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经过李安逐字逐句审订的传记《十年一觉电影梦》（张靓蓓编著）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记录下李安电影生涯第一个十年的历程。书中追述了李安的成长岁月、遭遇的困难以及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等。今天人们关于李安和李安电影的所有疑问、争论与好奇，在这本书里都可以寻得答案：他隐忍与坚持的个性，他对文化和人情的专注，他对待人生和艺术的态度……这是一个大导演电影生涯的回顾，更是一个“追梦人”的人生告白。 《喜宴》夺得金熊奖，人生因此而改变 《喜宴》的选角过程，很费一番周折。先前看过一些女星，后来徐立功建议金素梅，他说：“她很有希望，还没有电视剧太油的味道。”但我得看看，当时她正在台南新营拍摄电视连续剧《爱》，我就借了徐立功的车南下，到她住的旅馆去看她。旅馆黑黑小小的，在车站附近。当时只见一个黑影从里面走出来，还没见着脸，就觉得体形不错，很直、很冲，有股气，感觉蛮好的。谈过之后，就选定了她。但我觉得她还有待琢磨，演出前到纽约来，我曾在她脚上绑了铅块训练她走路的分量。以前我常会想些笨方法来训练折腾演员，那时我的想法是“量变造成质变”。 郎雄顺理成章再演父亲。归亚蕾则是徐立功推荐的，她的戏是没话说。至于伟同的角色，在台湾没找着合适的人选，本来找过汤志伟，但他的档期有问题。 我先回纽约开始前期作业，同时选角，也没什么中意的人选。那时赵文瑄从报上看到“中影”招考演员，上门毛遂自荐，徐立功刚巧不在办公室，他放下张照片就走了。徐立功回来一看觉得不错，还好他留了电话，于是联络他来拍了卷录影带寄来。 但只凭录影带我还是没法做决定，就希望赵文瑄来纽约面谈看看。那时他刚从华航退休，在华航工作了七年，坐飞机免费。他也很有冲劲，拎个皮箱就直奔纽约。还有两个月就要开拍了，已经迫在眉睫。借了朋友的住处，约摸一个床垫大小的地方，筹备训练期间，他就住在纽约皇后区的那间地下室里。 除了赵文瑄之外，到了拍摄时，其他演员也都从台湾来到纽约。亚蕾姐与金素梅住女生宿舍，赵文瑄搬出皇后区，与郎叔等人一起住进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有间大客厅，我们经常就在那里排戏。两个月相处下来，大家就像一家人。戏里戏外赵文瑄都管郎叔叫爸爸，喊亚蕾姐是妈。亚蕾姐真的就像他妈一样，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譬如有人搞不定赵文瑄，请亚蕾姐帮忙，只要她出面，一定让这个儿子服服帖帖，这种情分也只有《喜宴》有。 每次拍片前期我最喜欢的两样工作，一是研究工作，一是训练我认为需要训练的演员。我会要求演员们做功课，自己先去设想角色。以前我觉得这样做有帮助，后来发现并不见得。因为有些人写得好但演起来不是那么回事，有的是白做功课。我所下的工夫不见得有用，但我可以利用做功课的机会对演员进行观察，然后看准时机切入，摸清演员的可能性；同时这也是一个演员认识我的机会。演员偶尔就是得折腾一下，平常大家客客气气的，你看不出一个人的真正个性。有时就是要打破成规，搅和一下，常常戏剧性的情绪才出得来。 不过到了拍片前，排戏时我讲过的一切要全丢开，忘掉，全部重新来过。因为拍电影是生活的东西，是当下的表现。道理讲得再通，没那个样子或那个样子不中看，都不行。 《喜宴》夺得金熊奖那天，我正在旅馆睡觉，电话响了，当然没有心理准备，只听见那头徐立功粗重的喘气声：“我们得金熊奖了，不过跟大陆的《香魂女》一起得！” 我说：“这样啊！”就把电话挂上了。放下电话，心想要跟太太打个电话，她支持我这么多年，就拨电话回家，刚好美国时间是清晨五点多，太太被吵醒很不爽。 我说：“我们拿金熊奖了！” 她说：“哦！” 我说：“跟大陆一起拿！” 她问：“没有别国参加吗?” 我说：“有，有。”就挂上了。她就是这么酷，这么多年来，这些外在的东西对她好像没有一点影响。我挂上电话，又回去睡觉，也没多想什么。因为和台南家里一直联系不上，这个好消息，后来我就托太太打电话回家向爸妈报喜。 第一次我没有经验，大家都觉得是件大事，想着要怎么应付，该干哪些事。记者来访问，问我有什么感觉，还没什么感觉，就要讲。一想到要回台湾，我心里就有点紧张。