并不需要鼓励。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种郁闷，壮志未酬的经历。那谷底的6年，对我来讲最大的成长是学到了一个影片怎样运作，对市场有一些概念，还有我这个人跟市场的关系。用了6年琢磨出一点滋味，等到我拍片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准备。” 和为贵 跟别人争，我很不自在 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精神深深印在李安的思想之中。《卧虎藏龙》为华语电影拿下第一个奥斯卡“小金人”，李安凭借的不仅仅是中国式的包装，更是像片中李慕白一样的“无为不争”的生活哲学。 “我天性竞争性不强，碰到竞赛我会退缩。跟自己争没问题，要跟别人争，我很不自在，我没那个好胜心。”从《推手》第一次参加柏林影展时李安的“自觉煎熬”，到成为各大世界电影节领奖台上的常客，一直“以和为贵”的李安说起评奖，还是带着几分无奈：“我现在也皮了，随波逐流，顺其自然。” 奥斯卡只是一门大生意 ●“拍《推手》的时候，第一次有人叫我导演，拿个木盒给我坐，飘飘然蛮过瘾的，也更坚定了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虽然李安的大部分影片被定位成“艺术电影”，但是李安自己并没有故作清高，作为获得世界电影奖项最多的中国导演，推广华语电影，才是他去影展“赶场”的初衷。“我去影展，基本上就是为影片造势推销。华语电影走进国际市场，多是靠导演亲自叫卖。” 李安曾经各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带着《喜宴》、《饮食男女》两部影片“扫”世界。“电影在本质上是市场属性，就是把人气和新闻‘炒’起来。电影艺术是人为的营造，不是自然形成，所以它的本质可以说是一种造作。” 在李安眼中，没有竞赛的电影节才能真正让他放松。拥有奥斯卡“小金人”的他，对奥斯卡的看法也相当独特，“这摆明了就是一门大生意”。 嘴巴不严“得罪”凯歌 ●“不论输赢，都不自在，所以每次参加比赛我心里总有股别扭。” 尽管其他电影节多少有点和奥斯卡抗衡的意味，但是李安一看到竞赛评比，就有些“头痛”。“清高、脱俗、反好莱坞，可是去参赛，本身就是一种‘从俗’。”参加这些“艺术”影节的影片往往没很高的票房，所以制作班底反而更看重评比结果。这也让常常在欧洲电影节“周游”的李安，感到很不自在，不自觉间常常流露出对影节评奖的“厌倦”。 陈凯歌拍完《风月》之后来到纽约，正在筹备《冰风暴》的李安，和他聊起了参加影展的甘苦。“陈凯歌正说得兴起，我一时牙关没有咬紧，蹦出一句，‘你几岁了，还在比赛’。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二百五’的话。”后来李安看了报纸，得知陈凯歌把事情当笑话和媒体说了。他这才放心，“还是人家通达，但是不知道我又要得罪多少人！不过这个也是报应，我也得参加影展竞赛。” 争起来有些磨磨蹭蹭 ●“《理智与情感》是我把前三部做熟的东西，用英文古装再做一遍。从此以后，我没法再拍同样类型的电影，我必须求变。” 1999年，李安在拍摄《与魔鬼共骑》时，亲自鸣锣开机，在场的老外工作人员也焚香祝愿。而在1995年拍摄《理智与情感》时，西方演员却不听李安的调遣。和英国演员之间的“不和”，导致当时的工作进度相当缓慢，“最后支撑我的也可以说是仅存的一点民族自尊心吧。” 在《理智与情感》剧组，李安要面对爱玛·汤姆森、休·格兰特等大牌。“那时我英文整个句子都讲不全，一紧张，就只能几个字几个字那么蹦，而且剧本还是爱玛·汤姆森本人写的。”李安回忆，刚开拍时，要他们摆，他们总不以为然。尤其英国演员，舞台剧训练的成分很高，需要这样那样跟你表现。“他要演，你什么都没有拍到，就会有一些过不去。和我辩论，我又讲不过他们。我怕他们。所以开拍了，我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后来，电影公司看到了漂亮的样片，西方演员领教了李安的功力，也就渐渐“听话”了。不过“一争三退”的李安对“争”之后的状态还是有些“怵”，“一排制作人员，都在那儿听我怎么导戏，那个压力更大了。” 念父亲 做电影，他只鼓励了一次 父亲和家庭关系，一直是李安影片中的重点。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李安在纽约的公园里玩着棒球和飞盘。虽然和他影片中郎雄扮演的父亲无法相提并论，但是李安对父亲责任和家庭关系的探讨，却折射出他源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人生态度。 无论是《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父亲三部曲”，还是商业片《绿巨人》，甚至借助《断背山》中的“特殊关系”，父亲的描写源于李安对自己父亲的认识。在和记者说起父亲时，李安有些黯然。“既然你没有别的路子，那你只有戴起钢盔继续往前冲。”父亲一直不希望李安从事艺术工作，一生中他只鼓励过李安一次，就在这唯一一次之后的两星期，他就去世了。 味道越来越浓的父亲形象 ●“父亲对我来讲，就是中原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父亲三部曲’里，我将自己经验与情愫，加上编剧，再透过郎叔，把父亲形象给做出来。” 尽管《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并没有在内地的大银幕放映，但是“父亲三部曲”已经成为影迷心中李安电影的招牌作品。而其中郎雄扮演的三位父亲角色也深入人心，虽身份地位生活境域不同，但重视传统精于文化，是三个人物的共同之处。 “我是一个居家男人，这些灵感都来自家庭。”