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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11期《探索与争鸣》发表了叶文宪教授《论英雄、枭雄、成功英雄、失败英雄、民族英雄和国家英雄》一文，作者从历史观的角度对张艺谋的《英雄》所表现出的大一统观念阐发了独特见解。然而，叶‘文批评的仅仅是解析其宣传封建主义意识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无论从商业效益的角度，还是从摄影艺术或审美的角度，《英雄》都是一部获得极大成功的影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艺谋及其《英雄》代表了中国部分电影在艺术上、商业上的追求方向，即通过前卫编剧的创新突破，借助大牌明星的轰动效应，充分利用大众文化心理，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解读东方文化的独有内涵，在实现编导独特艺术追求的同时，也实现着与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对接与暗合。 “搏杀”的美学与符号化的明星 不可否认，从视觉的角度，像《英雄》这样的电影，即使是搏杀，也绝对给观众一种审美的享受——视觉的与听觉的。一滴水在剑上的优美滑动，寒光闪闪的利剑出鞘的铮铮作响，无数的士兵呐喊着围绕一两个“英雄” (刺客)……场景何等的优美!就连打斗的地点也绝对是非人间一样的美丽：或西北的纯净沙漠，或张家界九寨沟一样光滑的湖面，或气氛森严的巍巍皇宫大殿……几乎每一个场景都堪称获奖美术作品或摄影佳作，或者说，惟美的景致和恢弘大气的场面令人荡气回肠。然而，在这至美的电影画面中，就是看不到真实的生活场景，既看不见“我”的生活，也无法稍微让我们这些小民实现一下“自我本质的对象化”，只有美丽场景中激烈而优美的搏杀。人们不禁追问：难道就是让我看“搏杀”吗?难道我们的“自我本质”就是搏杀吗?今天，当福柯以及他的权力话语理论也路人皆知时，再在“正义”的名义下看“搏杀”看得心旷神怡，是否也称得上更高层次上的美学追求?这里，张艺谋更多是走了商业电影的道路，为了争取观众，不惜暂时放弃深层次的文化思考，而在技法上大做文章。这样做也的确迎合了部分中国观众沉湎于自己像大侠一样的痛快拚杀的想象，他们需要这样的“对象化”。至于那些被杀的是些什么人，其中有没有“话语”、 “权力”的牺牲品则无关紧要。一部电影没有明星会是怎样?譬如，《英雄》当中若没有“功夫之王”李连杰，票房会降低多少?李连杰与张艺谋的合作暗合了许多中国人的宿愿：一个是好莱坞的东方武打巨星，一个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摄影专家，两者的结合，将会把搏杀场面演绎得更加完美。李连杰因主演电影《少林寺》出名。第一，从历史的角度，它是中国电影里的“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甚至是“寻根文学”，它暗喻着中国人善恶终有报的传统思想观念，譬如神腿张、觉远，譬如王仁则；第二，它是新时期的“东方民族寓言”，中国不仅用现代化进程可以追赶西方，中国还有许多伟大的民族瑰宝比西方优越，譬如气功和武术，都极大地满足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所以国人在看李连杰时一般都是津津有味，酣畅淋漓，受压抑的情绪得到了很好的宣泄。这样的电影叙事让我们想起美国文艺理论家弗·杰姆逊的那段名言： “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 ([美]弗·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三联书店，1997，第523页)。多年来，李连杰即使到了好莱坞，仍在延续自己这一虚拟的“民族形象”；今天，当他出现在张艺谋的电影里，国人怎能不一片欢呼。 对于《英雄》而言，张艺谋的初衷是拍出一部风格全新的武侠片，因为他觉得从前的武侠片都是打打杀杀，拘泥于局部细节，今天他要拍一个有真正的英雄之“气”的大场面。张艺谋这一代人经历过 “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的历史磨难，备受那个时代的“英雄之气”的熏陶。无论是1966年毛泽东八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几百万红卫兵和决心誓死效忠他的青年学生，还是1968年八千万青年学生遵从领袖的指示，豪情满怀下放到农村、边疆接受再教育。其场面之宏阔，气势之浩大，都给年轻的张艺谋以深刻的影响和心理暗示。