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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一般指在资源、权威、能力等稀有价值坐标上有高分值的人。乡村精英即在乡村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基于智力、经历、分工和心理上等方面的优势,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具有重要影响力者，他们握有一定的社会话语资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传统的社会资源。乡村精英在中国社会一直备受关注，而乡村女性精英由于其性别因素则格外令人侧目。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文化象征系统一直在塑造着乡村女性精英形象。建国初期电影中的乡村干部李双双、到现在的九十年代的喜莲，都属于乡村女性精英之列。在以她们为主角的电影中，男性往往以辅助者的形象出现，她们则往往能体现出比男人更强大的精神动力、更高的觉悟以及更有魄力的执行力。作为性别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一个交汇点，其在叙事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过该类人物在中国电影史上特殊的文化意蕴以历时态呈现的方法，并疏理其形象在中国电影中的嬗变过程。由于叙事重点和解释框架的需要，该论文着重分析了新时期以前的女强者形象，而对新时期以来以及乡村女性精英的整体概貌关注则留给读者意犹未尽之感①。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本文以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中的乡村女性精英形象的类型为线索，分析其建构方式，以期进一步贴近她们的形象建构背后所隐藏的时代意义与文化意蕴。 按照精英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来对中国电影中的乡村女性精英进行分类，本文将其主要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道德精英。 一、乡村女性政治精英 政治精英又称权力精英，主要指乡村干部，她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上级政府的认可、上级授予的权力，前文提到的乡村干部李双双（《李双双》）、叶俊英（《小白旗的风波》）、郭大娘（《槐树庄》）都属于这一范畴。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题材电影有好多部都是塑造女乡村干部的影片。李双双、叶俊英、郭大娘都是银幕上所表现的获得上级认可的乡村干部形象。李双双无疑是当中最突出的一位。她大公无私，敢于和一切违反集体利益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斗争。所以，在她还不是妇女队长的时候，她就常常以公社社员的身份，批评其他人的自私行为，因此队里一些有私心的人都嫉恨她三分。其中她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丈夫孙喜旺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和他的损公肥私行为。为了坚持原则，她曾经无数次和丈夫闹矛盾，丈夫还多次以离家出走相要挟，为此她也曾经有过苦闷。但是最终丈夫认识到了错误，接受了妻子的批评并诚心改正了错误。作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队长，叶俊英也面临着和李双双一样的难题。丈夫李良玉锄地太马虎，“草没锄多少，苗却锄去不少”。她直接对丈夫进行了批评教育，起初丈夫也是不理解。在叶俊英的教育下，丈夫才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完成了任务。相对于前两位乡村干部形象的喜剧化呈现，郭大娘的经历更具有史诗品格。她的故事从新中国成立前土改开始，结束于人民公社就要建立的前期，可以说是共产党土地改革政策贯彻的一个绝佳注脚。而她本人，也从一位光荣的革命战士的母亲，意志坚定地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的农村干部。在她的带领下，全村人全都听从党的指示进行农业建设。 面对当时电影银幕上的这些乡村女政治精英的形象，我们的思考至少可以从两个向度展开，第一，为什么是乡村干部形象？第二，为什么是女性？或许只有将她们还原到时代的大背景中，我们才更能贴近这些乡村女政治精英的叙事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为什么乡村干部形象被作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被塑造出来？这里要从我们刚才提到的乡村干部的特殊身份谈起。