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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7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了28集都市婚姻伦理剧《我们俩的婚姻》研讨会。该剧曾于9月2日至11日在中央八套晚间黄金时段首播，在观众中产生极大反响，中国视协认为有必要对这部作品进行专题研究。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黎鸣，文艺评论家杜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文艺评论家李准，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文艺评论家仲呈祥，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庆瑞，中国作协创研处研究员、文艺评论家何向阳，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主任汪国辉、副主任黄海涛，中国视协《当代电视》杂志社副社长赵彤，以及《我们俩的婚姻》编剧、导演李自人，该剧出品人、北京世纪春天文化传媒总经理李亚玮。 一次思想发现和生活发现之旅 仲呈祥在发言中说，李自人是个有着思想发现和审美细节发现的编剧和导演，这个戏里就有他新鲜的思想发现。30年前，张洁用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呈现她的思考，说明世界上存在着、至少在中国存在着两性之间一辈子连手都没碰过一下的精神恋爱。如果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那么反过来讲，没有婚姻的爱情该怎么看？美不美？她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了。很多电影、电视剧写了没有精神恋爱的婚姻是不美的。同时深入一步，写两性之间没有物质形态的性爱，婚姻也是不完整的。这种由于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常常走极端。 到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华民族近30年来在理解婚姻爱情的问题上，已经逐步摆脱了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而把人类的情感世界看做一个复杂的演进的整体，来加以艺术的诠释和呈现。如果说20年前的《渴望》那种了了分明地写王沪生和刘慧芳的爱情，刘慧芳是善的，王沪生是恶的，将其对立起来写，黑白分明，那么现在电视剧包括《我们俩的婚姻》都有一个由黑到白或者由白到黑，或者不黑不白、亦黑亦白这种复杂的状况。实际上就证明邵荃麟提出的“中间人物论”确实没有错。现在我们要反对的是有意地去写“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非英雄主义倾向。但是应该提倡写除了正面的反面的、两极的典型之外，大量的中间形态或者叫做“灰色地带”的典型，特别是李自人导演说的“动态式的”典型。 关于这一点，赵彤这样认为：应该肯定《我们俩的婚姻》提供了家庭伦理剧的另一面，显示出了另外一种风格，除了可以商量的、略带亮点的结局之外，整个剧给他的感觉是压抑的，编导对家庭生活中我们一直不下重笔的灰色地带给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这一点出发，他觉得《我们俩的婚姻》告别了长期以来我们主导文化中的喜庆文化这一脉，走到了新的一轮文化反思或者说是反思文化。它反思的是我们当代中国的伦理学和伦理本位的建设问题。从头到尾一脸阴沉的秦岩，这个灰色地带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谈到该剧对当代中国伦理建设的贡献，或者说在伦理方面的表达，何向阳说她的观点有两个参照。第一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此书虽然由于出版得早有其历史观点的局限性，但它探讨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些特质, 和资本主义精神当中一种伦理的基础，把西方数百年来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还原成隐藏在制度背后的一种巨大的精神文明力量。这点对我们非常有启示。比如我们所看到的精神衰退，其实往往源于伦理的漏洞, 也就是欲望无休止的追求，这有时并不能带来物质的进步而是恰恰相反；另外一个参照系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伦理。会上大家谈到中国人重血缘,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重人伦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社会。从孔子开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到了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自先秦始，经过春秋战国时代, 已经固化为中华民族一种生活的准则、人生的态度和道德的规范。在《我们俩的婚姻》中，作者在最细微、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家庭的人伦当中，看到了非常好的一些伦理基础。 “非为解体之势,但已有变异之态。”何向阳说，在这种时候剧作者是有一些痛心的，表现在剧中的一些细节上。比如秦芳从法国回来，发现母亲有老年抑郁症，在医院跟大夫有一个交流, 她拿出本子记得非常认真详细，真诚地、深切地关注下一步怎么给母亲治疗。而在场的媳妇夏小宁只是作为聊天，很散漫很随意,有种事不关己的冷漠。这个细节形成对照,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样一种伦理的基础，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最细微的细胞——家庭当中,已有一种失散。 另一个细节，夏小宁跟秦芳打电话请秦母来吃饺子，说“你妈在家不在，请你告诉你妈第二天到家里来吃饺子”，就是一种你说隔阂也好、冷暴力也好，或者一种话语的冷漠也好，它渗透出来的东西，对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伦理基础是一种挑战。这些细节，作者是有建设性的思考在里头的。他对这种生活细节的发现，其实是在重建一种人类社会正常的家庭秩序，或者一种人性的伦理关系。 何向阳说，从十六届六中全会到十七大,一直都在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总书记讲的四个方面中包含的传统的一些伦理，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一种仁义之心, 是我们和谐社会的人文基点，也是社会前进的伦理基点。在这个作品中看到了一些深入的、点滴入土的、情节化的、 细节化的人性的、伦理的建设，借这个研讨会也对创作者们表达一份敬意。 在张德祥看来，过去我们写婚姻主要是从政治立场上，还没有进入人性伦理这个层面，《我们俩的婚姻》是对当代婚姻伦理艺术的阐释，它是面对新时代的。剧中“我们俩”的婚姻是当代婚姻的一个缩影，它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即是人们在婚姻中的困扰和我们的观念有关。这部作品在婚姻观念方面传达了一个正确的现代伦理，即两个人的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它是两个家庭两个家族、包括朋友关系的一个重新建构。张德祥称通过这部作品能够看到，如果婚姻差异特别大，两个人要维持这个婚姻，付出的成本就特别大。有很多婚姻，包括“我们俩”的婚姻，两个人都不只一次产生过离婚念头，为什么还能维持下去？这就是差异和宽容。如果两个人的宽容度大于差异度，这个婚姻是能够维持下去的。所以这部剧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看完后引起人很多思索。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思想魅力，就在于它对当代婚姻伦理的一种思考和回答。 “婚姻和爱情都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每个时代的婚姻都有自己的时代内涵，不仅有时代赋予的幸福指数和生命质量，也有着时代特有的婚姻难题和悖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电视剧《我们俩的婚姻》这样正面、专门地揭示当代青年人的婚姻内涵包括婚姻悖论，这本身就是时代前进的一个标志，更是爱情婚姻题材电视剧创作与时俱进、文化自觉的一个可喜表现。”李准进一步谈道，“时代的进步给恋爱自由和婚姻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同时也带来了对婚姻理解的纷争，对婚姻的维系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个剧的独特和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一般地揭示了‘相爱容易相处难’，揭示了婚姻与爱情又统一又矛盾的复杂关系，而且通过对秦岩与夏小宁婚姻关系跌宕起伏的真实描写，尖锐地提出维护当代婚姻质量所不可回避的许多充满争议的前沿性课题。诸如怎样看待夫妻双方的人格、尊严与宽容对方的关系？婚姻中能否有个人的隐私权？保护个人隐私与欺骗对方是什么关系？能否允许对方心里还装着另外一个人？做妻子的有没有独立做出是否生孩子、何时生孩子的权利？怎样看待家庭中夫妻爱情与母子亲情的关系，二者矛盾时应怎样去选择？怎样看待婆媳矛盾与血缘关系的关系？当夫妻独立生活追求与家庭责任发生冲突时应如何做出选择？艺术地提出和回答这些前沿课题，不但使爱情婚姻题材电视剧的时代内容向前推进了一步，也引导了人们对提高婚姻质量的深入思考。可惜后面的‘情感事故’和‘娱乐城风波’有点走偏、分岔，否则会更好。” 总体来看李准说他比较喜欢这部剧，很吸引人，“从时代的进步方面触及到当代婚姻中最有质量意义的问题，触及了很多人文领域的猜想”，“这个戏还可以再写下去，而且越写越会出现更多的颤动”。 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 该剧沉稳流畅、生活化的艺术风格是几位专家发言中共同谈到的。李准认为，与该剧独特的生活发现和新锐的思想锋芒相呼应，全剧在艺术风格上不追求热闹，不追求冲突的戏剧化效果，而是采用沉稳而流畅的、从容不迫的叙事方法讲故事，并以相当密集的主人公内心独白作为剧情的延伸，熔叙事、抒情、哲理于一炉，让观众一边看一边品味，在欣赏中举一反三。结尾的戏有点压不住，是个美中不足。用李自人自己在这个研讨会上的话说，“我从写作到拍摄，遵循这样一句话：‘尽量回归生活，回归常识’”。 关于独白何向阳谈道：“这是一部有创造性的作品，我指作品中小说家的一种风格即人物独白，这是我所看到的电视剧当中非常罕见的一种形式。