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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柱，河北吴桥人，196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原为总政话剧团编剧，相继出版过《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等40余部史传文学作品，由他担任编剧的《巨人的握手》、《开国领袖毛泽东》、《八路军》、《长征》、《张学良》、《延安颂》、《周恩来在重庆》等电视连续剧作品尤其为人称道。有多部作品获华表奖、百花奖、飞天奖、金鹰奖及“五个一”工程奖，七次获最佳编剧奖。 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是我国当代文艺百花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90年由您主要创作的电视剧《巨人的握手》是这类作品的始作俑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无一不是主旋律作品，它大气磅礴，促人昂扬向上，但也容易给人一种心理暗示，让人想起“奉命文学”、“遵命文学”，想起样板戏的“高、大、全”，请问您是怎样突破观众的心理戒备，并深入他们的心灵世界的？ 王朝柱：以我个人的创作实践而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走过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着重写一个个战例，用人来图解战争；第二个阶段，注重展示人物，像《三国演义》，把战争作为载体，通过军事角逐来展示领袖们乃至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到第三个阶段，即以最新创作的《周恩来在重庆》为标志，我开始既写聪明才智，也写情感，回到文学艺术的本体：人。 有人以为“奉命文学”、“遵命文学”肯定写不好，我不这么看，关键看你怎么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就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分析历史人物，按照艺术的规律去塑造历史人物。当然，艺术作品不是历史，不是纪录片，历史人物是艺术家笔下的人物形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典型人物，因此，创作需要去推衍想象，但绝不是胡编乱造。要把军事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史学思维转化为文学艺术家的艺术思维，按照艺术本体来进行创作，必须让每个人物活起来，而不是呆板地、公式化地刻画一个人物，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有生命力，老百姓才会喜欢看，这是一个大的命题。 另一方面，历史并不代表老套，它照样可以写新，但关键是要有独特的发现。老实说，荧屏上的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领袖已经太多了，但我争取每一部都写出新意。比如，电视剧《长征》中我写一段“捉虱子”的情节，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外国友人前，曾叫大家回过头去，他要脱下裤子捉虱子。他还在一次会前公然提出捉虱子比赛。这是个真事，有人说这样写会不会给领袖身上抹黑？然而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毛泽东，这就是真实而生动地再现历史。《延安颂》则创造了很多个第一，比如毛泽东为什么和贺子珍离婚？又是怎样和江青走到一起的？周恩来的胳膊怎么断的？许世友为什么给毛泽东下跪？张国焘是怎么叛变的？这些都是荧屏上从来没有正面表现过的内容，因而使这部剧具有某种“解密”的意味。《周恩来在重庆》所写的重庆八年也是以往影视作品的空白。其他时间周恩来都和毛泽东在一起，上面有毛泽东在罩着他，不可能像在重庆这样，能够挥洒自如地来展现他的处事、为官，还有为人友、为人夫、为人子等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刻画才能吸引观众、打动观众，进而净化他们的心灵世界。 问：有人说过，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要掌握“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这就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请问您是如何把握这个尺度的？ 王朝柱：当年，周扬同志提出过史传文学创作的三原则：知名度越高的人，允许你虚构的空间越少；距离我们年代越近的，允许你虚构的空间越少；有争议的事情，允许你虚构的空间更少。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所谓“大事不虚”，就是要尊重历史真实，因为我写的事件距离我们太近了，不允许你胡编乱造，比如《周恩来在重庆》所写和周恩来当年在重庆工作过的人，很多人都活在世上，容不得你胡编，你编了一点，他不看了，那没意思。所谓“小事不拘”，就是要展开文学想象，塑造艺术真实。在有限的政治空间中，去做无限的艺术文章，这就要靠艺术真实，把历史的真实通过艺术的手段转化成艺术真实，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领袖人物化作一个个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如果人物个性不突出，共性的东西太多，人物就很难生动。举个例子来说，《周恩来在重庆》仅有名有姓的角色就达170多个，拍摄难度很大。可以这样讲，该剧中的周恩来，是以往所有历史题材影视剧中最生活化的。这一次我想尽办法把总理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刻画，力求写得感性一点，更生活一点。写作中，我几次流泪。 问：从《长征》、《延安颂》到《周恩来在重庆》，您一直在刻画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追求一种史诗般的东西，心中始终涌动着一股激情，目的是要用这种精神来鼓舞今天的年轻人，这也是您创作的原动力之一吧？ 王朝柱：是的。如今有许多年轻人盲目追求所谓的时尚，实际上是人生缺少精神导航，说开去，也就是缺少当代延安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是什么？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勇于创新的精神，这也是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最精粹的精神。这种精神会过时吗？永远不会。我写《周恩来在重庆》，是要用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品格给当代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人提供精神食粮，使他的高尚人格像一盏明灯一样在那儿指引着我们，该怎么走，往哪里走。在这一点上，我是把历史与现实的空间打通了，这是我写《长征》、《延安颂》、《周恩来在重庆》这些戏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可以说，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问：您著作甚丰，却依然笔耕不辍，有人称您是文坛“苦行僧”。您为什么要这么苦自己呢？ 王朝柱：当我看到观众通过我的作品，走近伟人，了解伟人，并从中受到鼓舞后，我就会很满足，所以我乐于当这样的“苦行僧”。在写作中，对自己的心灵也是一个升华的过程。比如我写周恩来，他为官的一面我是学不到了，我不是做官的料；但我可以学他的为人，如果一个人可以像他那样活一辈子，这个人就很伟大。所谓“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为塑造崇高，追求崇高，我会苦中作乐，一直写下去。 原载：《人民日报》2008-05-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