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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在的作者而言，很大程度上，他们评判自己的工作值得与否，是以作品最后是否被改编成电影为衡量。作者们一只眼睛盯着正在写作的作品，另一只眼睛忙着朝电影人送秋波。 ——安妮·普劳克斯（《断背山》作者） 作者和好莱坞的关系无非是，作者开车来到加州边界上，把你的书扔过篱笆，接好他们扔过来的钱，然后立刻掉转车头回家，之后再没你什么事儿了。 ——海明威 当年，美国电影艺术学院决定让“改编剧本”独立门户、增设一尊奥斯卡小金人时，不知可曾预料到，有朝一日好莱坞若离了这些改编剧本，将落得寂寥甚至近于惨淡经营。就看即将到来的新一个奥斯卡颁奖季，入秋以来，被影评人们视为今冬种子选手的影片大多是脱胎于文学作品——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改编自Cormac McCarthy的同名小说，迈克·纽威尔把马尔克斯名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搬上银幕，另有《追风筝的人》、《救赎》、《黄金罗盘》和《我在伊朗长大》等等。 是电影业越发仰仗文学作品鼻息，或是，电影业的触角已经搅动起文学圈的一池春水，影响甚至重塑着今天的写作？个中微妙若是细究起来，只怕也是见仁见智了。 为了拍摄的写作？ 从海明威和菲兹杰拉德的时代起，作家们针对好莱坞的“西进洪流”就开始了，在西海岸的成功将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更响亮的名声，一切在寂寂无名书房里难以得到满足的诱惑。但在那些年月里，和电影业沾边至多意味着作家们拿到了一张涉足名利场的请柬，而他们本人和电影制造业之间仍竖着一道篱笆墙。到如今，这道年事已高的篱笆墙被出版商轻轻一推，也就差不多要倒了——一些出版人正拿着书本当筹码参与到电影生意中。 老牌出版社兰登书屋已经和焦点影业签约结成长期合作伙伴，后者每年将有两到三部电影改编自兰登出品的书作。特里·乔治导演新作《救赎之路》就是双方合作的第一部影片，改编自John Burnham Schwartz创作于1998年的同名小说。 在过去，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对于作者而言可以收到一笔数目不菲的版权费，对于书商而言，至多是借电影的东风把原作再版了卖个好价钱。无疑，这将成为过去式了，如今的书商从影片策划之初便介入，他们在最后的利益分成中也将分得份额不小的一块蛋糕。比如对于兰登书屋而言，出版社不仅能从影片的票房收益中获得分红，同时，后期的DVD销售、有线电视版权费和新媒体下载等收入中也有相当份额要划归它名下。出版商的强势使得原著作者们在好莱坞的地位也相应提高，他们在选择编剧、演员和导演等紧要问题上将更有发言权。 自然，有作家忧心好莱坞和出版商这种如胶似漆的“好”感情将影响作家们的创作追求，并最终动摇他们的创作信念——写什么？怎样写？为何而写？《断背山》的作者安妮·普劳克斯在一个文学节上曾发出如此感慨：对于现在的作者而言，很大程度上，他们评判自己的工作值得与否，是以作品最后是否被改编成电影为衡量。作者们一只眼睛盯着正在写作的作品，另一只眼睛忙着朝电影人送秋波。她说，作家圈里这种“时尚”让她无比沮丧。 “小说家们拿了钱，不是跑路就是抱怨” 小说家和电影生意之间的“蜜月期”也就是最近的事。用编剧约翰·塞尔斯的话说：“我刚来好莱坞那会儿，聪明点就别提自己是小说家转行来的。”当年，他还是《大西洋》杂志的作者，1978年，他的小说《Union Dues》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此后他进军好莱坞，开始了作为编剧和导演的职业生涯，迄今已写了近60个剧本。这个老江湖当年学到的第一堂课就是，小说家是最让制片厂头疼的人群之一，制片人最爱抱怨：“那些麻烦的文人要么在电影公映后牢骚太盛，要么就是让我们生生砸了10万美金后，他扔下个草稿拍拍屁股走人了，我们还得找职业编剧给他善后！”所以在好莱坞曾流传过这么一句揶揄作家们的笑话：小说家们拿了钱，之后不是跑路就是抱怨。 塞尔斯回忆，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小说写作完全成为“兴趣”，是他进行美学尝试的试验田。多年游走在小说创作和职业编剧两个领域，塞尔斯认为，小说能够包容更多的观念和观点，而在电影故事中，尤其在剧情片中，最要紧的无非是三个基本元素，即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一个主角，和主角的对手。而那些在小说中得以展开的段落，在电影中往往是不得不压缩的。