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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枪》是一部让人深感压迫和紧张的影片。在电影中，导演陆川以一种看似轻快、目不暇给的方式，倾力地将时代隐藏的巨大精神危机注射在一个边陲小镇的警察身上。在一个生命个体身上演绎丢枪、寻枪的过程中，在一种表面上看来非常轻松的形态下，探讨人的生存本体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沉重的命题。我们体会到，这其中饱含着导演初次执导影片时内心喷薄欲发的精神气息和对艺术的坚持与张扬，这种执拗让我们感动。然而影片带给人们更多惊喜的绝不是漂浮于影像表面的视觉快感，而是快感的表层下所潜藏的巨大的沉痛的力量，是一个年轻导演对于人性危机的深刻审视。这种生存之思，激发起我们最大的文学想象。它将人类底层的焦虑精准地转移到电影叙事中，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关于个体生存困境的寓言，让我们的心灵重新寻找来处和可能的栖息地。 一 《寻枪》颇具主观电影的意味，影片的故事简单，叙事格局也很小。但导演以自己对镜头的理解和对事物复现能力的自信，出色地表达出人与存在的微妙关系。导演将叙事的重心全部安置在马山一个人身上，表现他丢枪后近乎完全失常的精神状态，并且着重于对人物深层心理意识活动的刻画。聚焦人物内心，必然会带来表现上的难度。在这里，导演通过主观镜头的运用造成了一种内视角，这个内视角使得我们与主人公的身份彼此进行着同化，因此，马山眼中的世界也就成了我们眼中的世界，他内心的想象也不断地激荡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影片开始之时，导演用四个叠化镜头拍摄马山在一个昏暗狭窄空间内的睡姿，妻子晓芸喊马山起床的镜头是颠倒的，从马山睡觉的视角来看，妻子颠倒的脸是正常的，然而这个非逻辑性的叙事前奏似乎暗示着故事进展过程中即将出现的种种倒错。接下来，原本再正常不过的清晨，马山发现自己的佩枪不见了，一声尖厉的笛音拉响了平静生活中突起的变故。紧接着，荧幕上白晃晃地闪出两个大字——寻枪!一股灼人的气韵将观众的神经牢牢锁住。影片就在这样一片躁动的、充满心理悬疑的氛围中展开，形成一个很有气势的不俗的开篇。 随着危机点的推进和深化，影片的故事情节虽然是在马山寻枪的线性发展过程中展开，然而人物的情绪逻辑却代替了事件的发展逻辑，马山由丢枪后的精神失重、焦灼不安，到寻枪过程中的沉稳思索和理智判断，最后在找到枪后他身心的彻底释放将影片分成了三个部分。心理表现的前提为影片的拍摄以及电影手法的运用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和自由度，电影将主人公的主观情绪和幻想表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心理现实”的表现被运用到了极致。马山发现枪不在之后，摄影机用极快的速度对小镇进行了扫描，这里紫雾缭绕，热气蒸腾，灰蓝色的影调充盈着画面，杂乱的人脚、千回百转的小巷，镜头不停的来回切换——马山的疾走、他手里紧握的钥匙以及他想象中寄托着他最大希望的保险柜里发光的枪。在摇晃、迷蒙、昏乱的影像氛围中，降格、甩镜头和跟镜头的快速剪切，狂躁单调的背景音乐，以及无限夸张的脚步声、钥匙声、开锁声、包括马山的呼吸声，各种电影元素巧妙近乎完美地结合起来，影片的妙笔不但给人带来奇妙的视听感受，并让我们感受到马山因为枪的丢失而濒临疯狂的精神状态。柜子打开后，马山并没有找到佩枪，仅有的一点侥幸心理也不复存在，他被迫踏上了慌乱的寻枪之旅。 这个人烟稀少的偏远小镇，也许在马山丢枪之前还是一个热闹的富于生活气息的地方，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却看到一个非常“空”的环境，空的街道、空的房屋，只有马山所熟知的几个人物，在不断地如幽灵般地出现。这里远离现代，远离我们所熟知的城市，远离公安局长口中的“中央”。这个静得异样的小镇让人感到一种“隔”，然而这个抽离的“隔”的空间却成为男主人公“思”的场所。这里，人物的背景就是人物的心理世界，就是人物的性情，就是人物心灵居所的外现，“空”的环境，表明了马山丢枪后空洞、空虚、浮泛、寂寥而无着的内心世界。“空”已经成为人物的“镜”。与其说马山在这个空荡的环境中寻枪，不如说马山就在他的心中寻找着丢失的东西。同时也把观众引入对于人的自省和思索，让主人公个人的感知获得普遍的升级。 这场突发事件，无疑彻底地打乱了马山正常的生活轨迹，使他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也因为这场突变才使得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于是，他开始了自我反省的过程，他反思过去，反思身边的人事，反思妻子和孩子，反思生活和情感本身。问题在于，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开始逼迫自己学会分析和抽象事物。