作家电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但是作为作家电视剧这样一种样式，或者小说家的一种电视剧，我觉得非常难得。也就是说李自人不但是导演，而且是编剧，编导一体，这在整个电视创作行业里也是非常少有的才华。在这个电视剧里，他其实回到了文学性，通过秦岩的大量独白和夏小宁的内心独白，由两个视点来进入一种对性格的解读和对文化的分析，这是非常好的尝试。” 张德祥认为，叙事角度和叙事方式构成了该剧独特的艺术风格。作品采用两个人各自有一个角度来对同一个事件进行感受和认识，他们的角度不同，所以结论不同，认识也不同。这就给观众在看别人的婚姻时提供了两个角度。在这一点上，李自人采取的切入点是非常好的，有一种创造性。他还谈到，过去我们看电影、电视剧，采用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都是一个人，这部剧同时采用两个人的独白，这在电视剧上是第一个，而且它符合这个题材的需要。两个人的矛盾因为认识的角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所以一定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和心理感受，把这些和盘托出来给观众看，容易引起交流和思考。 杜高说看得出来这部作品是编导准备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它倾注了作者对社会人生、对最具人性内容的婚姻和家庭、爱情和亲情这个人类问题的深沉思考。在导演的精心打造下，这部没有太多情节却有很强思辨性的电视剧具有一种清新的风格，触动观众的内心，博得观众的喜爱。说到自己的观赏感觉，杜高称这个剧大量运用纯哲理的对话，直接展开对婚姻家庭问题的理论探讨，同一命题反复地争辩，用激烈的争吵把情感冲突推到极端，与其说是看了一部电视剧，不如说是从屏幕上读了一部小说。 汪国辉在介绍播出反响中谈到，有知识有文化、有精神追求的观众对这个剧很赞赏。对层次比较高一些的观众，这个剧提供了一种精神追究的空间，它在高层次的人群里确实带来了很多的思考，从艺术上也是一种享受。 关于该剧的艺术风格杜高认为，作者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和探究在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人们的婚姻意识、家庭观念和心理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部剧凝聚了作者的情感，不然它不会让爱把这一对男女主人公折磨得这么痛苦；也凝聚了作者的理性，不然它不会让男女主人公处在一种无休止的紧张的争辩之中。这种情感与理性的交织，构成了这部电视剧独有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样式。同时这部剧的画面也很有表现力，环境和人物的展现、街景和室内景的设计都富有艺术美。柔和的色调和光线营造出的生活氛围，使人在欣赏时有种亲切感和真实感。即使一些无声的画面也留给观众以回味。曾庆瑞也在发言中提到这部剧很讲究，画面特别干净，胶片的风格很明显，让人以一种愉悦的心情去观看它。 仲呈祥在谈到该剧的美学追求时说：“这个剧播出时，我看了两三集就给博士生推荐。为什么？我一看是拍《校园先锋》的李自人的作品，我觉得在中国电视剧的导演里边，像他这样有个性化追求、风格化追求、自觉的美学追求的太少。当年中戏的老院长徐晓钟就跟我说过，我们一定要培养造就一批有鲜明的风格化追求、个性化追求、美学追求的导演。而李自人作品的构图、叙事方式、语调呈现筑就的美学风格已经呈现出来，再加上他是自编自导，这就更加难能可贵。” 论及表演，与会者多持肯定态度，认为李亚鹏和苗圃十分精彩。“他们对角色性格的把握，他们的造型，他们的面部表情、形体动作和生活化的台词处理，以及围绕在男女主人公周围各个不同人物的表演，也都各具特色，表演风格也很协调，使整个作品在导演的把握下呈现出一种和谐的艺术格调。”杜高这样说道。 《我们俩的婚姻》的社会价值 曾庆瑞认为，这部剧讲的是国人生活中常见的一个婚姻故事。但是如果把它与30多年来的生活相联系时，就能够引起我们重新思考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30年来，我们可以发现，离婚几乎成了这30年文学艺术叙事的一个新的母题。从1979年张洁发表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牵扯出一个社会问题开始，人们对婚外恋有了更多的容忍，引起了社会的变革。就电视剧来讲，不仅当时有了《围城》讲30年代的婚姻，连农村题材作品在讲农民思想启蒙的同时，也深深触动了离婚这根神经。回过头看，如果说这样一些作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带有一些新的思想启蒙的色彩，还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感染人们的情怀的话，它是合理的。我们不说提倡，至少是容忍了，或者可以放任了。但是后来的情形不一样了，最典型的就是到了《中国式离婚》，荧屏上大谈离婚之道，这是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合的。我们的影视在宣扬这个东西时拼命张扬，说老实话过度了，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不负责任。所以我从这一点看《我们俩的婚姻》，我非常肯定它的社会价值。” 仲呈祥在论及剧中人物塑造时说，“问题的关键是你写灰色地带时，你把人们引领向对真善美的追求，还是把人们的精神世界引向倒退。我不反对追求奇观，但是我主张‘奇’正而反对‘奇’邪。