那天早上，知道得奖，当大伙都在雀跃时，台湾有一位记者看到我“发着呆，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一脸茫然”。他觉得我很像《毕业生》的片尾，当压抑已久的达斯汀·霍夫曼轰轰烈烈地抢回新娘后，却一脸茫然地坐在车尾发呆。说实在，真有那种感觉，当时我心里想，往后的人生都要因此而改变了，真担心接踵而至的掌声、曝光与更大的压力，不知该如何面对。 执导《卧虎藏龙》，我这样培训演员 华语片不景气已经很久了，具有国际卖相、挑大梁的演员难寻。而电影，就是要靠上相。一般人的脸就是吸引不了观众，我拍片越多，越是不得不信这个邪。像周润发，他一出现在大陆，整个现场马上沸腾起来，要是换个人，效果就是不同。 每次开拍前，我都会视情况培训演员，这次也不例外。杨紫琼最先到，五月就来北京，开始勤练各种兵器如九节鞭、单双刀等，同时学国语，她下工夫最早。周润发也是开拍前两个月就开始做功课。章子怡开拍前一个多月才定案，所以加紧训练，就在北京大伙住的紫玉饭店，每天从早到晚集中训练，学的东西还不少，有骑马、练剑、练字、学礼仪、走花盆底等等。我要她练字，不是要把字写好，而是训练她能沉得住气，要她站有站样、坐有坐相，别心浮气躁。张震则太瘦了，得加餐饭吃得再壮一些。因为在新疆戈壁沙漠的戏，他要露出胸膛。同时还练骑马，张震体能很好，练了十次就很有个样子，大概家学渊源，双亲都曾是体育老师。 周润发造型出来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大侠，气魄慑人。他个子高，虽不灵活，可是架势十足，仅一席长袍，就侠气干云，造型简练。厉害之处就在他的眼睛，气度不凡。拍下来，我觉得目前整个华语影坛还没人有这种神气。 拍武侠片，本来想找李连杰，李连杰因为太太要生小孩，不能接，就想到周润发。不过很难想像他剃了头梳起条大辫子的模样。于是拿他的近照放在电脑里模拟，去掉头发试试看，还不错。王蕙玲就特别爱慕他的眼神，她说：“他的同一个眼神，可以看敌人也可以看情人。”那是个很带戏的角色。演出头两天他自己都说：“林青霞沉寂了很久，演了一部《东方不败》，之后连演十几部男装造型退休。我演了这部戏后，不知是否也演十几部大侠退休！”我说：“不会啦，你还有很多角色可演，你是个很好的演员！” 周润发经验很丰富，比我认识的许多导演还懂镜头。镜头一摆，他就知道你在干什么，好不好看。跟他合作不必多讲，只要把角色和他沟通一下。他跟过多少导演拍电影，结果也都与观众印证了，所以他很懂。不过要他感人比较困难，因为他做戏做得好。他与章子怡的情形，一如《理性与感性》里的埃玛·汤普森和凯特·温斯莱特，是老手与新人。 现在拍戏时，对演员我大多明讲，越直接越具体他越能掌握。不过一些“形象”的效果与气氛不必多讲，讲，是为了鼓励演员。 一些资历深的明星，如周润发，我会说出“形象”与“气氛”来鼓励他。像拍竹林戏时，就点出他要有“玉树临风”之姿，还不是直接跟他讲，是说给武术指导听，稍微大声点，他在一旁听到，劲就来了。吊在林梢时他直问：“我有冇玉树临风啊？！”跟他讲有帮助，因为他脑海中能浮现出“形象”的效果。这些话那时候跟章子怡讲也是白讲，当时她是新人，只要按照指示做到需要的动作，她的努力就够纯真动人了。 做亚洲宣传时，周润发对我说：“很好玩，在我演艺生涯中至今两部最重要的电影，我都成了导演的代言人。”1986年周润发演《英雄本色》时，正是吴宇森最落魄、感触最多的时刻，他受惠于朋友义气拍了这部片子，为之一抒胸中郁结之气，在世态炎凉中展现江湖情义。而《卧虎藏龙》则碰上我步入中年，心中有所感慨，不吐不快，用他当代言人。其实他的个性与夫妻关系，我蛮能了解的。在影坛他也等于是大侠，但生活上就需要女人帮他搞定许多事。我一提李慕白，他马上了然于胸，所以无须多言，只有几场戏提醒他自然一点即可。譬如最后窑洞的戏最重要，李慕白魂已走远，不是他精神能控制得了，但还得说话。濒死边缘他在挣扎什么？怎么用余力讲话？提醒他一些技术，要感人，而不是演令人崇拜的大侠！ 片中我主要就是塑造三个角色。其中对周润发饰演的大侠要求又特别多，希望从“气度”、“身形”及“眼神”来展现大侠应有的风范。长久以来，我心中对中国的“侠”，一直有着幻想及看法。但在将幻想落实呈现的过程中，确实困难重重。我自觉周润发这次演出的内敛神气与以往的外放神态有了很大的转变。 后来林怀民与我在纽约见面谈起《卧》片第一句话就说：“周润发‘藏’得真好！” 影展竞赛，身不由己 在我感觉里，影展竞赛很像选美，胜负不由己。 我天性竞争性不强，碰到竞赛，我会退缩。跟我自己竞争没问题，要跟别人竞争，我很不自在，我没那个好胜心。