与其说马山身上所透射出的内心情绪：压力、焦灼、紧张、恐惧、迷茫、沮丧、无奈……这种种莫可名状的苦恼和忧虑是他个人的心态，不如说是当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一种世纪病症。这种病症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产生怀疑的一种心理体验，是人们对自己的生存处境、遭遇、生计等等产生不安全感而体验到的一种存在焦虑。它是以人的自我本能受到社会阻碍为基础的。这里，导演人类悲剧的力量已经不仅仅是人周遭的社会等等外界变幻莫测的因素，更是来自人本身、人的自我非理性的否定因素。这林林总总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股强大的神秘力量，这股力量不仅会轻易摧毁人的理想和生存价值，而且牢牢支配着人的个体命运，使得与之对立的任何个体都变得脆弱无力，甚至行动也是如此被迫和徒劳的。导演在这里不经意间表达出了人类永恒的困境：我们总是在向生活追问我们存在的理由和依据，然而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寻到自己生存的宝典，而失去理由的生存，在漫长的时间面前变得极为可怕。人被偶然的命运之网牢牢地罩住，人生充满了无限的荒诞和虚无。 二 寻找的前提是丢失。马山焦灼寻找的不只是枪和自己的“饭碗”，他要维护的也不只是自己的职责和人民的安危，枪的丢失之所以会在一个边远小镇引发如此巨大的风波，并且夺去一个警察的生命，原因就在于，“枪”本身所具有的能指性和隐喻性，枪在电影中是多种“权”的载体，是马山生活的全部理由和存在依据，因此，他必须去寻找。 从一定意义上讲，“枪”是一种国家体制和法律秩序的象征，是最高权威的显现。一把没发射过子弹的枪实际上依然是统治和权力在一个荒凉小镇的强势存在。枪的作用在于一种震慑。枪的遗失意味着中央权力散失于民间，并且可能被不恰当的使用。这将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命案。以至于公安局长说出那句极富黑色幽默风格的话：“枪里面还有三颗子弹就是三条人命，如果遇到职业杀手一枪两个，就是六条人命，六条人命啊!”这个假设首先困扰着公安局内部，马山的同事纷纷不情愿地将奖金放到所长面前。权力的外流导致公安局内部由上到下的恐慌，国家权力呈现出的非中心性倾向，更是这恐慌的根本所在。公安局长还语重心长地说道：“枪要是流到北京，你给党和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此时，枪的所指之一已经被开始放大。一个边陲小镇里的公安局，不但要维护着小镇人民的生命安全，还要顾及首都人民的安危，权力的异己性渐渐凸现出来。同时也暗示着人们，对于整个公安局来说，寻枪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维护和保证的过程。 当然，对于马山这个丢枪的个体人来说，枪的能指性则更为丰富。马山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枪于他有着多重象征性。枪是马山男性社会地位的象征，是警察身份的证明。枪往往代表着男性的勇敢、无畏和男性的主宰性与侵略性，枪是男人责任、道义的凝聚。马山因为丢枪，而被公安局长勒令收回了警服，因为丢失佩枪，他最先丧失了一个男人引以为傲的社会身份。就像其朋友陈军所说：“你是哪个?你是警察?你穿起警服是个警察，你警服一脱，你哪样都不是。”马山无奈的穿着裤衩汗衫走在青泥板路上，这时影片中响起一阵空寥的背景音乐，马山被剥去警服、丢失警察身份的失落感都融在了音乐声中。 可以说，枪也是男人性别角色的标志，是男性性器的典型化象征。在他的社会身份被否定之后，其男人角色本身稳固程度也受到了威胁。在与妻子做爱的夜晚，马山男性本身的“枪”也变得软弱无力，这成为男人婚姻生活中最大的恐怖。他和妻子躺在床上，摄影机处于低位仰拍妻子的脸，这对马山的男人身份无形的造成了一种压迫和潜在的威胁，使得丧失性功能的他被妻子压在身下欲辩难言，委屈重重，最后只能以：“对不起，就当我又欠你一次”了事。而妻子却对马山指出“你有问题”，无论马山承不承认，此时，由于丢枪而引发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问题不只是枪的丢失，而是因为丢枪引发马山生活中一系列“东西”或存在物的消失。 另外，丢枪不但造成了马山生命力的一部分开始萎缩，夫权受到妻子的质疑，在与儿子的关系上马山也处在了颠倒的位置，父权受到了侵犯。马山被关押的时候，儿子扔给他一本《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并以大人的口吻对他说：“我提醒你一句，利用这段时间，把这本书好好学一下，对你将来有帮助。”紧接着，儿子用一根手指威胁似的指着马山的脑袋说：“但我有个条件，出来以后再也不准打我，永远不准，听到没?”这无疑与影片起始之时马山用手顶着儿子的脑袋逼马东交出东西的时候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反讽。