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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中国革命有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就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创作来说，表现武装斗争的作品数量最多，收获最丰富。这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分不开的。相比起来，表现统战工作的作品数量少一些，分量也比不上前者。《周恩来在重庆》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它是表现革命历史的新突破，也是塑造革命领袖形象的新突破。 周恩来是党的武装力量的创建者之一，也是全党统战工作的卓越指挥员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受党的委派，周恩来到重庆组建南方局，负责与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周旋。天真烂漫的人会以为，统战是一项充满甜蜜与和谐的工作。其实，周恩来等同志在重庆，是生活在龙潭虎穴之中，每天都在特务的监视下开展活动，随时都有惨遭毒手的危险，其斗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一点也不亚于扛枪上战场。电视剧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示出，当时的国民党并不是铁板一块。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但他们在党内居于受排斥，受打击的地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不同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他们深知，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如果不举起抗日的旗帜，就会丧失民心。但他们一天也没有忘记过消灭共产党。武汉失守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政府从武装进攻重点转向政治诱降。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五中全会，进行反共部署，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上世纪40年代初，以皖南事变为标志，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借着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电视剧细致描写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同志同蒋介石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挫败了他们的反共阴谋，团结了国内外广大抗击法西斯的力量，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周恩来在重庆工作量之大、工作面之广，是后人难以想像的。他要同国民党中各种代表人物打交道，要同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还要同英美苏各国驻华使节以及新闻记者打交道。他要领导红岩村的工作，还要关照隐蔽战线的工作，同阎宝航、王昆仑、熊向晖等地下工作者紧密联系。电视剧通过对重庆这一段历史的描绘，充分展示了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他的坚定立场，广阔胸襟，高度智慧，惊人应变力，他对工作的认真细致，对人民的忠诚关爱，在电视剧中都得到了淋离酣畅的表现。 不可忽略的是，电视剧用浓重的笔墨塑造了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等一批进步人士形象，描绘了中国民主同盟从酝酿到成立的过程，展示了他们在国统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写出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如何同他们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和大批民主人士的鼎力襄助是分不开的。不应该忘记他们，不应该在历史剧中冷落他们。与上面一点紧密相联系，电视剧同样用浓墨重彩描绘了当年在重庆的一批进步文化人，如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老舍、洪深、贺绿汀……电视剧真实地再现了周恩来一直重视文化工作，一直亲自抓文化工作，一直热忱地与文化艺术界人士交朋友。从为被敌机轰炸的难民演出，到公演《黄河大合唱》，推出话剧《屈原》，到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开庆祝会……这一系列重要文化活动都是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下进行的。重要的不仅在于这些戏很感人，看起来十分亲切，还在于它对今天党如何领导文艺也有十分有力的启示意义。周恩来熟悉文艺这一行，年轻时演过戏、写过诗，但他从不以行家自居，从来不居高临下。他善于把文艺工作和党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善于把文艺工作者引向民族解放、民族振兴的康庄大道。他对文艺工作者总是循循善诱，关怀备至。可以说，他是党领导文艺的一个典范。 （二） 人们常说，写历史剧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当然是正确的。同样是“大事不虚”，却有多种不同的写法。浪漫主义强调主观精神，在“大事不虚”的同时必然要溶入大量主观想像和感情宣泄。现实主义作家也要有丰富的想像力和澎湃的创作激情，但他们更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尽可能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历史、塑造人物。 作为撰写革命历史剧的作家，王朝柱更趋同于现实主义。