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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了，回顾自己的创作，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有幸将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大家族——宋氏家族和蔡氏家族搬上了舞台和屏幕，先后推出了话剧《母亲》、话剧和电视连续剧《向警予》《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等作品。 这是历史的回声，这是时代的赐予，这其中，有一位作品的催生者，我至今难忘，那就是我已故的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烈士的儿子蔡博。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蔡博（和他的姐姐蔡妮），是30年前的5月1日。那天，是向警予烈士在武汉牺牲50周年的日子，武汉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女英烈，请来了烈士的子女蔡博和蔡妮。在纪念大会上，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两位历尽人生沧桑的烈士遗孤时，不知怎的，我鼻子一酸，泪水溢出了眼眶…… 他俩真像石头缝里长出的小花呀！孤苦伶仃，任凭风雨吹打，生存于恶劣的环境之中，成长于白色恐怖的围剿里。母亲牺牲时，蔡博才4岁，蔡妮也只有6岁，3年后，父亲蔡和森又在广州英勇就义，博博、妮妮从此成了孤儿。年迈的奶奶葛健豪带着他们东躲西藏，在荷枪实弹的敌人面前，在警笛四起的恐怖之中，他们跟着奶奶行乞、流浪，但他们仍然为革命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后来，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亲自关心下，小蔡博和他的姐姐先后被送往苏联，开始了异国他乡的人生跋涉…… 带着对烈士遗孤的敬重，带着被人性唤起的怜悯，我在陪同他俩观看了话剧《向警予》后，与蔡博进行了一次长谈。蔡博提出，能否将话剧《向警予》改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呢？我想，这不仅仅是子女对母亲的思念，更是一名编剧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于是，我点头承诺了蔡博的要求。 从此，蔡博成了我的朋友，我也因此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难忘蔡博，是他帮助我结识了一批著名的党史人物：李维汉、罗章龙、肖三、何长工、张金保、王一知……他们的讲述，使我对革命历史的认识得以升华，他们的精神情操使我的心灵经受了洗礼，从向警予、蔡和森、葛健豪一直延伸到宋床龄和她的姊妹们……我逐渐认识了他们，了解了他们，为我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构建了厚实的基础。 有一次，蔡博问我：“你想不想见一见出卖我母亲和夏明翰烈士的大叛徒宋若琳？” 我一惊：“他还活着？！” “活着。”蔡博告诉我，“他后来当上了国民党的大特务，解放后被捕了，他又供出了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网，算是带罪立功吧，只判了他20年。” “真是个双料叛徒！我真想见识一下，这种人是个什么德性。” 蔡博接着告诉我，宋若林在宁夏关押20年后，已被遣送回老家，现在在湖南省浏阳县葛家公社龙潭大队上升生产队接受群众管制。 我沿着蔡博指点的路线，只身一人深入到了浏阳的大山里，见到了这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这次不平常的经历，不仅充实了我创作的感性知识，而且让我感悟到了风雨岁月中的另类人生，成为我从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时不可多得的珍贵素材。 难忘蔡博，更难忘与他交往中发生的那次尖锐冲突。那是1984年，由话剧改编成电视剧的《向警予》已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完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向警予》即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前两个月，我一连收到蔡博的三封来信，他对剧中的一段剧情提出了异议。原来我在剧中写了这样一段情节：向警予在长沙街头目睹了女校学生玉贞花轿自杀的惨烈情景后，激愤地发表了抨击封建礼教的宣言……蔡博坚持认为，他的母亲没有这样的经历，因此坚决反对这样的虚构。这一下可把我难住了，1919年向警予确实没有这段经历，但是，那年轰动全国的长沙赵五贞为抗议包办婚姻自杀于花轿，这却是史实；当年，向警予为此事向封建礼教宣战，这也是史实。为了塑造向警予的艺术形象，将这两件同年发生的相互关联的史实结构成一场戏，这有何不可？我在回信中反复阐述了艺术虚构的理由，但蔡博仍然不能接受，而且来信的言词越来越激烈。无奈之下，我只有赶往北京，想与蔡博当面沟通。可当我在北京找到蔡博时，他正在给新华社写信告我！于是，我与蔡博发生了争执，几经交锋，仍然无法改变他的看法，我当时想，蔡博真的像他父亲蔡和森呀，治学态度严谨得近乎有些固执！怎么办呢？我突然想起了蔡博的表姐刘昂，她曾经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时任一机部副部长，我接触过，她是一位很有水平的领导，而且在蔡家的姊妹中很有威信。这样，我连夜赶到了刘部长的家中，刘部长仔细地听取了我与蔡博矛盾冲突的来龙去脉后，立即打电话给了蔡博，批评他不应该这样干预创作，而且明确表态，认为在文艺创作中，这样的艺术虚构是允许的。就这样，蔡博总算让了步。 电视连续剧《向警予》热播后，社会反应强烈，并获得了“飞天”奖。在康克清同志接见我们时，蔡博与我握手言和，从此，蔡博与我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两年以后，蔡博因公来汉，他竟然不住会议为他准备的高级宾馆，硬是驱车来到我家，住进了我家30平米的陋室。 记得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蔡博与我同室共眠。他向我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他曲折的人生，讲到他对母亲父亲模糊的印象，更谈到了被毛泽东主席尊称为“奇异老人”的奶奶葛健豪。 葛健豪，一位封建社会的小脚女人。为反抗丈夫的封建压迫，她从老家出走；为赢得妇女的自由，她50岁时与儿孙三代一起上学堂；为支持儿女追求真理，她55岁与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结伴去往万里之外的巴黎；在巴黎的街头，老人举着小旗、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为争生存权的游行，老人迈着三寸金莲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成为一时流传的佳话；回国后，大儿子蔡林蒸、二儿子蔡和森和儿媳向警予相继为革命牺牲，老人忍受丧子的巨大悲痛，带着幼小的蔡博、蔡妮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重上征途；晚年，老人已无力奔走了，她毅然送走了身边最后一个孙子蔡博，自己老死在湖南双峰的老屋里…… 蔡博动情地向我讲述着，我被他的讲述感动着、震撼着。天亮时，蔡博离开了我家，他走了，但他的奶奶——葛健豪老人的形象却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15年后，我终于将一直搅动着我内心的奇异老人搬上了舞台，剧名叫《母亲》。 2001年7月1日，是建党80周年的大喜日子，节日前，我将话剧《母亲》送上了北京的舞台。《母亲》在北京政协礼堂演出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当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我很欣慰，因为我完成了一位朋友生前的嘱托，这位朋友名叫蔡博……” 是呀，难忘蔡博，不仅仅因为蔡博陪伴我走过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创作生涯，而且我从中再一次领悟到一条老生常谈的道理：文艺创作是生活的赐予，只要你还在创作，你就永远不要远离生活。 原载：《文艺报》2008-10-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