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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电视剧制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令人不解的是：一边是各种制作机构每年生产数以千计的电视剧，一边是观众抱怨电视剧既难看，又经不起推敲。这种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构成了中国电视剧的怪现状。这些怪现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一些电视剧不是随心所欲地涂抹文化，就是蜻蜓点水式地游走在文化的表层 ；其次，一些电视剧制作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越过伦理道德和自我良知的樊篱，庸俗和媚俗的景观在荧屏上满天飞；再次，部分电视剧在表现生活时仪式有余、日常不足，电视剧中的人物为表演而表演，为言情而言情，为搞笑而搞笑。这些问题都是造成时下电视缺乏文化品位的原因。 文化不是拼凑和粘贴 “快餐式”文化遵循暂时、方便、一次性的消费原则，是种典型的大众消费文化。许多电视剧创作在文化层面上既苍白贫血、又牵强附会。如曾热播一时的电视剧《大明宫词》，剧中有这样一场戏：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红豆》被演绎成了诗人对太平公主心仪和倾慕的言情之作，并通过一系列的写意镜头，来传达他对太平公主的“怀春”之情。如有一点历史文化知识，我们就会发现，王维是在唐开元九年才通过科举的平台进士擢第，与女皇武则天统治的大周王朝是不搭界的。大周时期宫廷之中哪来的王维？王维怎么又会和太平公主来电呢？所以，不能因为表情达意的需要就将严肃的文化胡编乱造，这种任意拼凑和粘贴的做法是“游戏文化”者的典型姿态。 如何在电视剧文化创新中做到真正的“有文化”呢？其一，不应把文化当作是电视剧的“装饰品”或“点缀品”。为此，必须向电视剧制作的编、导、演提出这样的要求：电视剧编剧应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能把文化当作电视剧的调味品，随便取一点，任意胡乱渲染；导演和演员应该运用文化思维来进行创作，他们既应熟谙该剧的相关文化背景和文化语境，又必须时刻揣摩受众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积累程度。电视剧《四世同堂》很有代表性，制作者不仅准确地把握住了老舍原著关注小人物命运的文化灵魂，而且对传统的家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并通过齐老太爷把这种家国思想传达得淋漓尽致。其二，应当采用审美的眼光来观照文化。为了方便论述，笔者姑且把人类在实践中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称为“正文化”，把人类在实践中积累下来的腐朽糟粕文化称为“负文化”。以家庭为收视环境的电视剧文化必须拒绝对“负文化”的过分表现和随意夸大。暴力的场面、性的情景、烟花柳巷的粗俗俚语等“负文化”，应该经过艺术和审美的过滤。过分定格于这些“负文化”的内容，长此以往会出现负面效应——兽性取代人性、艺术让位于垃圾、庸俗置换雅俗。如《武林外传》这样的作品，虽有它存在的合理因素，但无厘头的恶搞，没边际的颠覆，除了搞笑我们似乎吸收不到什么精神养料。这样的电视剧我们不能轻易冠以艺术的名分，充其量只是畅销商品。此外，电视剧的文化创新应树立“大文化”的观念。笔者认为：“大文化”的观念即指电视剧的文化创新既要包含文化品质和文化思维，要做到“有文化”，更要做到“改造文化”和“提升文化”，在审美活动中开启民智；在真善美中塑造人的灵魂；在艺术创作中彰显民族气派。 日常生活不是“贵族”生活 电视剧文化的宗旨应是：关注和反映人的日常生存状态，以审美的方式记录、展示和呈现日常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仪式是日常生活的调节和提升，是日常生活中潜意识的延伸，生活中应允许仪式存在，但仪式不能取代日常生活。 那么电视剧文化如何才能真正体现日常性呢？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常生活琐碎、细微的碎片化特征。电视剧文化应在日常生活的展示中唤起人们对熟悉生活的亲切感，对真实生活的认同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感。再往深处说，日常生活应是在社会压力下普通人生活中的焦虑、艰难和挣扎场面，而不是铺天盖地地展示资产阶级或宫廷生活，没完没了地兜售宝马、别墅、高尔夫等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欲望。电视剧《都市外乡人》这方面做得很到位，该剧是由农村知识青年高美凤离婚出走、于天龙进城、两人间的情感摩擦、艺人艾武装的无理取闹，农民钱秀的戏剧人生等极其琐碎的片段组成的一幅真实的日常生活画卷。这里剔除了编导对生活的臆断和假设，突出了生活的波澜和艰辛。这些普通人碎片式的生命轨迹，就是行走在我们身边的许多人生命存在的真实记录。其次，电视剧文化的日常性应体现在变异中，圆满的、平衡的、静止的生活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日常生活是历史的、流动的一潭活水，只有在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中才可以见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才可以展示主要人物群体所负载和传承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使命；才可以揭示出在变化中涌动的时代主潮。