因此，当张艺谋说要拍英雄片，并且要拍得“大气”时，给人的感觉就决不是单靠打斗了，即使李连杰在其中也只是个人物符号，作用不大。但整个电影，李连杰的戏从头到尾，他冷硬的脸庞、充满杀气的眼睛、美妙得近乎神奇的身手，无不让中国观众如醉如痴。即使在城市街头四处可见的《英雄》宣传画上，还是以李连杰为“中心”——手持宝剑一脸杀气地站在六大明星的中间。如果仅以香港艺人梁朝伟、张曼玉为中心，人们只要重温一下香港电影名作《东邪西毒》、《花样年华》、 《重庆森林》、 《甜蜜蜜》就行了；如果以张曼玉、甑子丹为中心，我们回顾一下号称“中国武侠片的里程碑”的《新龙门客栈》足矣；如果只有陈道明、章子怡在场，恐怕不用回顾了，电影院不可能有那么“热”。张艺谋如果不靠李连杰这个“东方民族神话”的符号发挥其指示性功能， 《英雄》的票房绝对失败。 前卫编剧的突破 近些年，有许多作家尤其是小说家参与了中国电影的制作(主要是编剧)，小说家在对人类生存真相的探索上一般来说是相当前卫的，他们的艺术追求和大众文化之间存有一定的距离。小说家的艺术探寻作风和独到的审美趣味，对于提升中国电影的审美品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有没有改变目前中国电影趋同于大众趣味的倾向，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随着《英雄》的火爆，编剧李冯的名字频频出现，几乎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这位来自广西现居北京的作家，是“晚生代”小说的代表人物， “广西三剑客”之一，曾经写过长篇小说《孔子》，中篇代表作有《庐隐之死》等，短篇有《作为英雄武松的日常生活片段》等。李冯应该说是一个在艺术上相当先锋、颇为前卫的小说家。张艺谋请李冯做编剧也许正是因为《英雄》所要处理的古代历史故事，对熟悉古代文化的南京大学研究生李冯来说，不是件难事。重要的是，张艺谋“希望”李冯用别具一格的手法来处理“故事”，使其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编”的叙述效果，以求“陈腐的历史”在他手中焕发出新鲜的趣味，因为李冯早期的几个代表作就已凸现了这种效果。无论从个人的文化底蕴的角度，还是从其艺术追求的创新精神的视角，李冯都具备了文化和叙述的双重素质。张艺谋精挑细选的结果只能是： 《英雄》的编剧非他莫属，我们几乎想不出当前新锐或老到或走红的作家谁比他更合适。如果按照张艺谋“仇恨美学”的发展，影片也顶多是个“刺秦”的故事加上精妙的拍摄、豪华的制作而已。但由于李冯的编剧，来自这个“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故事，有它自身遏制不住的东西，最终突破了张艺谋的“仇恨叙事”，改变了整个电影的主题和话语指向。李冯编的剧本可能是张艺谋自己想不出来的，这个被称为“老谋子”的中国导演，年纪轻轻，一脸皱纹，他的老谋深算长期在“仇恨”、 “阴谋”的泥沼中游刃有余，如《大红灯笼高高挂》、 《菊豆》、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个个都拍得极生动，而那部《有话好好说》，宣扬的本是“和平”，但影片从头至尾充满的却是市民化的肉欲和暴力，纯粹的“仇恨”终于没有掩饰地成了表演的主体。我们不知道对于“爱”的话语，除了“回忆双亲”式的亲情之爱，张艺谋还有什么别样的感受?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我们的“爱”再崇高，也就是到“亲情”为止。或许，张艺谋本就寄厚望于编剧，实现带领观众的集体“突围”，以满足人们追求新奇的“原始”审美欲望。“残剑”和“无名”搏杀的实质来“残剑”和“无名”及影片中的所有“正义者”一样，生活的目的就是复仇——将秦王刺死。但“残剑”这个犹犹豫豫的流浪剑客，在刀剑的碰撞中陷入了思虑，这时出现了国家话语的痕迹： “为什么要杀秦王?”是的，列国相争，生灵涂炭，秦国实力最强，诸侯不敢造次，若秦王被杀，神州大地定会再次陷入诸侯混战，相反，若秦王统一了天下，则民生安定，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秦王不能死，统一大业要靠他。 “残剑”最终悟出的这一道理使他的剑刃在已经到达秦王脖子的时刻而手下留情，他接下来告诉每一个刺秦者： “秦王不能杀!”并且，他开始了阻拦行刺者的叛逆之举，甚至为此付出了代价。 李连杰扮演的“无名”，让我们想起鲁迅笔下《铸剑》中的黑衣人，一样的衣 着、神色，一样的仇恨。这个形象是否来自《铸剑》尚待考证，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仇恨象一股黑色的血，将这些人由内到外地充满，无论是脸色还是衣裳。