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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安排了科幻元素，为一个飞碟和一个运载火箭（当然飞起来的并不是载人飞船，而是三峡移民纪念塔，但在电影中它的确是用运载火箭的方法送上天的，塔的下部喷出了特征明显的推进器熊熊尾焰）。这给风景如画的古老三峡打上了现代性烙印，也使我们看到主流电影或先锋电影正对科幻形成侵入。其实不仅仅是贾樟柯。张艺谋在《英雄》里面，也把漫天弩箭与巡航导弹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让秦朝的战争显示出了陌生的高科技观感，拉近了古代与当代的距离。而早在《古今大战秦俑情》里，就有了关于时间机器的演绎。在唐季礼的大制作《神话》里面，则同样有穿越时空的描写，人类在秦始皇陵中实现了永生。因此，虽然有关中国没有科幻片的批评声不绝于耳，但在中国的优秀导演那里并不排斥科幻元素，乃至从骨子里表现出了对高技术多多少少的迷恋。当然了，上述故事都与秦朝有着关系，有可能反映了对古代技术的潜意识怀想，特别是秦朝这么一个时期，它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具有特殊色彩，也就是如何才能真正做到长生不老、扭转熵增。这也是如今基因工程的命题。所以黄易的科幻小说《寻秦记》也选择了秦朝。这其实就是对“创造生命”这一主题的不断复制，去直面“死”这个至今没有得到很好回答的问题。 显然，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正面临着与远古同样的压力，也就是生命的压力：如何活下去？如何活得更久一些？如何活得更快乐一些？所以，《三峡好人》本质上是一部关于死的电影。不用科幻的元素大概缓解不了这种心理压力。但为什么必定是飞碟和运载火箭呢？因为它们是一种超现实，更是一种高技术。回头来看，三峡大坝本身同样是一个现代技术的东西，也是超现实的东西，像“水坝”这样的主题，在科幻中已多次出现，比如三峡大坝的设计师潘家铮本人就写过名为《子虚峡大坝兴亡记》的科幻作品，在子虚峡大坝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匪夷所思的。因此，就要把令人困惑的那一部分现实看作是未来的投射。同样，《三峡好人》中出现的科幻元素是用来缓解我们对这个现实世界的焦虑的，让我们把暂时消化不了的痛苦放置到未来和现实之外。有很多东西我们的确解释不了，外国人也解释不了。媒体批判外国人读不懂中国，其实有多少中国人能说读懂了中国呢？那么，方便的做法便是推脱给一种我们不能掌握的世间之外的力量。古人是这么做的，但那时是神话，那么，在现代，无论是雷公还是电母都不灵验了，因此，就交托给外星人以及我们自造的外星人——航天员。这便是科幻将会继续与我们同行的起点。它要完成新的任务，早已远离了早期的科普使命。 二 在这种背景下，科幻能否给文学艺术正在丢失的超现实母题注入活水？比如关于小说，这些年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小说死了”（科幻小说死了，其实只是这个大语境下的一个分支话题）。那么，复活小说的办法，人们也拼命地想了很多，比如，要让它好看，而为了让它好看，就要写实，不仅在艺术手法上写实，而且要在世界观上写实，要让大家觉得世界“正如所料”。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对此提出批评：不，不是这么一回事，小说的颓败主要不是由于它还不够好看和不够“现实”。小说家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路——他像一个探险家，他对认识人类事物的新的可能性有不竭的好奇之心，他要设法绘制新的地图，在这张图上，我们熟悉的变得陌生，我们认为一清二楚的事物模棱两可。我们的认识遭到了挑战和冒犯，但我们也因此看到世界和自我的新景象。实际上，李敬泽提出的解决办法，与科幻的一贯主旨是一致的，也就是让现实陌生化与疏离化。 这可能是在变革时期的出路之一。很多东西你用别的手段——比如说政策手段或者新闻手段——超越不了，那么，科幻就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天地。比如，在文物保护领域，我们最近可能在陕西某秦陵周围发现了数百处新的陪葬墓，那么这是一个考古成绩，是一个重要发现，也是一个重大新闻，但是，现实是怎样呢？我们不能公开报道，因为一报道出去，盗墓贼便会纷至沓来，而我们的文物保护力量目前根本对付不了。那么，幸好我们还有文学，还有科幻小说。这就是王亚男的《盗墓》。小说幻想了秦始皇陵终于被盗。盗墓贼使用了全息投影仪、水流切割机等高科技手段，以及大型的施工设备，甚至把十辆载重卡车弄进了宏伟的秦陵地宫，在那里搭建了工程桥，供人员车辆来往。这种科幻当然也与地宫中的幻境达成了一致，那便是呼应了两千多年前的精密青铜机械和滔滔的水银之河。公安人员最后凭借对高科技的了解侦破了这起案件，但最大的功劳却是由另一名金盆洗手的盗墓贼做出的，他是一名爱国的非主流盗贼。这个故事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是秦陵内部的技术场面。读者从技术想像中获得了快感，特别是在对高科技的盗墓贼惩罚过程中，体味到了写实小说和新闻报道无法带来的愉悦。 所以科幻能做到这个置换，本质上是一种避世，但也是入世。要么由新路径去到新的世界，要么用新立场来审视旧世界。《万有引力之虹》之中的导弹，《第五号屠场》之中的外星人，都起着这种作用。