一方面，他们担任乡村基层的领导职务，管理乡村基层的事物，负责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乡村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又是农民，不属于国家的官僚体系。作为中国乡村比较特殊的现象，农村干部处于国家和社区之间，能够很灵敏地反映国家权力和乡村继承之间的互动关系②。正因为如此，乡村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国家和基层在乡村的代言人。换言之，乡村干部是处于国家干部和村民之间的角色③。是国家权力民间形态的末端结构，同时也是民众感受和想象国家权力的载体。他们向群众传达上级政府的指示，同时带领和帮助农民实现政府交代的任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在决定国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落实程度，农民对新的国家政权的认可程度，对新的社会形态构想的支持程度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影片的一个关键作用在于，将他们塑造成乡村社会中代表国家权力的群体，在确立他们的威信的同时，让他们更多地展现人格和情感的魅力。 为什么是女性？第一，新的女性形象可以彰显时代的优越性。大家知道，旧时代的乡村女性，大多是被作为弱者而呈现的。她们往往是处于父权社会制度和夫权的双重压迫中，是生活中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沉默者。新生政权在论证其合理性与必然性的时候，必须选择能够体现其优越性的言说个体。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对旧的思想观念进行破坏和摧毁，并用新的意识形态对旧的生活予以新的解释。对女性“新人”形象的塑造无疑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需要选择的结果。李双双从以前的“屋里人”“做饭的”变成了被集体主义思想武装的社会主义新农民，郭大娘从以前在地主家当奶妈的贫农，变成领导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干部，这些，无疑都是女性被解放、女性获得新生的具象。其二，新女性形象可以彰显国家权力的强大。无论是李双双、郭大娘，还是叶俊英，她们的乡村干部的命名全部来自于某一位代表国家权力的高级干部。例如，李双双直接由乡政府的干部任命，郭大娘的干部身份总是得到革命干部老田的保护，她们在受到挫折的时候总是能够得到一位男性的高级干部的鼓励和支持等等。这说明国家权力是这些乡村女性干部力量的来源，她们的行动也总是可以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其三，将女性塑造成在乡村的国家政权的代言人在一定程度上更显亲和力。我们也看到，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在家庭矛盾或者亲友矛盾（如《槐树庄》中的敌对分子为成、郭大娘的干儿子崔治国）的框架中展开，以女性为主导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路线斗争本身所包含的残酷性与严肃性，使得新时代的电影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宣教显得更加通俗化、平民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乡村女政治精英的形象在新时期也时有出现，比如八十年代的影片《荔枝红了》、《男婚女嫁》中也讲述了女共产党员领导全村致富的故事，在意识形态的功能上，她们和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女政治精英形象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延续性。所以，女性政治精英的塑造，应该说是时代选择的结果，她们共同彰显着女性政治精英形象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时的特定作用。 二、乡村女性经济精英 经济精英主要是指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如新时期的农村致富者等，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上的成功典范。致富能手香二嫂（《香魂女》）、喜莲（《喜莲》）、刘翠巧《媳妇你当家》就是这一类在农村里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 这里首先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乡村经济精英在新中国早期的电影中几乎绝迹，而只有在新时期以来才在中国电影银幕上出现。这自然和建国初期的农民政策有一定关系。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性提到了极高的程度，但他并不认同农民的私有性问题。