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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与21世纪相交的近十几年之中，我国的部分审美文化出了问题，那就是美丑不分，甚至以丑为美，现以影片《东宫西宫》说明之。 该影片根据王小波的短篇小说《似水柔情》改编，编剧由王小波和张元共同完成。张元先是应邀将原著改编成话剧在欧洲上演，后来又由法国文化部、外交部投资拍摄了这部被称作中国大陆首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影片。 故事发生在北京某公园（可能是“东宫”或者“西宫”）。这个公园是同性恋幽会之地。公园派出所的警察小史在值夜班时，感到非常寂寞，便到公园里抓一个同性恋来“问一问”，让他们交待自己的“事情”，以此消闲解闷、打发时间。那天晚上他逮住了阿兰。阿兰在小史面前侃侃而谈，还不时地挑逗他。小史听着阿兰的“交待”，有时表现出和蔼可亲，有时又表现出烦躁暴戾。审讯者和被审讯者之间就这样打着拉距战，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双方处于微妙的胶着状态。不知不觉地警察小史心理开始处于劣势：他唯一能够维持权威的手段就是使用暴力，阿兰却喜欢这种施虐。也就是说，原先处于弱势的一方占据了心理战的支配地位。在电影的末尾，警察小史对阿兰无计可施，再次使用暴力，还加入到阿兰的行列，而阿兰在经受“盘问”之后却像个胜利者。所有情节显得荒诞可笑。 影片中人性不再健康，而是变态的。小史与阿兰以相互折磨对方为乐事，处处充斥着暴力，毫无温暖可言。可见，作品不属审美文化的范畴。德国伟大的诗人、美学家席勒提出审美文化是为了让它取代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革命使人类走向自由王国，是用它来塑造人性完整的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作品中的警察小史人性是分裂的。这个警察形象不可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观点，美是显现社会实践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而丑则是显现社会实践反自由的形象的否定价值。这里的社会实践的自由主要是指：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二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三是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统一。一个美的对象就应该达到并显现人类社会实践的自由，实现以上三个方面的统一。因此，审美文化的内核也就是美的这种三方面统一的自由。那么，我们现阶段的审美文化就要作为先进文化的引领者，使每一个个体都在社会群体之中，既有个体的自由又有群体的和谐团结，要让每一个个体在审美愉悦和休闲娱乐之中不知不觉地完成自我人格的完善和发展。由此可见，《东宫西宫》所表达的东西是与和谐文化背道而驰的，是非常典型的后现代文本。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下，此类文本只能算作另类，因为它以丑为美，譬如对同性恋津津乐道、对人民警察肆意恶搞。怎么可能让观众感动？怎么可能给观众信心、力量和鼓舞呢？怎么可能让人们在娱乐之中得到智慧的启迪和道德的熏陶？换句话说，怎么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呢？ 审美文化要分辨美丑，协调阴阳刚柔，兼容优美崇高，其最终目的应该是振奋起人们的精神，而不能是消解、麻木人民的精神。《东宫西宫》却躲避崇高，一味地露丑，反复渲染警察的非人道执法。同性恋者阿兰本是边缘人、弱势群体，不仅得不到人民警察的保护，反倒遭到警察的戏弄、殴打……所有上演的情节，只能让观众感到痛心、感到失望，不可能振奋人心，摧人泪下。 种种迹象表明，文本中的人民警察小史被妖魔化了。与现实中的人民警察出入太大。《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 明确规定，人民警察必须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点，把人民群众看做是自己的生身父母，这是做好公安工作的力量源泉。而影片中的人民警察是不停地对阿兰使用暴力，这是不符合公安工作实际的。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人民警察的形象遭到歪曲，遭到了玷污，遭到了颠覆。该影片所传达的内涵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旨背道而驰，无怪乎在国内遭禁映。 匪夷所思的是，此影片正式入选1997年法国嘎纳电影节“一种注视”单元；获得1997年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奖；获得1997年意大利托米那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获得1997年斯洛维尼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我以为，此片获奖的原因，政治因素大于艺术因素。影片迎合了殖民者的口味，形成以已为耻、自我怨恨、自我贬损、自我谴责的奴隶心态，进而以自我丑化的方式向西方人投怀送抱，主动制造“被看”，加深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解。①这是非常典型的后殖民主义表症。 后殖民主义是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对“落后”民族和国家进行文化围剿和文化渗透的一种侵略政策，因而在理论上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东宫西宫》中的中国仍然是以作为西方对照的“他者”面目出现的。后殖民主义认为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文学的价值与传统，都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总是被认为居于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中国形象要么缺乏了解，要么就是出于其战略利益需要，有意丑化中国形象。如英国媒体在编辑方针上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常常“将中国描绘成落后、缺少民主、腐败成风、问题成堆的国家”，而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也“一直是消极、负面的，还经常用容易引起美国人敌意的标题、词汇或漫画”。由外资赞助的影片《东宫西宫》并没有通过国家电影局的正式审查，能在西方频频获奖，是有目的的。警察小史的形象遭到解构，就是一些居心叵测者有意为之。 公正执法的警察，是国家形象的代表。与人民群众密切接触的人民警察，也颇能代表国家形象。历史发展到今天，改革开放和和平环境下的当代文艺，有了更加从容地塑造“国家形象”的机会。“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多途径、全方位的，“中国制造”是最广泛、最直接的“中国形象”。在开放的时代，我们也亟需展现出最具风格标识和符号化的“国家形象”，“唐装”和“中国结”就是在情急之下找到的两样文化“符号”和形象“抓手”。文学艺术家们应当把握历史性机遇，追寻艺术发展的规律，塑造更具意蕴内涵、更具中国特色的、更加打动人心的“国家形象”。就文学领域而言，这样一种“国家意识”正在作家们的创作中体现出来。其实，如今已有相当一部分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公安作家已经建构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警察形象。如武和平笔下的黄河平、但远军笔下的公安局副局长杨再途、贾文成笔下的高一凡、李培刚笔下的龚正宇等。所有这些伟岸的警察形象都是国家形象的代表，他们都在为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大厦而尽心尽责，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不怕牺牲、执法公正、一心为民。他们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铁骨”、“脊梁”。在他们身上所展露的警察意识正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积极人文内涵的外化。 《东宫西宫》的警察小史形象与中国国情严重不符，分明是西方文化霸权参与制作的产物。因此，在审视这部影片时，观众应有一个“前理解”，明白其上演的意图。作为一名中国人，面对强势的文化殖民，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被同化、被殖民。 注释： ①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