被关起来的马山这时候也只能干巴巴的望着儿子并同意儿子的要求。父亲的权威被降到最低。带着手铐的马山坐在黑漆漆的角落里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阴暗闭塞的空间里用手指作出一个枪的形状。一个因为丢了佩枪而被关在派出所的警察，一个被儿子指手画脚的父亲，这本身就是莫大的讽刺。 我们看到，马山整体的男性价值都被“囚禁”在一把佩枪之上，他由于丢枪而导致男性地位的岌岌可危，男性性征开始萎缩，父子关系也被倒置，再加上马山本身的自责，这一连串的内忧外患聚集成一股无形的压迫逼使他行走在痛苦的寻枪路上。枪的丢失，使马山眼看着自己的生存意义像被剥洋葱一样，一瓣一瓣的离开自己。这里与其说枪锁定了他所有的生存意义，不如说枪剥夺了他的生存，马山将要面对的是被一把暂时丢失的手枪将自己的生活剥成一个“空”的可怕状态和结局。 三 在影片中，当人们认识到，枪作为一个人或一种职业的附属物的重要性之后，我们感到陆川对于人、人心、对于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对抗性和破坏性关系的关注，寻枪，进入到一个更深邃的象征维度。从这个层面看，《寻枪》就具有了更深一层的人文意蕴。文化关注和人性意识都成为暗藏在影片中的内核，进而有效地传达出创作主体的深层动机。在这里，导演的使命感造就了影片思考的深度，这里有形而上的哲思，有关于生命的追问与感叹，更有熠熠动人的浓情诗意融入影片的情感脉动之中。 马山丢枪后的变化，让人觉得他在受制于“附属物”的支配，马山被那把丢失的手枪牢牢的锁住，马山的本性也因此异化。这种人与物关系发生的异化无疑是马山内心焦虑的根源。从马山发现丢枪的那一刻起，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就动摇了，对他来说，生存的手段已变成目的，物(“枪”)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人的个体生命本身。在异化的状态下，人的生存依据必然会发生变化，存在的理由不再是自己作为主体的精神和欲望，而是来自自身之外的某种力量。影片中马山丧失了自我意识，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人已经不是他自己应该成为的，潜在的那个样子，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已经相互离异。“‘二十二条军规’式的压力所带来的生存困惑、精神压抑，或许正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困境。”应该说，马山将自身的意义定位在一把手枪上，以至于失落了自己的归属性，这样他便没有了自由，进而变得焦虑、孤独、无助。丢枪——这一细小的动作，便使马山的命运轨迹划出巨大的抛物线，失去了离心力，让人变得不知所措。这一突发事件彻底解构了马山正常生活形式，他开始顿悟人生，此时的马山已经由丢枪后导致的精神失重渐渐开始冷静下来，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考生死、亲情、道义，从而进入一种悬疑、自我质疑的状态。马山的寻找，已经演变成他解决自己人格分裂的过程，一种无所不在的控制萦绕在他的周围，马山若想要在其中找寻到平衡，就必须去“找”，而且要用肉身去搏。“这种时刻没有办法求助于任何外在力量，只有经过这充满痛苦的时刻才能达到自由”。 马山丢枪后，他眼中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在寻枪途中与亲人朋友无法沟通。他怕妻子担心而隐瞒了丢枪的事实，却招来妻子的怀疑和猜忌，甚至一度在妻子眼中他成为对婚姻对家庭不忠诚的男人；他去新婚的妹妹家询问情况，帮不上忙的妹妹大声哭闹反而让他更加心焦；朋友们热心的帮助他探寻枪的去向，帮他分析案情，不但无法帮他理清楚头绪，反而只能局限于殴打周小刚的程度；初恋情人的出现也丝毫没有让他感到一丝的轻松。无论别人怎样为他提供线索，暗中帮助他，他都无法与人交流、分担自己内心的焦虑与苦闷，人与人的隔膜更加深了他寻枪的难言苦痛。这些小人物的设计，这种不伦不类的表达方式，达到的是一种荒诞的效果，这种荒诞可以说是这些小人物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一种方式。这些小人物的行为，实际上更加挫伤马山，增加着他寻枪的痛苦与难度，也让观众在镜像之外深深地落入到萨特哲学中“他人即地狱”的深渊，体会人与人对抗性关系的呈现。“人类苦难的蔓延终于把个人推到世界存在的极端领地，人陷入孤立无援中才真正意识到世界是如此陌生，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的荒诞。”马山孤身一人在夜间的小镇游荡，十一盏孔明灯在空中缓缓地升起，仿佛马山的世界被缩小成一个个互不相容的外壳，人世的隔膜也被它们的清冷所唤醒。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景致，而是有意味的幻象，其中蕴含着一股悲壮的情感溪流。