所以“残剑”在阻拦行刺的“无名”时问道：“你的剑难道只为仇恨而练?” “不错!”“无名”毫不犹豫地回答。当已不再年轻的李连杰在荧幕上再度不用更多的语言非常酷地表达复仇的决心时，我们知道，时代在变，作为演员的李连杰演出的形象没有变：复仇者，或对于“西方”的“东方英雄”。在《英雄》中，他开始饰演“无名”，一个没有名字、也不需要名字的人，真正发挥他的仇恨话语、复仇美学的符号功能。 当受伤的“残剑”知道自己再也无力阻止“无名”复仇的步伐时，影片情节的关键部分出现了： “残剑”开始在漫漫黄沙地上写字。这个情景让我们想起西方“爱”的话语中的经典场景， 《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在路上遇见一群人准备惩罚一个在行淫时被捉的妇人，那群人把妇人交给了耶稣，因为他们心里想：你不是上帝之子吗?我看你怎么定她的罪!他们想找把柄陷害耶稣。但耶稣一言不发，却弯身在地上“写字”，耶稣画了什么字《圣经》上并没有告诉我们，但就在他画字的时间里，喧嚣的人群获得了片刻的平静，耶稣站起来对人们说： “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听到这句话，众人“一个一个溜走”、无力地回了家。然后耶稣对那妇人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别再犯罪!”谁能说： “我没有犯过罪”?当耶稣弯身下来，他是给世界一个反省的时刻，这是他的一个话语策略。耶稣“弯下身子，用指头在地上写字”的情景，在西方 “爱”的话语里是一个经典镜头，因为在这里，对“罪”的审判变成了“爱”的抚慰。影片到此， “残剑”和“无名”的搏杀画上了句号。 “残剑”究竟写了什么字?直到“无名”已成功接近秦王身边，可以施展他的绝世武功“十步一杀”时观众才知道，因为这两个字的含义突然使“无名”仇恨的火焰熄灭了，他内心的杀气开始使秦王眼前的烛光不停摇摆，秦王也已经识破了他刺客的身份，但是，由于那两个至关重要的字，复仇者与秦王之间停止杀戮而展开了话语交锋。 与《圣经》的隐意大不相同， “残剑”在沙地上写的两个字很明确： “天下”。 “无名”悟到的意思是：和天下的大乱相比，个人的痛苦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刺杀秦王对广大人民是灾难，如果将来秦王统一了天下，专心治国，民生则安顿受益，为天下着想才是剑客们要做的事啊。秦王为“残剑”的觉悟大为感慨：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生，最了解自己的人却是那个他长期要俘获的剑客。他在“残剑”的禅语里，悟到了“剑”字的三重境界：一是人剑合一，人到剑到，飞花摘叶皆成利器；二是手上无剑，心中有剑，心到剑到，剑气伤人；三是手上无剑，心中亦无剑，心怀天下，包容一切，就是“不杀”。这最高境界，即“和平”。 到这里，观众一定会为影片情节的精妙设计而深深感佩：如果刺秦成功、秦王被杀，不管杀得多漂亮，那也是一个故事原型的再讲述；如果秦王没有被杀，那电影一定要给出一个人们都能接受的理由——现在这个理由就在这里：即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之一，我们要“和平”，不要残杀。密谋已久、轰轰烈烈的刺秦运动到这里戛然而止，但国人并没有觉得颓丧。与“天下”的永久太平相比，与国家、民族的统一安定相比，我们个人的仇恨算得了什么呢。至此，我们还发现，这个重新讲述的古老故事，其实并没有跳出“民族国家”的话语范畴。在这个话语的权力中，个体的幸福与仇恨是由“民族国家”的幸福、仇恨决定的，个体的“一”应该融人也只能融人那个宏大的“一切”当中。 “我”与其说是舍生取义的大“英雄”，不如说是放弃个体痛苦的大写的“人民”。由“杀”到“不杀”，电影经过了漫长的叙述过程，其叙事由“仇恨”话语向“和平”话语的转变，充分张扬了导演和编剧的目的：让观众看着痛快，又获得适当的教益，在视觉上和心灵上获得双重收获。而在深层次上，则实现了电影制作者对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暗合，实现了民族国家话语与大众文化的对接。 如果说过去电影里大侠们的舍生取义，是一种抽象的江湖豪情，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义”，是流浪江湖中的人的惺惺相惜；那么《英雄》中的大侠们犹犹豫豫，甚至“背信弃义”，为的却是“天下”的一统之大义。电影编导对中国古代武侠精义的如此改动，用一个时髦的词汇，也算是“全球化”思想的别样解读。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