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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沉溺一己之肉欲而甘愿堕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的行止可恨、可笑、可怜、可耻，那么，为了所谓的爱情而背弃家国正义也并不能削减其可恨、可笑、可怜、可耻之分毫。文艺评论者有责任出于价值考虑提醒观众：千万不可忘记易先生本是被人耻骂的汉奸，而露骨的情色内容也不能因为包装的精美便成为艺术品。 在张爱玲的小说原著《色，戒》中，对于“性”的描写不过是间接性的闲闲一笔，而且作者写“性”的用意恰恰在于否定“性”的重要性。 张爱玲是带着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哀悯凝视王佳芝为爱而死的极端清醒与极端糊涂。在创作《色，戒》之时，小说主人公的男女原型及其“本事”（国民党女特工郑苹如刺汪伪情报要员丁默村）必与作者自己和汪伪高官胡兰成的爱恨情仇互文生义吧？于是我们恍然大悟，既然王佳芝/易先生（郑苹如/丁默村）是张爱玲映照自身难堪岁月的镜像，那么，无怪乎小说原著坚斥“性”的意义而力挺“爱情”了。试想，背叛“同志”、背叛民族，放过易先生这个满手沾满同胞血污的日特精英，本身便是百口莫辩的自污名节之事，若沉迷的原因竟然是肉欲，那将令人情何以堪！？相反，根据某些“人道的”、“人性的”、“小资的”逻辑方式，爱情却可以获得特赦。只要有爱，世间一切话语都可以当作耳旁风，任它起落聚散。因而，老易毫不迟疑地处死王佳芝和她的同学的举动，却能得到作者明抑暗扬的款款体悟：“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俨俨然成就一曲地老天荒的爱情绝唱。 小说自然可以用叙述性的语言细致地交代王佳芝心理状况微妙而意义重大的变化，从而使情节的陡转不至于生硬突兀、逻辑断裂。可是，若电影导演不愿以画外音插入的方式破坏故事的生活质感（毕竟，谁能在生活中听到别人内心的声音呢？），那么，瞬间心理转换的表现对于电影而言，就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不过，李安却自有辣手狠招，电影版《色，戒》“创造性”地放大、厚描、铺陈了王佳芝与易先生的性事，其热烈程度，足足酿造了一次现在依然在升温的全球性话语事件。 影片中的王佳芝完全因为性而被易先生俘获，肉体的快感使得国家、民族、抗日、救亡等等话语对于她本来就不彻底的主体意识终而土崩瓦解。姑且不论王佳芝行为的青红皂白，无论如何，她的背叛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支点：“性”，电影情节也因此具有了可以自证合理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内地观众往往指责剪辑后王佳芝的转变过于僵硬。 所以，尽管电影《色，戒》的广告宣传始终以张爱玲开道，李安在一切发布会场合每每言必称张爱玲，而且，某享有“盛誉”的华裔美籍教授亦盛赞李安版《色，戒》改编极其成功，尽显原著幽微之意云云。但是，将王佳芝心理转换的深层动因干脆利落地归结为性，并以火爆激烈、震人心魄（在香港被界定为三级片、在美国则是顶级限制NC—17级）的性场景说服观众接受这一心理转化，无疑是大违张爱玲本意的一次极为强悍的改写。 这一改写获得了可观的效益，直指其深层本质，就是大导演、大明星、大制作，以高度的艺术水准赋予情色内容以价值合法性，所以，电影虽然名为《色，戒》，却以勃勃的兴致正面描摹性事奇观，正是“劝百讽一”之古谕的生动注释。上述种种同时是其票房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同时意味着，李安并非因为电影语言难以描摹微妙的心理状态方才替代性地着意于可以形诸银幕的“性”，事实上，“性”正是李安处心积虑的目标。这也是李安继武侠题材、同性恋题材之后的又一次“铤而走险”。 尽管李安以“性”易“爱”使得电影版《色，戒》有所不同于小说原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若说沉溺一己之肉欲而甘愿堕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的行止可恨、可笑、可怜、可耻，那么，为了所谓的爱情而背弃家国正义也并不能削减其可恨、可笑、可怜、可耻之分毫。裴多菲传唱世界的名诗本是如此内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所以，就王佳芝因为一己之私（不管是私欲还是私情）乃自甘沉沦这一点而言，二者一模一样，电影不过撕破了温情的面纱直现肉欲真实而已。然而，最令人惊诧的是如下事实：小说在发表的当年便招致严厉的批评（“为汉奸张目”），而影片自放映以来却一度出现了一边倒的赞美唱和之声。难道我们真的伤疤已好，可以全然忘记历史的剧烈怆痛了？若说影片放映后，医学专家告诫观众不可盲目模仿影片中的性爱动作以免受伤是出于生理考虑的提醒，那么文艺评论者也有责任出于价值考虑提醒观众：千万不可忘记易先生本是被人耻骂的汉奸，而露骨的情色内容也不能因为包装的精美便成为艺术品。 （作者系安徽省委党校科文部干部） 原载：《文艺报》2007-1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