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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全国优秀电视剧奖”，每年一届，自第三届起，正式更名为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迄今已历26届，从一个重要侧面记录了近30年来中国电视剧从少到多、由弱到强的发展历史，对创作产生了良好的导向作用。翻一翻沉甸甸的“飞天奖”获奖剧目史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门新兴的艺术与时代同步、为人民立言的鲜明的历史品格和兼容并包、日臻成熟的美学风貌。 中国电视剧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令国人欣喜的可持续繁荣发展，为当代人类艺坛增添了一道绚烂亮丽的风景线。如今，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重读“飞天奖”，实事求是地总结其间蕴涵的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极有裨益。 一门“显学” 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时代，往往因其独具的时代条件会产生出彪领那个时代整个文艺创作潮流的一种主要文艺形式，如秦之文、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戏曲、明清之小说……在当代，自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出现了持续繁荣发展的喜人局面。“天安门诗歌”、以《丹心谱》《于无声处》为代表的话剧、以《伤痕》《班主任》打头的短篇小说、以《哥德巴赫猜想》警世的报告文学……都曾先后在社会上产生过轰动效应，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文艺形式。但是，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电子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真正彪领整个中国文艺创作潮流的主要文艺形式，当数电视剧。论数量，第一届“飞天奖”参评剧目不过数十集，到第十届时已增至数百集，而至二十届时逾千集，这门新兴艺术整体数量由改革开放初的年产不过百集翻了百倍，发展到如今的万余集；论质量，其优秀作品所达到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已从一个重要方面标志着当今中华民族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最新水平。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新闻启示录》《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到90年代初的《渴望》《围城》，再到本世纪以来的《突出重围》《亮剑》《金婚》《士兵突击》，一部在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优秀电视剧，可以赢得数以亿计的观众。电视剧已成为当今中国人民的一份文化主食。中国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上的电视剧生产和消费大国。因此，在当代中国，称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观众最多的电视剧艺术是一门“显学”，诚不为过。 与时俱进地将艺术鉴赏和美育深入到普通人民群众的生存活动中去，电视剧艺术这门当代“显学”，起着别的文艺形式难以替代的至关紧要的作用。 两条经验 “飞天奖”的获奖剧目雄辩地证明：30年来，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引下，中国的电视剧创作取得了迅猛、健康、持续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有两条极具“中国特色”的经验，弥足珍贵。 一是实现创作题材资源的最佳配置。从理论上讲，对于文艺创作说来，题材无禁区，题材有差别，我们反对题材决定论，主张题材重点论。电视剧作为一种进入亿万寻常百姓家极具民间性和群众性的家庭艺术，理应遵循“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的原则，以提升人的精神素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本，精心选择题材、开掘题材内蕴、实现题材资源的最佳配置。近30年来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的最具闪光点，即那些具有“史”的位置和价值的具有较高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的作品，无一不是自觉实现题材资源最佳配置结出的硕果。譬如，“飞天奖”史册标明：曾先后在辽宁刮起过的以《努尔哈赤》《雪野》为代表作品的“东北风”、在江苏刮起的以《严凤英》《秋白之死》为代表作品的“东南风”、在上海刮起的以《上海一家人》《儿女情长》为代表作品的“海派风”、在北京刮起的以《渴望》《四世同堂》为代表作品的“京派风”、在山东刮起的《武松》《孔子》《车间主任》《大染房》《闯关东》为代表作品的“齐鲁风”、在四川刮起的以《死水微澜》《淘金记》为代表作品的“巴蜀风”、在浙江刮起的以《中国神火》《中国商人》为代表的“浙派风”、在山西刮起的以《好人燕居谦》《有这样一个民警》为代表作品的“纪实风”、在广东刮起的以《外来妹》《情满珠江》为代表作品的“南国风”……所有这些，都高扬了地方文化资源优势，实现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创作题材资源的最佳配置。惟其如此，举国电视剧园地的百花齐放，才指日可待。再如，“飞天奖”金榜题名的被誉为占了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重点电视剧的半壁江山的军旅题材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实现题材资源的最佳配置上尤其值得称道。从《突出重围》到《DA师》再到《激情燃烧的岁月》，对题材资源的高度珍视集中体现在不断有新鲜的思想发现和审美发现，因而作品问世后总能别开生面地给观众以新的思想启迪和审美享受。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从《开国领袖毛泽东》到《长征》，再到《延安颂》和《周恩来在重庆》，无一不是集中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们的新鲜思维成果，最理想地开掘了题材本身蕴涵的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提升了作品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 二是实现创作生产力诸因素（编、导、演、摄、录、美、化、服、道、音）的优化组合。