因为现在有些影视剧看完之后，视听感官是受了刺激，刺激完了之后产生邪念，而不是产生正确的观念、美的观念。”他又说，我们的电视剧要少弄一些文化乱象的东西，多弄一些像这个剧一样有很好的思想发现和细节发现、给人美感的东西。李自人在其思想发现的过程中，在展示“我们俩”的婚姻当中引领人们追求一种真善美，追求一种健康向上的、更自由更健全的人格和人性，这是最应该肯定的地方。“这样一些戏都是在净化我们的生活，不仅反映了民族当今的婚姻爱情生活现状，同时又引领了民族的精神生活。对此我要感谢这个戏。” 张德祥认为，这个作品最大的一个功能，或者它的一个亮点，是正确的价值观对我们当代社会的人们产生了良好的引导作用。这个作品诚实地面对我们的婚姻生活，从对这两人的婚姻生活的解剖叙事，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俩”的婚姻是关系到许多人的关系、利益及秩序的一种新的建构。用杜高的话说，这部戏确实是在启示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人、两个家庭的联姻。正因此，与两个人的爱情并存着的还有两家人的亲情，这就意味着责任、关怀、谅解、互助和宽容。尤其是包含着对父母的敬爱和赡养的义务，和对下一代的爱抚和成长的付出。戏里设置的一些情节也都是为了表现这个主题。黎鸣也认为这部剧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宽泛，探讨的问题也比较深，对年轻人有引领作用。 会上汪国辉谈到《我们俩的婚姻》在审片时一次通过，看完以后大家都很激动，给予很高评价，这些评价也是对电视剧创作者的一种特殊掌声。应该说，这也是对这部剧社会价值的高度肯定。 《我们俩的婚姻》的美中不足 仲呈祥在发言中指出，“这个戏的问题也是在艺术思维方式上，你是有意为之，艺术地去诠释‘我们俩’的婚姻形态，出现了一个过度诠释的问题，主要是剧的后面。说婚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形式，这是对的，但婚姻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形式，这里面也有一个辩证思维的问题，也有一个要适度的问题。后面看来是太想说明‘我们俩’婚姻当中的一些思考、一些思想发现，特别是最后一场戏，大家都来说一段，这就出现了一个过度诠释带来的审美形态、艺术机体的不和谐。从人生去诠释婚姻，可以登高望远，鞭辟入里；但反过来一味从婚姻去诠释整个人生，就难免不堪重负，容易失度和陷入理念，因为婚姻毕竟不是人生的全部。”当然他承认，这是一种比较高的要求，就是在追求风格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突兀出来的板结和形态。本来这部戏是通体和谐，看起来是非常愉悦的，哪怕里边提的问题有些很尖锐，但愿意看。 “这部剧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化思辨性，相对地弱化了戏剧性和情感性。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在相当程度上唤起观众的理性思考，但不容易把观众带进戏剧的情境，在生动的情节中与人物一同去体验人生的哀乐，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一些重要的戏剧情节“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艺术表现，而是被争辩和议论淹没和代替了”。杜高接着举李多和胡丽这两个人物为例，认为这两个人物也许更适合出现在一本小说里。他们的每次出场都为了滔滔不绝地谈论婚姻和爱情的哲理，虽然说了许多睿智的话，观众也许在认真倾听、领略着，但无论怎样他们不会使观众感动。在这个戏剧里他们只是一种理念化的存在。反而那个说不出什么道理的夏小军，他用坚决的行动表明他绝不放弃用他的爱去拯救一个被社会唾弃的吸毒女孩的真诚，倒打动了观众的心。“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小说和戏剧在人物描写上的不同特点。” 张德祥将这部作品的不足归纳为，第一是情节驱动力不足，有时需要外力、靠叙事人来推动。第二是秦岩这个形象，两个主人公身上都有缺点，但现在感觉对夏小宁的批评到位了，对秦岩的批评不明显、不到位，看到最后还是觉得秦岩有理，实际上他身上也有很多问题，却没有通过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当然整体来看这个作品是成功的，张德祥表达了对李自人、对春天影视公司做出这样一个好作品的衷心祝贺。 曾庆瑞感到遗憾的是在人物的设计、人物关系的配置上，这个剧把传统与现代勾在了一起，两者在各方面是有冲突的，剧中却没有让它冲突起来。也许是有些淡化了戏剧性、情节性的问题，但他觉得即使是讲一些弱情节的叙事，也应该将该做的东西做出来。 由于此次研讨会是在播出以后召开，大家觉得功利的因素很少了，真正回到了艺术的领域来欣赏和讨论这个作品。而且大家都沉淀了很多东西再来谈，非常丰富也非常理性。认为有些电视剧你想去研讨它，但它并没有给你提供可研讨的资源和价值。而这部电视剧给我们的理论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何向阳更建议：从《牵手》到《金婚》,再到《我们俩的婚姻》，很多涉及婚姻家庭伦理这样主题的电视剧，他们的思考，他们对历史、对传统、对人性这些精神遗产，对家庭的一种生态的、精神的思索，完全可以召开一个专题性的研讨会，比如家庭伦理与社会和谐，研讨他们的成败、优劣，对这样一种类型进行文化的分析与研究。 原载：《文艺报》2009-01-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