他在掌握与使用史料上的刻苦与严谨，是备受同行称赞的。不论写《长征》《延安颂》《八路军》还是《周恩来在重庆》，他都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找遍了能找到的公开出版物，翻遍了现存的档案资料，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艺术加工。全剧17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除了罗莹、张文等个别人物是虚构的，绝大多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不但剧中的历史事件都是真的，就是“小事”，有许多也是有史为据的。譬如叶挺要出狱，周恩来带小扬眉到重庆接爸爸，飞机遇险情逐步下坠，旅客们纷纷系上降落伞，小扬眉没有降落伞，周恩来就把自己的伞系在小扬眉身上。这个情节虽不算“大事”，却也是根据真实的回忆录写出来的。所以王朝柱的历史剧不但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也可以当作革命历史教材来观看。 应当说，周恩来在重庆是比较难处理的题材：人物繁多，事件繁多，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没有明显的高潮，很难提炼成一气呵成的影视剧。作者没有为了戏剧而牺牲历史。他以人物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采取散文式的结构，几乎没有遗漏地再现了周恩来当年所经历和处理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重视细节描写，通过生动而艺术化的细节，把头绪繁多的生活场景描绘得有声有色。作为现实主义作品，不但要真实地再现历史，还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剧中的核心人物周恩来是光采照人、感人至深的。其他重要人物，像邓颖超、董必武、叶挺、蒋介石、宋美龄，也都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怎样塑造历史上的大人物——那些在特殊岗位上驾驭历史风云的人物？有人强调要写得人性化一些，这个意见有一定的道理。过去曾经把革命英雄人物无限拔高，甚至加以神化；把反面人物无限贬低，甚至加以鬼化。这是简单幼稚。所谓“人性化”，就是要写出不平凡人物的平凡一面。他们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不过，这是写人物的起码要求而不是成功诀窍。塑造历史人物形象，关键还在于把握个性，写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独特性格。如果是写政治风云人物，那么不但要真实地写出他的所作所为，还要写出言行背后的内心隐秘，写出形成思想和决断的历史动因。《周恩来在重庆》对人物的开掘是比较深的。譬如日机轰炸重庆的时候，宋美龄冒着硝烟在播音室里作英语讲演，向全世界揭露日寇罪行，蒋对此大加赞赏。蒋经国因生母被炸死，到蒋介石面前泣诉，要求上前线为母亲和国人报仇。蒋怒斥儿子只有匹夫之勇，不准他上前线。两个行为都是义举，为什么蒋氏褒此斥彼？蒋对日寇暴行是有义愤的，对同胞遭难也不乏悲悯之心。然而作为国民党党魁，他不能不比普通人有更多的谋虑。武汉失守后，日军封锁了我国从南到北的海岸线，一切国际援助都无法从海上进来。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后，断绝了从西南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甚至英国也一度停止军援。宋美龄向全世界演说，有助于争取美英苏的援助。从大局考虑，蒋当然要大力赞扬。蒋虽想在抗战上做出成绩，但并不愿意家人为国牺牲，所以向蒋经国大发雷霆。后来蒋安排宋美龄到香港，联系日蒋汪三方会谈之事，周恩来一眼就看穿了蒋玩的把戏。蒋固然想通过会谈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但他并没有下定投日的决心。这个行动也是做给英美苏等国看的。你们看：我这里快顶不住了，再不拉兄弟一把，兄弟将对不起你们了！这些描写，都是入木三分的。 （三） 自从《周恩来在上海》问世以来，王朝柱一直夜以继日地在革命历史剧这块园地上耕耘着。特别是推出《开国领袖毛泽东》之后，继之而出的《长征》《延安颂》《八路军》《周恩来在重庆》……每一部都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可以说，王朝柱的革命历史剧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一道亮丽景观。取得成功是不容易的，取得再次成功是更不容易的，取得连续成功则是很罕见的。那么，成功的原因何在？ 电视剧生产是一项系统工程。剧本是一剧之本，没有好剧本当然一切成功都谈不上，但光有剧作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王朝柱革命历史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创作集体，实现了艺术生产的“强强联合”。这里，有王朝柱这样实力强大的剧作家，有逄先知、龚书铎、金冲及、何静修这样的党史、现代史专家参与指导，有李准、仲呈祥、李硕儒这样的文艺评论家参与策划，有董亚春、刘劲、唐国强、马晓伟、王伍福这样的导演、演员长期合作。特别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作为意识形态和艺术生产的重要部门，一直强有力地支持这些艺术家的创造。“强强联合”的基础不是某种经济利益。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相近的艺术追求使各方面的专家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创作集体的气氛是严肃而温馨的。大家写革命老前辈，演革命老前辈，学革命老前辈。大家都能积极地建言献策，又都能和谐地互相配合、互相关照。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点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周恩来在重庆》等一批电视剧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原载：《文艺报》2008-3-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