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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前后，《建国大业》、《解放》等一大批“红色”影视剧受到广大观众的普遍关注，集中展示了当下影视创作的艺术水平及其广泛的“观众缘”。自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红色”题材影视剧以独特的形态建构与内蕴开掘，进入了一种不同审美文化资源兼容并包、主流价值弘扬与接受效应追求相得益彰的审美新境界。 首先，“红色”题材影视剧拓展了“红色”叙事的思想视野与言说方式，建构出不少深具审美底蕴与发展活力的叙事类型，形成了一些社会关注度和佳作出现量两全其美的叙事范式。 “红色史传剧”超越新中国成立初虚拟形态的“史诗性”宏大叙事，纪实性地展开了中国革命历史的重大格局、重要关节及其嬗变历程，进入了以“正史”文献为基础的中国历史文学“史传”创作的境界，并充分发挥史实演绎的国家文化阐释和建构功能，有力地揭示了红色政权的政治合理性、历史崇高性与文化庄严感。其中产生了《长征》、《延安颂》、《八路军》、《解放》、《周恩来在重庆》、《太行山上》、《建国大业》等不少大气磅礴而沉实厚重的优秀作品。还有《记忆的证明》、《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作品，以虚拟形态展示独特的史实和深沉的思考，成为“史传剧”的有力补充。以《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历史的天空》、《我是太阳》、《集结号》为代表的“另类英雄传奇剧”，以崇敬而不无调侃意味的语态，叙说战争英豪的辉煌业绩、雄强气概与独特个性，表现他们的草莽气质在历史潮流中的激情碰撞，亦庄亦谐地表现其强势人格的崇高风范与世俗魅力。“红色谍战剧”的内容更为丰富，从讲究惊险火爆或推理悬疑的《暗算》、《仁者无敌》，到严谨写实语态的《英雄无名》、《特殊使命》、《雪狼》，从充满世俗气息的《潜伏》、《地上地下》，到颇具时尚色彩的《五号特工组》、《海狼行动》等等，各种形态不一而足。 这些作品纷纷把公案、悬疑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叙事要素与历史内容结合起来，既以紧张诡秘的人物关系、曲折惊险的故事情节，满足了大众的娱乐化审美需求；又以英雄主人公清醒的理性意识和坚定的使命感，让大众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史的心理亲切感得到了有效释放。“民间生态剧”可以《血色湘西》、《狼烟北平》、《记忆之城》、《大国医》等为代表，它们着重表现历史大事件、大进程中普通民众的命运轨迹、生存状态和精神品质，一方面挖掘乱世中不变的民间文化底蕴与传统伦理精神，另一方面自觉地书写民间价值与历史大趋势的一致性。“红色青春偶像剧”也出现了如《恰同学少年》、《天安门》、《沂蒙六姐妹》等引人注目的作品，以对革命者人性、人情正面品质的展示，显得别开生面、清新可喜。 这种种叙事形态及其优秀作品的不断出现，充分显示出“红色”题材叙事的适应性和审美包容度，有效地满足了受众多方面的审美需求。 其次，“红色”题材影视剧力求融合多元文化优势叙述和阐释中国人民的革命史，以普遍认同的人文价值支撑和烘托“红色文化”精神的崇高内涵。 “红色”题材影视剧的叙事类型多姿多彩，但显示出一个共同的思想特征，就是注重沟通多元视角来阐述“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并力求以多样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正面品质为思想后援，来支撑和烘托“红色文化”精神。《人间正道是沧桑》以杨、瞿两家和“黄埔同学”的伦理情感关系为情节框架，以他们由信仰主导的人生道路和相互关系，隐喻国共两党的复杂关系和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由此从“血浓于水”的民族伦理文化的思想视角，使文本对整体历史的认知，平添了许多情感魅力和人生意味。《仁者无敌》描述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群体面临斗争和自然的双重险境，仍然义无反顾地牺牲自我、拯救革命民众的壮烈行为，更辅以国民党“剿匪”军司令认识转变、率部起义的故事情节，从而雄辩地表现了革命事业的人道、“仁义”品格和革命者个体的人格感召力，有力地揭示了人心向背的巨大社会能量。《潜伏》通过细腻刻画主人公在险恶的“潜伏”环境中紧张的生活状态及其背后“家庭”生活的感人细节，以世俗生活、常人性情的审美感知，反衬出地下工作者坚守信仰的艰难与崇高。 “红色”题材影视剧以普遍认同的人文价值为视角，阐述“红色精神”的历史文化合理性，弘扬时代主流精神，这既使“红色记忆”的先进文化品质在审美过程中得到了有力的弘扬，又使其艺术表达具备了更充分的人文亲和力与审美共鸣度。 再次，“红色”题材影视剧既不拘一格地探求和发掘受众的心理积淀，又始终保持“红色文化”的基本立场，显示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审美思维特征。 “红色”题材叙事继承了“文以载道”的艺术传统，又包含历史审视的人文意味，然而在文化产业化的时代语境下，实现这种目标必然要依靠市场。因此，以激发观众的审美兴趣、发掘观众的心理积淀为基础，不拘一格地调动各种审美元素，就成为“红色”影视剧的必要策略。 “红色经典”改编的关键，自然在于能否成功调动观众对“红色经典”的亲切感与共鸣感。新中国成立初17年的“红色”叙事虽然理性主题相对单一，但实际上审美风貌已深具多样性的潜质。改编者即以此为基础，顺应当今时代观众审美需求日益上升的状况，不拘一格地发掘和发扬了其中诸多相关的艺术元素，从而使“红色经典”的亲切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原创作品的“另类”英雄传奇和特工谍战叙事之中，也普遍地具有一种传奇色彩。从《狼毒花》的喝酒绝招渲染，到《我的兄弟叫顺溜》的狙击绝技聚焦，直到《小兵张嘎》喜剧色彩极浓的故事编织；从《亮剑》情节展开对主人公在革命队伍中“另类”风格的津津乐道，到《暗算》叙事范式对“杀人游戏”的深层植入，众多作品均表现出一种极具传奇色彩和娱乐功能的审美要素，受众的观赏快感不言而喻。但在诡异和独特之中，一种人世的况味、人生的沧桑感，却也以诙谐而颇具传奇色彩的形态表现出来。“红色”题材影视剧“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特征，由此可见一斑。 “红色”题材影视剧因充分拓展“红色记忆”的审美适应性、融合多元文化优势弘扬主流价值、探求观赏性艺术性思想性并具的审美可能性等方面的新步伐，而使当代中国的“红色”叙事，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审美新境界。然而这种境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到底应选择怎样的道路，才能使“红色记忆”叙事最大限度地实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到底应遵循怎样的价值原则，才能使“红色”叙事既珍重民族现代历史的苦难和牺牲，又在更高的精神文化层面构成与世界文化、人类命运有效的深层对话？到底应怎样发挥审美灵性与思想智慧，才能真正使审美的适应性孕育于历史具体性之中、精神的共鸣度建立于高位伦理价值基础之上？这些追问和期待将连同观众的喝彩，一道伴随“红色”影视作品创作开向更加理想的新境界。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9日2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