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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在中国出品的影视剧中，谍战题材备受瞩目，上电视的收视率大都说得过去，上银幕的也是赚多赔少，比如电影《风声》，上映至今票房超过了两亿元。 艺恩娱乐咨询的调研数据显示，观众因为被故事情节的吸引而购票观看《风声》的比例有63.6%。谍战片的生命线就在于讲故事。中国过去的影视剧一直不太重视这方面，少数精品不能掩饰讲故事能力的缺乏。现在大家都懂了，知道单靠主题思想是不行的了。笔者现在试着来总结一下以《风声》为代表的谍战片是怎么讲故事的，一孔之见，挂一漏万。 第一，选用限知视角。中国文学的传统叙事视角是全知全能，不存在悬念因素。读者、观者只需接受信息，无需推测，想象与再创造的空间被剥夺。这种视角的长处在于能将道德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出来，但如今的观众，大都具有思考的主动性。 所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不管电影还是电视剧，《英雄虎胆》中的曾泰，一出场就彰显出凛然正气，大家都看得出他是我方卧底，在敌巢经历的一系列考验也就很难让观众跟着紧张。于是，限知视角就成了谍战片的首选。只有限制观众的视听，才有艺术审美可谈。 《风声》、《密战》、《冷箭》、《天字一号》之类就是这样。观众和剧中人物看到的、听到的一样多。这样，悬念就油然而生，观众也能投入进去。 不过，受叙述者视角的限制，限知视角不能对主要人物的心灵深处进行挖掘或揭示，只能从其外表来叙写，显得对主角的刻画力有未逮。就好像《风声》的两大卧底，行为够坚决，心思够缜密，就是不够丰满立体。 第二，政治议题居次。谍战题材的艺术作品与政治议题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而《风声》等片之所以没给观众留下上了一堂政治思想教育课的印象，是因其撇开了历史真相和意识形态的纠缠，单就人在阴谋漩涡中的生存状态进行诠释。 过去的谍战影视作品不太重视情节的设置，以至于显得政治说教味道浓。如今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谍战片把情节搞得曲折复杂，叙事线索多样求新，镜头语言丰富多变，而政治背景相对淡化也就顺理成章。 第三，正面人物“反面化”。《风声》原著作者麦家说过，谍战就那么回事，穿了正装的“窃贼”而已。有很多年，在中国的谍战影视片中，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泾渭分明，从镜头语言到演员表演都过于类型化和脸谱化，一看便知。现在要反过来。从表面上看，《风声》中的日军头目英俊潇洒，讲责任、重荣誉，伪军处长集机智、冷静、敏锐、果断于一身，我方卧底一个是妖艳多姿、顾盼生辉，另一个则横劲十足、口出脏话。 另外，正面人物学会使“阴招”，正如一句电影台词：“黄飞鸿就不能骗人啊？”（《铁鸡斗蜈蚣》，1993年）谍战片中，要获胜，不讲阴谋诡计是不行的。过去虽然可以提，但很少有具体细致表现的。《风声》中，“老鬼”用计转移视线就是这个意思。 鲁迅写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谍战片故事情节的发展，主要人物的行为动机，做了那么多事，做得那么苦，都需要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这一点可以用麦家的话说明：所有的谍战片离不开“信念”两个字，支持武侠片的也许是侠义，支持谍战片的就是“国家”、“信念”。 不过，在故事情节得到放大的同时，这个推动力虽然强大，但很容易落入抽象。主创人员也许认为，给人物贴上一个革命的标签就行了，反正人们听的是故事，看的是情节。这能说是提供者的问题吗？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1月19日第0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