从《推手》第一次参加柏林影展时的雾煞煞，到现在成为影展常客，这也是命，由不得我。 记得拍摄《冰风暴》前，陈凯歌拍完《风月》到纽约，我俩吃过饭在车里聊天谈起影展参赛的甘苦。他正说得兴起，我一时牙关没咬紧蹦出一句话来：“你几岁了，还在比赛！”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讲出这么二百五的话来。后来他到台湾和记者说起这事儿：“还是人家通达！”我从《世界日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心想：“哇，不知又得罪多少人！”不过也是报应，后来我自己也得参加影展竞赛。 大凡竞赛就得有个标准。可是影展竞赛又不像体育竞赛，譬如赛跑，一个起点一个终点，不管你身体状况如何，谁最先抵达终点，大家都看得到，有个公平性。影展竞赛的标准比较主观，见仁见智，不管评审人数是多是少，都是一种“看法”。但参赛时，人还是会被竞争的气氛影响，没法子酷到完全无动于衷，就是一种欲拒还迎的心情。尤其是奥斯卡，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包括世界名导都是。你以为他清高不在乎，得不得奖潇洒得很，其实不然。如大导演库布里克配合角逐过一次，整个人被带到那种心情，结果没得，伤到后来他再也不去了，同时在所有合约里注明，不可报名奥斯卡或参加奥斯卡的各项活动。 因为只要参赛，人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这种气氛中。拍电影，带影片参展，为的就是争取最大的回报。既然参加了，再讲什么都多余。你不能在乎也不能不在乎。在乎了，不清高；不在乎，你臭屁啊？！ 在我的感觉里，影展的竞赛很像选美活动。其实怎么能用容貌姣好、身材曼妙（艺术形式风格显眼），或机智得体（隽永）地回答一两个问题，或看起来很有爱心（社会议题、人道主义），或文化（国情），来评断这个女人（这部影片）比其他女人（其他影片）美好？选美本身就是一种很表面的东西。大家也知道，女人的美丑及价值不是这样评断的。但奇怪的是，电视上转播的选美大赛大家还都爱看，只要转到那一台，我也会看。有人说选美有贬低女人价值的意味，可是拼死拼活带着女儿去报名参加选美的，却多是妈妈，还不是爸爸。这中间就有着一种复杂的心理。 对我来讲，导演和美女并无高低之分。我觉得从评论电影的角度来看，竞赛是没道理的，但它是很重要的电影活动。得了奖我也想看，这和看选美的心理没两样。 电影靠的就是一股人气，影展与选美，都是能凝聚人气的活动。电影在本质上是都市属性，就是要把人气、把新闻炒起来。所以做宣传，我都到都市或旅游区等人多的地方，因为它是人为的市场。 世界各大影展中，除了奥斯卡摆明是一门大生意外，其他影展的竞赛多少有着跟奥斯卡抗衡的意味。假设它清高、脱俗、反好莱坞，可是去参赛被评比，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从俗的行为了，同时没有卖座为靠山，得整个豁下去，对结果更在乎。 我去影展，基本上就是为影片造势推销。华语片走入国际市场，多靠导演亲自叫卖，这是华语片、非英语片特有的现象。因为华语片在本地不景气，又鲜有海外市场，需要额外费力去打出来，明星不可能像我这样地毯式地做宣传。宣传《喜宴》、《饮食男女》时，我各花六七个月扫遍各地，很累。到了《理性与感性》，按照好莱坞影片的模式做。我本以为以后都是如此，有明星时，导演只要在一旁说两句就成了。《冰风暴》的大明星最多，没想到访问却又多指定要我，尤其是第一次戛纳影展首映后的记者会，当时一排人坐在台上，问题却都针对我而来。我当时才有点意识到，大家的兴趣还是我，这是导演的片子。《与魔鬼共骑》时宣传重点也在我身上。到了《卧虎藏龙》，访问更是排山倒海而来，这才慢慢弄明白，是我把自己搞到这步田地的。 本来宣传做到一个地步，累积出一个知名度后，就不需要做那么多了。我只是没想到，从《喜宴》起做了那么多年，到现在居然还要做更多。我想，大概全世界很少，甚至没有导演像我做这么多宣传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我的拍片路数和市场性的某种结合。拍片路数和个性、天分、文化背景及机缘有关，我的片子就得自己宣传，想通了，也怪不了别人。 原载：《文汇报》2007年10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