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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2月23日，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金熊大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世界级电影节的最高荣誉奖，也是亚洲电影第一次在该电影节荣获大奖。可以说，《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金熊大奖是中国电影在西方世界的“创世纪”。《红高粱》的获奖，加快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历史性进程，中国电影也渐渐走出“自我封闭”而成为了世界电影中的一股洪流。同时，《红高粱》也开启了中国电影“先走海外电影节，再攻国内市场”的先河。 此后，“第五代”导演们相继推出以“文化反思”为主题的电影，频频在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迅速提升了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地位，使得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以崭新的形象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历史性进程，并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赢得空前的关注与荣誉。很多外国人认识和关注中国电影，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文化反思”的时代主题相适应，这些电影呈现给世界的是一个“乡土的中国”、“封闭的中国”、“落后的中国”，在相当程度上满足的是一部分西方观众对“东方”的期待和想象。西方观众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感知和认识，很大程度上是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所创造的民俗景观建构的。 李安《卧虎藏龙》在西方世界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大陆电影人看到“古装＋武打”或许是中国电影走向海外市场尤其是北美市场的捷径和“通行证”。于是，张艺谋再次成为中国电影的“英雄”。他的中国式大片《英雄》不仅一举拿下2.5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票房，在美国也创造了5400多万美元的票房收入，其“后电影市场”的开发涉及DVD、邮票、漫画、音像等，非票房收益也相当可观。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英雄》“真正拉开了中国大片时代的帷幕”。其后，《十面埋伏》、《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中国式商业大片推动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中国电影与进口大片的竞争力。中国式大片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升级换代”，除了本土电影市场之外，中国电影的市场空间有了明显的扩展，逐渐形成了本土市场以外的香港、台湾地区市场，韩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市场以及欧、美市场，同时也形成了置入和贴片广告、影院、海外版权、音像市场、电视市场以及特许经营的市场链。海外市场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份额甚至已经超越国内本土票房。中国不仅在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北美市场，而且在北美以外的海外市场都已经跻身于最成功的“外语电影”（非英语电影）之列。美国《外交政策聚焦》2007年2月8日发表题为《功夫片的地缘政治学》的文章认为：“《卧虎藏龙》在国际上的成功，催生了一个正在上升的中国形象，并提高了世人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从《卧虎藏龙》到《英雄》再到《功夫》，这些影片在亚洲和西方所取得的商业成功，为中国文化的价值提供了佐证，也更加增进了中国人对其文化价值的自我评价……通过成功输出功夫明星、导演、风格及功夫本身，中国拥有了表达自身价值的平台。与此同时，在这些功夫电影里，西方观众看到了一个更正面、主动的国家形象，而不是形成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半殖民地时期的那种偏见……因此，功夫电影为中国和西方观众塑造了功夫和文化实力兼备的中国形象。”约瑟夫·奈认为，通过《英雄》这部影片，中国正在用电影的方式来向世界输出它的软实力，向美国施加它的软实力的影响，因为这个影片的背后有中国的观念、有中国的价值观。 对于西方学者及其舆论的看法，笔者心存疑虑。不可否认，中国式大片在全世界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武侠文化，同时还打入西方尤其是北美电影市场并获得了庞大的票房收入，有效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但是，由于这些中国式大片对海外市场作了错误的想象，把海外市场的口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一味的“古装＋武打”，以至于不少西方人误认为“中国人生活在武侠世界中”。更要命的是，这些中国式大片聚焦于权力、欲望、背叛、命运等负面的主题，让观众看到的不是人间的真、善、美，而是人间的假、恶、丑；不是理想与崇高，而是庸俗与猥琐；不是正义与良知，而是邪恶与反叛。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通过《英雄》这部影片，中国正在用电影的方式来向世界输出它的软实力，向美国施加中国的软实力的影响，因为这个影片的背后有中国的观念、中国的价值观。然而，问题在于，《英雄》背后的中国的观念、中国的价值观是扭曲的、变形的。因此，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超级商业大片在有效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同时，也由于价值观的混乱而歪曲了民族历史，扭曲了本土文化的形象。可以说，近年“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向世界展示的多是保守、愚昧、落后的一面，或者是丑恶肮脏的原始情欲、勾心斗角的宫廷斗争、江湖儿女的恩怨情仇，自觉不自觉中向世界展示的是“另类”的中国形象，印证甚至助长了长期以来存在着的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偏见。国外电影观众是通过中国电影所提供的“拟态环境”或“象征现实”来认识中国人、中国文化，来建构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形象的，这些形象并不能给中国带来良好影响。 长期以来，“与国际接轨”、“打进好莱坞”一直是中国电影人难以割舍的一个情结。个别推崇西方评价标准的电影创作者，为了在国际上获得承认、赢得奖项，自觉不自觉地揣摩西方电影节及其评委的口味，题材选择上存在着“西方中心”视角而缺乏应有的本土文化立场。现代化的、充满创新精神、具有生机与活力、多姿丰富的当代中国形象在电影中是“缺席”的。而塑造当代中国国家形象，正是中国电影不可回避的、首要的、长期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责任，也是中国电影“走出去”必须首先要考虑的。电影传播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具有复杂性、可变化性，因此从文化和心理角度来分析西方受众显得十分必要。中国电影开拓国际市场固然要揣摩和研究西方受众口味，但更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表达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观。英国撒切尔夫人曾经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她认为中国即使处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国家。我们必须打破撒切尔夫人给中国设立的这种“宿命”，成为“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的强者。 在推行中国电影“走出去”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电影绝不仅仅是经济，是票房；更重要的，电影还是文化，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文化安全。我们应该建立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不能仅仅以单纯的、短期的经济指标来衡量，不可陷入纯粹经济和票房的误区。在新世纪的世界舞台和平台上，中国电影应该增强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责任感和文化使命，增强文化建构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抓住时机重塑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形象”，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发挥其它艺术所不能发挥的“龙头”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采取有效的文化立场和策略，那就是“中国立场，国际表达”，正如《功夫熊猫》有效地采取了“西方立场，中国表达”一样。没有本土文化立场和文化诉求的电影是没有灵魂的电影；同时，没有“国际表达”的电影是愚蠢的电影，而愚蠢的电影是不会征服西方观众的，也是不可能实现“走出去”的。对于中国电影走出去而言，“本土立场”和“国际表达”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不可缺少的。 （本文作者为中国电影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4月23日第0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