人悬浮在一个被命运强加的空间里，一切感觉都是可怕的、奇异的、无边无际的，当我们移动时，失望感和压迫感也变得令人窒息，我们只能一如既往却又无可奈何地看着命运将自己推向绝望的深渊。马山不声不响的选择了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决定，他要以自己的肉身换取最后两颗子弹，以此挽回自己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就如刘小枫所说：“为了承受一无庇护的、赤裸裸的生命事实，他们要求吞下事实这块苦涩的面包，要求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力量担当起生命的全部事实性。”影片中，马山来到妻子和孩子所在的学校，为着将要来临的决绝作最后的准备。他为妻子采摘了一束野花，为儿子买了一口袋玻璃球和几支棒棒糖，马山在退出家门的最后一步，环视了一眼自己的家，耳畔萦绕的是妻儿的声音，然后他决然的关上了家门。马山扒下周小刚的衣服，来到了相对开阔的铁路沿线，等待着凶手的出现。当马山倒在血泊中的时候，曾经在学校走廊外的叙事空白被补充了回来，他脑海里显现的是妻儿教书、读书的场景，这一股暖色却显得尤为伤感。 影片中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寻枪的背后，实际上还有一条偷枪复仇的暗线，这与马山寻枪的这根粗大线条相比显得有些过于隐秘。影片的故事流动过程中，陆川精心地安排偷枪人的出场，并让他与马山屡次相遇，这使故事情节变得异常的圆润。在影片结尾，当结巴刘露出真相的时候，他声嘶力竭的想要复仇的喊叫声爆发出一股并不亚于马山寻枪的执著，这让我们意识到，结巴刘的生活也是一种悲哀的痛苦和悲痛后的疯狂。也可以说，影片中的人物都处于一种寻找状态，马山寻枪，寻找丢失的自我；马山的妻子寻找生活的激情；儿子马东寻找人生的最初启蒙；结巴刘为自己寻找丢失的正义。这里，男人的枪丢了，女人也丢失了。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可以让生命赖以依托的支撑，但是，所有的“丢”似乎都难以找回。影片最后，陆川让马山以灵魂出窍的形式“复活”，这样的安排，无疑有着导演的一番苦心。在马山的灵魂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一种力，一种由身体自身所进发出来的力，还原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最原始的本相，让那些压抑至极，钳制已久的苦闷得到了尽情的释放。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这种释放是不是过于艰涩，仅仅为了一把手枪，马山付出了生存的全部代价，倾其所有乃至生命来寻求灵魂的安妥。或者说，如果人对于自我的回归一定要以死亡的形式来完成，是否真的必要和值得?马山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表情特写，毫无疑问彰显出一种精神剧痛，这个镜头，的的确确在所有人的胸口上深深地刺了一刀。 “故事是生活的比喻——任何可以想象的事都会发生，实际上，任何不可想象的事也会发生。”陆川说，他最想表现的是小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境况，“我心目中的《寻枪》应该是一部形态平和大气，而后在正常中渗透异样，在阳光下感受阴冷，充满人生命运感的电影。”应该说，到了故事的最后，丢失的东西，虽然找到了，但再也不可能是原初的。影片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人在知道丢失了某种东西之后，对自己境遇的体察和改变，通过主体自我的顿悟，省察，进而把灵魂送回到他出生的地方，让灵魂得到彻底解脱。影片的寓意性就体现在：人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两难的生存境地，它们是如此的沉重和令人生畏，并且没有答案。对于一个第一次拍片的导演来说，陆川显露出异常的成熟与沉稳，“我试图回想出一些自己作为处女导演时红扑扑的清纯、喜悦和青涩，无意间掏出来却是布满老人斑的沧桑”。我想，他一定是有过和主人公相同感受的人，不然这种痛苦、这种取舍的两难他是不会体悟得如此深切的。再加上姜文在其中游刃有余的精湛表演，使得《寻枪》成为一部非常厚实的影片。故事本身虽然简单，却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应该说许多形而上的东西大概是拍片过程中的偏得，然而在我们看来，单纯的故事情节与探索深沉复杂的精神状态之间却凝聚着一股别样的张力。正像陆川自己所说：“大气的电影是指不迷恋细小的聪明，不停留于些微的感悟，有些木讷地前行，因为有山顶的清风和终极的感悟在等待着生命的终结，电影的终结”。 原载：《文艺评论》 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