所以，因为革命的目标尚未实现而搁置的对作为“私有者”的农民的“教育”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就被顺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表。 从本质上说，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并不排除农民对“富裕”的向往，但是，富裕的前提被重新设定，那就是全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集体性的富裕。而实现集体富裕的前提则被设定为共同的公社劳动。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个别农民追求富裕的个体行为是被否定的，这同样也表现在当时的电影中。《花好月圆》中的范登高进城去跑买卖，搞个人发家致富。在影片中是差一点被处以“开除党籍”的惩罚的。这正好说明经济精英形象在改革开放前的出现缺少必要的社会土壤。 香二嫂（《香魂女》）、喜莲（《喜莲》）、刘翠巧《媳妇你当家》以及二嫫（《二嫫》）等形象都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首先改革开放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现象成为社会的大势所趋。同时，改革开放和新的文化语境使得对农民形象的塑造逐渐脱离了单一的政治视角开始出现文化反思的向度。所以，对乡村女经济精英的塑造展示出文化思考的多层次性。 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乡村妇女逐渐摆脱了繁琐的家务劳动，拥有了比较广阔的职业空间。《香魂女》中的香二嫂主持香油坊，忙里忙外，俨然是家里的一把手。由于香油坊远近闻名，还吸引来了日本的投资商；喜莲不安心现状，一心想发家致富，和几个姐妹种起了大棚蔬菜；《媳妇你当家》中的刘翠巧发现芦笋在国外走俏，计划盘算着把芦笋推销到国外去；二嫫则利用卖麻花等方式为家里换来了全县最大的电视机。她们在经济生活中无疑都取得了不容小视的成功。 与她们经济地位的崛起形成对比的，是她们在意识形态话语和性别话语中的地位的“止步不前”或者说“回落”。纵贯这些影片，我们发现，“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封建旧观念依然根植在乡村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可以在经济领域确立精英地位的女主人公依然无法摆脱这个枷锁。如钱春莲女士在《回顾世纪末中国电影中的农村》⑤一文中提到的那样，她们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具有表面性，并且最终会受到男性的打击和压抑。《香魂女》的瘸子丈夫有先天缺陷，与香二嫂生的第一个儿子智力低下，聪明伶俐的女儿却是香二嫂同情人所生。而瘸子丈夫还是相当粗暴，经常打骂香二嫂；喜莲带领全村人致富的行为虽然最终获得了认可，但是家里人最担心的还是她能不能生儿子；二嫫家的“前任村长”丈夫其时早已经失去了权威性，还得靠二嫫买回来的电视换回来一些男人的尊严，但他同时却还是一个要求二嫫俯首帖耳听从他的大男子主义者。 或许，最大的问题不是社会强加给女性这些观念，而在于这些早已经在经济领域成为精英的人对于这些观念的态度。香二嫂何其能干，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粗暴无礼的丈夫对她的打骂，她甚至认为这种传宗接代的思想是正常的，而且她自己也开始张罗着为傻儿子找一个媳妇，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女性的悲剧；《喜莲》影片的最后出现了全家福的照片，喜莲抱着儿子坐在中间，表情是之前不曾有过的心满意足感；二嫫虽然勇敢而且固执，但是她也不过是一个不敢追求自身幸福的女人，到最后，影片的结局告诉我们，电视，其实不能为她带来任何的幸福感，她的人生不过像电视屏幕上的雪花点一样迷茫。最让人感觉到可悲的是，她根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切。 如果说中国电影中政治权力精英的性格特点更多的是出于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对她们的文化反思更多是基于其在政治意识形态特殊的表意作用，那么，新的乡村经济精英的出现则更多地体现出文化反思的力度。受封建礼教压迫和束缚的女性在表现旧社会的生活的电影中一度非常典型，但是，当中国社会发生了如此大的变革，当乡村女性已经可以从经济的弱势地位跃升为家庭中经济的主导地位，但是她们的主体意识却依然停留在男权家长制的阴影中，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电影创作者们寄托于此的对于乡村女性，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不无遗憾的文化反思。 三、乡村女性道德精英 最后，谈谈中国电影中道德精英的呈现。比起前两类人物形象，道德精英要显得稍微复杂，主要指因为其美好的品德而在乡土社会被普遍尊重的女性人物形象。因为电影中对政治精英的呈现往往牵涉到她的道德层面，所以，为体现政治精英的权威性，影片必然会将其也塑造成一位在道德上同样毫无瑕疵的完人。