电视剧是门综合艺术，是集体创作的结晶。作品是人创作的，人的素养和水平决定着作品的质量。毋庸讳言，没有数量就无所谓质量，而没有质量的数量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电视剧创作当下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一部《红楼梦》就远胜数十部五花八门的《续〈红楼梦〉》。“飞天奖”获奖剧目的创作实践反映证明：经受住历史和人民检验的能够彪炳史册的电视剧作品，无一不是自觉实现了创作生产力诸因素的优化组合。文学界、电影界、电视剧界、话剧戏曲界，以及史学界、美学界、人文科学界方方面面一流人才的强强联合，为作品取得思想、艺术的一流水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大突破 “飞天奖”忠实记录了近30年来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三大突破”。 一是美学观上的突破。回首50年前，当第一部直播电视剧《一口菜饼子》问世时，电视剧尊奉的美学，基本上是话剧美学。新时期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电视剧创作的美学营养主要来自电影美学。为了探寻和拓展这门新兴艺术电视剧语言形态的审美表现能力，一批勇于借鉴和创新的年轻导演如潘小扬、张光钊、杨阳等，曾一度向电影《小花》《苦恼人的笑》等吸取形式美学营养，创作出了“飞天奖”榜上有名的《新闻启示录》《希波克拉底誓言》《牛玉琴的树》等佳作；之后，又一批着意塑造新人形象的电视剧导演如张绍林、陈胜利等，曾一度向电影界引进的西方巴赞、克拉考尔的纪实美学和长镜头理论吸取营养，创作荣获“飞天奖”的《好人燕居谦》《九一八大案纪实》等力作；再后来，更多的电视剧导演注重从电影《黄土地》《红高粱》中吸取造型美学营养，创作出了《秋白之死》《南行记》《太阳从这里升起》等精品……应该说，无论是话剧美学营养还是电影美学营养，对于新兴的电视剧艺术日渐走向成熟，都功不可没。但是，实践证明：真理向前越出一步，便成了谬误——过度的形式美学追求，会造成内容的衰减和叙事的松驰；过度拘泥于纪实和把玩长镜头技巧，会造成观众鉴赏的困倦和审美的疲劳；过度的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快感，会造成思考能力和精神美感的退化。电视剧作为从文字想像到视听复现的全新语境下的一门“显学”，要完成传统经典美学从狭隘小圈子突围到人民大众的审美鉴赏活动中去启迪心智和升华境界，就必须彻底同话剧美学、电影美学乃至文学美学“离婚”，兼容并包吸纳、整合诸般美学的营养而完善电视剧学科自身独立的美学体系。自上世纪90年代初《渴望》《围城》问世起，一大批具有讲究故事性、连续性、细节表现和人物形象塑造的优秀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士兵突击》《亮剑》等相继出现，其美学品格有别于话剧、电影和文学，为电视剧学科建设和电视剧美学体系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 二是历史观上的突破。首先，在运用电视剧这门“显学”审美地把握世界（历史与现实）时，既突破了简单地将其“从属于政治”，又突破了简单地将其“从属于经济”，防止以政治方式或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坚持电视剧创作以独立的审美方式去反映历史与现实。这样，既防止电视剧创作简单地图解政治，公式化、概念化，又防止电视剧创作“惟收视率是听，一味追逐利润，媚俗化、庸俗化。《恰同学少年》《乔家大院》《诺尔曼·白求恩》等就是成功的范例。其次，电视剧创作在如何对待审美反映对象（历史或现实）时，注重既突破单一的政治学社会学维度，又突破单一的历史维度或人文维度，还突破单一的美学维度，而是力求从整体上全面辩证地把握审美反映对象，以宏阔开放的视野突破狭隘片面的眼界，对人与事都努力做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客观公正，史中觅诗。《中国命运的决战》中的陈独秀艺术形象的精心塑造，就是电视剧创作历史观的一次成功突破。从《雍正王朝》到《大明王朝1566》也是历史题材创作古为今用的有益尝试。再次，电视剧创作在坚持以人为本、反映民生、表现民情上不断突破，勇于创新。从《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到《希望的田野》《美丽的田野》再到《插树岭》，就真实深刻、形象生动地谱写了一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民的心灵历史。从《铁人》到《西圣地》，则为中国当代工人传神写貌。而从《我爱我家》到《家有儿女》，从《牵手》到《空镜子》，从《亲情树》到《香樟树》……一大批“三贴近”的作品，都令当代观众或多或少从荧屏上照见了自己生活的身影，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喜爱。 三是哲学观上的突破。钱学森先生有句名言：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哲学。哲学管总，是人类的智慧学。电视剧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哲学，电视剧创新也根源于哲学层面思维方式的创新。“飞天奖”金榜题名优秀剧目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30年来中国电视剧创作持续繁荣的哲学缘由，便是在思维方式上不断摒弃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单向思维——从一度流行的“题材决定论”极端走向抹煞主旋律的“题材无差别论”极端；从过去盛行的“高大全”式的伪浪漫主义极端走向“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非英雄主义”极端；从一度泛滥的非审美化的公式化极端走向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极端；从过去把“人性”、“人道主义”列为创作禁区的极端走向效法西方表现“人性恶深度”的极端；从过去一概排斥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极端走向违背唯物史观、一味讴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极端；从过去混淆历史思维与艺术思维界限的极端走向解构历史、消费历史的极端；从一度忽视受众视听感官的愉悦快感的极端走向误把受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当成精神上美感的极端；……忽左忽右，忽东忽西，盖源于“形而上学猖獗”，辩证思维缺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意识，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文化在继承创新、中外交融上的辩证和谐思维传统，这也正是近30年来中国电视剧创作持续繁荣所坚守的艺术思维的哲理正道。 原载：《文艺报》2008-12-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