眼下，塞尔斯正在创作的小说最初是他的一个剧本，后来他意识到，这个关于美西战争期间的故事几乎没有可能得到拍摄资金，他便决定把它改成小说，他玩笑说：“我正需要编剧协会来一场罢工，这样我就能安心写书了。” “文学写作有助编剧？恰恰相反。” 事实上并没有太多作者站在爱抱怨的老太太普劳克斯一方，更多的作者、那些曾有过与好莱坞合作经验的作者，辩解说凡事不能一杆子打死。不能否认，制片商在他们的口袋里塞足了银子，但在另一方面，参与电影游戏其实或多或少给了他们些写作方面的“启示”，让他们重新看待“讲一个故事”的各种可能的方式。 Schwartz在改写《救赎之路》的电影剧本后，认为电影写作恰恰释放了他的原作中某些隐藏的力量，场景与场景间的切换鼓励他尝试一些“更野心勃勃”的书写。 Michael Ondaatje，《英国病人》的作者，坦言他为若干纪录片写脚本的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看似最细微的细节具有的力量，“是电影写作让我切身体会到编辑这门艺术是何等微妙、复杂，比如就整个戏剧框架而言，你仅改变不到二十分之一，但整部影片的节奏可能就此全然不同了。” Diane Johnson，曾为库布里克做编剧，在业内以擅长提炼原作著称，她说电影剧本写作强化了她对“结构”的认识。当年库布里克请她把斯蒂芬·金的名作《闪灵》改编成电影剧本，导演坚持“先搭好整部电影的框架，之后再填充每一场的细节，就像写一部好小说那样去填充细节”。她以过来人的姿态说：“我并不确定小说写作能够多大程度上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编剧，其实我觉得更大程度上恰恰相反，好作者脱胎于好编剧。” 而从最世俗的角度看，参与电影工业也是许多曾经默默无闻的作者的事业推力。Tom Perrotta的小说《大选之年》于1998年出版时，有书评人嘲笑“出版这样一本书完全是朝电影人抛媚眼”。事实却嘲笑了书评人——他在多年前就已完成初稿，书稿静静地在他抽屉里躺了许久。直到有一天有人引荐他认识了一位制片人，后者把这部抽屉里的书稿带给了导演亚历山大·佩恩（《杯酒人生》导演），他决定把它改成电影，才给这书挣来了出版的机会。从那以后，Perrotta的新作一部接着一部顺利出版，再不会“养在深闺无人识”。近年来他参与了多部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包括去年奥斯卡热门的《身为人母》，他感言：“我的经历多少有些荒谬色彩，但事实就是如此，是剧本写作让我真正有机会走上严肃文学创作的道路。” “你们拍你们的，别来烦我。” 当然，确有一些作者态度强硬地坚持，自己的写作和电影业壁垒分明，电影圈的纷纷扰扰丝毫不能打破他们书斋里的宁静。 作家Rick Moody就说，他相当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如果电影公司坚持要做，我是无所谓，这无非是个考验他们韧性和耐性的过程。”尽管他的代表作《冰风暴》曾被李安搬上大银幕，但他坚持，“我在写我的故事时从不考虑电影圈的生意。”《冰风暴》拍摄期间，他也曾和李安以及制片人有过些交流，不过总体来说，Moody以海明威的几句话作为自勉：“作者和好莱坞的关系无非是，作者开车来到加州边界上，把你的书扔过篱笆，接好他们扔过来的钱，然后立刻掉转车头回家，之后再没你什么事儿了。” Chuck Palahniuk也说，他最好一个人远远坐着，看电影人忙活就好。1996年，大卫·芬奇决定把小说《搏击会》拍成电影，当时原作者Palahniuk是个修车厂的技工。不出几天，他就决定放任大卫·芬奇甩手干，因为“我的电话响个不停，我没法干正经工作，实在不堪其扰。”后来直到《搏击会》正式开机时，剧组送了若干打白玫瑰到Palahniuk工作的修车厂以示感谢，抱着雪白花朵的他站在工友中自然是格外滑稽。今年八月，根据他小说《窒息》改编的新片在纽约拍摄，他应邀去片场，这个淳朴又怕麻烦的作者玩笑说，“看别人阐释你写的故事挺有趣的，何况，出门旅行能助我减肥，我也很乐于目瞪口呆地看那些裸露戏，天啊那些最初居然是我写的。” 绝对的冷漠和绝对的信任，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论哪一种，都不失为一个“好作者”的应对方式。Bruce Jay Friedman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提出了他认为作者应对电影改编能拥有的最健康的态度。1972年，他的小说《改变的计划》第一次被改编成电影《我为蜜月狂》时，他兴致勃勃观看了影片并表示还不错，今年，这部小说又一次被翻拍，影片于上月公映，作家本人还没来得及看，他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又一次，我无能为力、也无需做什么，除了坐在电影院里等灯光熄灭，影片开始，抱着照单全收的心态迎接可能看到的一切。” 原载：《文汇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