我们还可以提到吴岩在《2006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里收录的今何在的《中国式青春》，这是一个超人的中国版本。超人本是克里斯托弗·里夫扮演的著名英雄人物，他是从氪星球来的外星人，法力无边，因那个星球毁灭，被发射到地球上，落到了堪萨斯州，结果帮助人类战胜了种种邪恶势力。电影《超人》后来拍了许多集，都大受欢迎。但今何在设想，载运超人的那艘飞船的降落时间推迟了12小时，结果他落在了“文革”时期的一个人民公社中。那么超人的命运就改变了。他成了一个悲剧性的英雄。在小说中，西半球的所有人们决定在某个选定的时刻同时一跳，以改变地球的轨道，让东半球的人们永远生活在寒冷之中，于是东半球的人们也集合起来决定同时一跳，要把对方给震入严冬。但由于超人跳得太高，落下来迟了，少了他的这份力量，结果东西半球恰好打成了平手，终止冷战的努力失败了。再就是超人在矿务局打洞，结果力气太大，打穿地层来到了美国，他白天在西半球学雷锋维护正义，晚间回到中国做好男人。他还来到月球，在环形山下写满汉字，把阿波罗登月的人吓了一跳。但他却因为在美国电视上出现而被矿务局开除了。最后连超人也下岗失业了。故事中穿插着王菲的歌词。为什么要用超人的形象呢？我想超人大概是一种西方主导的高技术的象征，也是现代化的比喻。所以用它来阐释我们面对的荒诞感是很让人伤感的。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世界的确不如所料，不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因此我们真的需要新的科幻。 三 我们还面对着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即如何解释人类和当今技术世界的关系。贾樟柯在回答有关《三峡好人》的提问时，多次提到“物欲”。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20世纪最大的一个变化，即是由科技高速发展带来的物的变化。我们与物打交道的时间逐渐多于与人打交道的时间。我们接受着大量由新技术创造的产品。在这个环境下，就需要重新认识人性这个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建元提出了“后人类”概念，他说，现代人逐渐失去控制自己身躯和体形的能力，成为“终端主体”，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躯体危机和尖锐的身体政治。比如说现今的新生婴儿，表面看人相十足，但小生命早就预先进入一个“科技——有机体”生命循环，从技术精子开始，胎儿随即会遭遇到例如超声波、羊膜穿刺术等介入。遇上问题时又可以采用肢解和修复学的假体修补。产后的医学照顾、测试、矫正，以至孩童期的学习环境，都与尖端科技交融无间，直至长大成人。那么，人与物已共同进化、互为唇齿。所以，当今世界的个人是什么组成的？“人”正在被建构成为“科学”的主题。比如说，人与老鼠也可以无间融合，它们的边缘已经模糊。基因组技术已成为了一种后现代的人本主义技术。自我、个人、单元、主体、集体，这些传统文学的概念，都需要在高技术背景下加以重新审视。神话、有机体、技术开始了新的文本拼合。艺术对物的关注加大了。美国电视连续剧《犯罪心理》中有一位大学教授兼科幻小说家，他说：“我是个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在我的研究领域中，科技发明通常都被看作是艺术实体。”因此艺术以人为本的观念正受到冲击。一些人在尝试“非人的艺术”，比如把机器当作艺术的母题，泰奥·杨森制作了“海滩怪兽梦驮沙”，这是生活中没有存在过的怪兽。它的腿全部由中空的PVC管构成，由一种活塞曲轴连接，一旦狂风乍起，这个造物就可以开始移动。托比亚·本斯特普做了一个未来浦东的千分之一的仿真模型，再把真实的螳螂放到这座城市里，录下它们在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攀爬的场景。在缩微城市里，昆虫看起来就像巨大的怪物，这是受了科幻电影《哥斯拉》的启示。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球状闪电》中，真正的主角不是人，而是神出鬼没、荒诞不经、使人类命运起伏跌宕、使人类心理和行为呈现无穷变化的球状闪电。在这里，物性即人性。我们的内心痛苦紧密地系于物之规律的新变。 在这样的强大技术背景下，就需要重新探讨什么是真善美。因此这个时代仍需要科幻，它不仅仅是元素，是背景，同时还是它自身，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从新的实践来看，科幻有可能演变成为新时期最具先锋性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以消解我们的现代性焦虑。当然，与言情、武侠和侦探不一样，科幻不是一种简单的消费品。它是工业时代及后工业时代的精灵，要有很高的文化、知识和智慧含量才创作和欣享得了。而它也是一种亚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小众文化、精英文化和白领文化，是一种高级娱乐艺术，但也可以通过流行手段将之放大，让大众愉悦，比如，卫斯理是一种渠道，大片也是一种渠道。《黑客帝国》就把最深奥、最哲理、最科技的东西，与最流行、最大众、最玄学的方面结合了起来，结果全球都在讨论它。因此，科幻怎么会死去呢？ 原载：文艺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