蛰居6年的李安在厨房练出了好手艺，谈到“三部曲”，也用三个菜做比。《推手》像广东菜清蒸鲈鱼，自己的味道还不太知道，原汁原味的，清蒸一下，用料最新鲜，用最少的做工，把菜的原味弄出来；《喜宴》好像是四川菜豆瓣鱼，味道比较重一点，但是很容易入口；《饮食男女》像江浙菜红烧鸡，炖的时间比较久一点，烹调的方式比较讲究一点，回味更浓。 前后3年，李安影片中透出家庭“新旧冲突”的主题，父亲始终处于一种挣扎的状态，到了《绿巨人》，父子感情有了一个极端的宣泄。这多少有点李安个人经历的影子。 知子莫若父 ●“家里来客人，问起我在美国读书，然后听说我是学电影的，他们就不说话了。他们老一辈的总觉得电影不是很正经，士农工商里面没有电影这一行。” 李安的父亲正是他高中的校长，“这很不幸，他对我管教很严。我父亲老是希望我教书。”然而两次高考落榜后，李安却进入了艺专学习。 虽然从学习舞台艺术逐步过渡到电影，父亲一直不太支持李安，可是当李安需要时，父亲还是送给李安一台摄影机。“我问他要，他就给我买。他会买书送我，戏剧大全、莎士比亚大全。老一辈多少有些士大夫的观念，鼓励你就是让你念书。”李安说，过去的父母对子女并不是非常了解。直到有一次，李安真正体会到了“知子莫若父”。 《绿巨人》之后，李安觉得很累，父亲看见儿子好像有点沮丧的样子，就说，怎么搞的，好像看起来有心事？李安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对父亲说，我不想做了，我想退休。他说，你还不到五十岁，你教不教书？我说我不教书。他说，那你只有戴起钢盔继续往前冲了，没有别的路子。这是第一次他鼓励我拍电影。不过，过了两个礼拜他就去世了。他身体好好的，所以我感觉好像是命里注定一样。” 非常道 电影最大的魅力是探寻未知的部分 是商业还是艺术，影评人和观众，想为李安准确定位往往会遇到困难。李安自己说起电影定位，更是颇有些“道可道非常道”的意味：“定位这个东西很难讲。我常常想拍一部艺术片，但反而在商业上比较成功，这东西其实人算不如天算。而且电影最大的魅力是探寻未知的部分。” 李安的文艺片《喜宴》曾用75万美元的投入创造了3000万美元的票房，而豪华投入的科幻大作《绿巨人》却让他遭遇票房和评论的双重打击。“很多人对我的批评，对我的兴趣，很多人也很难给我定位。我自己不去这样定位。” 如果只为了票房或者片型，我可以退休了 李安自称，如果要给自己的电影加一个“人文关怀”或者“自我反思”的光环，那样做出来的东西很做作。“我头两部片子只是想拍出来，想得没有那么多。我关怀人文，其实就是关怀我自己。关心我自己就是关心观众。你不要觉得是自私，把自己的诚恳摆出来，这是很人性的关怀。”在李安眼里，让很多电影人困惑的“找到观众”问题，其实并不复杂。“诚恳，你就会找到知音，找到观众。不一定要用道德的架构正面反面地看，也不用借宣扬道德关怀人文，或者用上很温暖，甚至很做作的方法做电影。” 温文尔雅，遇事礼让三分的李安，偶尔会显示出强硬。“做人我可以温柔，但做艺术我不能手软。这样对得起观众，也对得起自己。”尽管李安不鼓励每个人都这样对待电影艺术，但是他依然看重题材的探索。“要大胆，要深，要延人所不能延。要探索。你能探测到别人探测不到的题材，质地有声的题材，这才是你的独到之处，这才能吸引每个人买电影票去看。” 李安用“暴露狂”形容艺术家探索的勇气。“今天我如果只是为了票房或者片型，我可以退休了。艺术家要有勇气，去一层一层往下挖，而且你要很享受这种行为。做我们这行，要像一种‘暴露狂’——这样被人看，那样被人看，大家评头论足，不管用什么方式掩盖，大家还是看得很清楚。” 只凭动作片立足国际影坛，要学习要检讨 《卧虎藏龙》之后，国内电影圈掀起了动作片热潮。其中功利地冲着奥斯卡的大有人在。多多少少，能捧回最佳外语片“小金人”，李安也是拜中国功夫所赐。不过就在动作电影争霸银幕之际，李安担心了。 “其实我很想得了便宜还卖乖地说，不要把奥斯卡当作一个目标。如果有目标那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目标过后，可以安心地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李安开始思考中国电影究竟如何立足国际影坛，“动作片被好莱坞学去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好的东西？当好莱坞都会拍我们的东西的时候，你用什么去抗衡？中国人做得好的除了武打片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这是我们要学习检讨的地方。” 经过李小龙、成龙、郑佩佩、杨紫琼等一代代香港电影人的努力，发源于京剧武行的中国动作片，成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美学。动作片不仅在编排上有独到之处，在运用镜头、剪辑制作方面也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电影语言。“香港研发出的一种国粹，震惊世界，独步全球，这非常自豪。但是现在还在卖这个东西，已经慢慢不行了。”李安很清楚，仅凭动作电影，中国电影想再次问鼎奥斯卡非常困难。“我觉得要把其他的片型研发出来，尤其是把戏剧性的东西推荐到全世界，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了解中西方电影差距的李安，面对西方人制定的电影语言规律，显示出些许无奈。“我们的文化，在电影表现上还是薄弱的。我们应该让西方看到戏剧性的中国，文艺的中国，人性上中国人的故事。这个还是一块处女地，还没有开发。我这代可能做不到，需要下一代继续努力。” 原载：《文汇报》电子版2006年6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