电视剧《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可以说明许多问题：豆包赵喜富起初只是一个抠门的“铁公鸡”，阴差阳错被选为村长，带领全村人致富的使命改变了喜富的性格特征，喜富成了慷慨助学、急公好义、舍小家为大家的典型人物。该剧从赵喜富的性格变化中，从他和老支书的冲突和误会中折射出了我国农村民主化进程的艰难和曲折。 再次，电视剧文化的日常性应在客观性的基础上予以展示。电视剧文化天生就是一种象征性的霸权文化（布尔迪厄语）。聚焦或浓缩到镜头下的日常生活往往出现戏剧性的情景：习以为常的变得非同一般；边缘或角落的反而成为中心或主流的；理解或警醒的变为怜悯或同情的。电视剧《好想好想谈恋爱》中展示的白领生活，就是对某些贵族生活的片面夸大。剧中的四位白领女性，消费唯名牌论，生活唯品位论，收入唯美元论，这样的生活只是普通民众的梦想，是被有意放大的生活，不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呈现。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在生活底层为生存而奔波的普通人，白领毕竟是金字塔尖上的一小部分特殊群体，所以，我们不应对其有意放大。 通俗不是媚俗和低俗 通俗是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通俗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价值和审美取向，而非形式上的直白浅陋。媚俗是以外表的夸张、画面的绚丽、趣味的低俗、表演的滑稽、内容的无聊来迎合大众，是价值观偏离的外化。通俗剧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深度、美感、艺术为代价，否则就会滑向媚俗甚至低俗。纵观现在的电视剧，低俗、媚俗之风有泛滥的趋势。 低俗言行的展示比比皆是。电视剧中的媚俗趋势在男女主人公的言行方面十分突出。“X他妈”、“男人都一个德行”是主人公的口头禅。故事的展开和驱动少不了床上戏：他们裸露着半个身子，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场面频繁出现。电视剧《中国式离婚》中多次出现林小枫要求丈夫“做那个”的激情场面，林小枫围绕丈夫的性无能大作文章，夫妻俩就这个话题争论不休，而且言语十分露骨。这种私密空间的公众化，一方面能够满足看客的窥视心理和吸引猎奇者的目光，为收视率做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这些私密空间在镜头下有夸大或放大的负面作用，难道夫妻生活就只剩下性的问题了？性的健全与否是决定家庭幸福与破裂的唯一因素？言情剧会不会走向言性剧？事实上、没有性爱场面照样能很好地表现情感世界甚至夫妻生活，韩剧就是这方面活生生的教材。韩剧中的情感场面和性爱生活十分含蓄、自然。性爱生活融入了日常生活的伦理和情感之中，这种附着于伦理和道德的性爱使人备感真实、温馨、可信，没有表演和展示的痕迹，这是经过审美处理的结果。 婚恋观的歪曲值得注意。消费性的电视剧受商业规律的支配，剧中的审美立场往往是游离和不清晰的，有时为了追求收视率和收益，制作者有意颠覆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甚至允许低俗的内容和画面在荧屏上反复出现。这样，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公众认同的价值观、道德观，而带有迷惑性和欺骗性的价值观就会乘虚而入。电视剧《结婚十年》反映的问题具有典型性。男主人公成长下岗失业，整天郁闷不堪，婚后感觉更加失落，每天借酒浇愁，失去了面对生活的信念和勇气。妻子韩梦的事业如日中天，主动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丈夫愈加不能容忍。这时，年轻漂亮的邻居家女儿王菁闯入了成长的视野，人生不得志，事业不如意的成长走上了通过婚外情的方式放纵生活的歧路。但是，剧中采用了“伪真实”的策略，让情感裹挟着夫妻争吵的热闹、婚外情的刺激等来掩饰不道德对象的真面目，使受众在晕晕乎乎中认同了“女人不能强过男人”的陈腐观念。 给电视剧制作者的一点建议 电视剧应该把握好当代性和民族性这两个标准。所谓当代性就是当代人或一代人共同的审美取向和审美追求。具体反映在电视剧作品中，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当下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意识，在荣辱观的审美视野下反映日常生活中闪烁的真善美。所谓民族性就是要充分地反映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审美心理。电视剧文化创新既要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不能无根，又要善于选择和识别不同文化精神的性质，准确体悟民族的共同审美心理，更要以推陈出新的眼光来丰富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离开了当代性和民族性这两个方向，电视剧文化创新的航船就会成为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 原载：《光明日报》2007年2月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