这里，我们将有意回避这一现象，专门谈谈以赞美女性的传统道德为主旨而创作的影片以及当中着力刻画的道德精英形象。比如《乡情》中的田秋月、《九香》中的九香等。 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使得中国人从本能上对温馨的乡土乡情、伦理情感保持着一种不可抑制的亲切感。在这种“母亲”般温馨的怀抱里，人们总是能够感受到一种温暖、一丝安宁、一份挚爱，获得前行或者再生的力量⑥。在新时期的电影创作者的渲染下，温柔、勤劳、善良、坚强、宽容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母亲”形象上被再次强调。《乡情》中的农村女性田秋月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忠厚善良的农村妇女田秋月，含辛茹苦地养大了养子田桂和养女翠翠。其中儿子田桂是革命干部匡华、廖一萍的亲生儿子。匡华夫妇寻子，打听到了田桂的下落。田秋月克制住自己的爱子之情，推迟了田桂和翠翠的婚期，送田桂进城去见他的亲生父母。儿子因为思念乡下的母亲和未婚妻翠翠而再次回到乡下。田桂生母廖一萍想接回儿子，却嫌弃田秋月。为了成全田桂与亲生父母的团聚，善良的田秋月默默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折磨，决定亲自送田桂和翠翠进城。田秋月来到匡家，意外地发现廖一萍正是自己当年舍身救出的患难姐妹。她没有当面说出这件往事，默默地离开了他们，踏上了回乡的归途。片中的两位母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田秋月善良、宽容、无私，而廖一萍却势利、狭隘、自私。毫无疑问，田秋月这种未受现代城市文明污染的母亲形象，让人感觉到孩提时代听到母亲哼唱摇篮曲的温馨和宁静，是每个人保留在心中关于母亲的最美好的想象。片中田桂对两个母亲的亲疏程度也反映了创作者的情感倾向。 《九香》同样刻画了这样一位为了儿女牺牲了一切的女性道德精英形象。许多年前，年轻美丽的九香的丈夫在一场雪暴中失去了性命，九香从倒塌的草房救出五个幼儿，从此她一头挑着五个儿女，一头担着孤寂与艰辛，独自在生活中挣扎。大河镇上，九香遇到丈夫生前好友矿工老关，老关劝她放宽心，好好照顾孩子。四个孩子都喜欢他，唯有大儿子天宝对他与妈妈的接近格外警觉。当老关承诺要照顾他们的时候，她很感动，但是她和老关的亲近遭到天宝的呵斥。九香的情感和孤寂不被孩子理解，可是为了儿子，她毅然痛断情丝。而老关也黯然离开了她。九香含辛茹苦将五个儿女先后送入大学。在村口老榆树下，她目送着儿女一个一个渐渐离去，而自己的头发也逐渐花白了…… 在对她们的塑造中，传统文化被置于永远接受忏悔的位置，而乡村道德精英也被置于近乎完美的高度。她们伟大的道德力量取决于她们对乡村理想的坚持，而选择了离开乡村去向城市的人则永远处于忏悔的地位。藉由我们刚才对乡村道德精英的讨论，我们发现，已经被纳入现代性轨道的中国人，依然处于文化的前瞻和回望的文化惶惑中，当选择现代化的生活成为必然，内心深处则依然在怀念一个带着前现代气质和包容情怀的大地母亲。电影创作者对乡村道德精英的刻画凸显了他们对乡村理想的向往和思考。 结 语 从洋溢着喜剧精神的政治权力精英，到带着些怅然的经济权力精英，再到最后我们谈到带着些怀旧气息的乡村道德精英，中国电影银幕为我们留下了是一段历时态的影像印记，也是一段共时态的文化反思。政治、经济、道德构成了女性精英形象生成的三个纬度，同时也显示出不同的社会语境中观众对乡村女性的不同程度的社会价值期待。与其说是电影创作者塑造了这些乡村女性精英形象，不如说是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生产、创造、改写了她们的生存意志。而且，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是，随着乡土中国现代化脚步的加快，现代文明逐渐渗透乡村，中国电影银幕上的乡村女精英的形象必将经历更多的更大的变革。 此论文系2006年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06C661）“中国乡村电影的类型形态与文化精神”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 敏，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 ① 吴菁、梅菁：《当代中国农村片中的女强者形象及其文化解读》，《电影艺术》，2005年第2期，第97页-第100页。 ②③ 彭勃：《乡村治理：国家介入和体制选择》，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第170页。 ④ 温锐：《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问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⑤ 钱春莲：《回顾世纪末中国电影中的农村》，《电影创作》，2001年第3期，第54页。 ⑥ 陈晓云：《中国当代城市电影的观念冲突》，《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64页。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