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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电视剧《命运》在央视八套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也引发了对现实题材创作的思考。4月25日，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和文艺报社联合主办的电视剧《命运》暨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张胜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准，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中国电视艺委会副主任王丹彦，《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郭运德，《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文艺报》原总编辑范咏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中国视协理论研究室主任、《当代电视》主编张德祥，新华社深圳分社社长王传真，来自深圳的文化学者胡野秋，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副主任黄海涛等与会。参加研讨会的还有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璋飙，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总经理张合运，《命运》编剧、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陆天明，制片人孟凡耀等。研讨会由《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主持。 刘璋飙： 对于深圳来说，电视剧《命运》不仅仅是一部文艺作品，更是献给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一份厚礼，是对深圳改革开放30年的一次细致全面的总结。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岁月里，深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块试验田，为探索中国改革新路作出了巨大贡献。 30年的岁月风雨无数，30年的岁月天翻地覆，今天让世界刮目相看，当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时，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艰难的历程。大型电视连续剧《命运》正是再现那段改革历程的一部史诗性作品，是我们为中国改革先驱者们塑造的丰碑。 《命运》的面世让我们想起前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卫国战争打了四年，但是前苏联作家整整写了40年，而且越写越好，确实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比如像《围困》《战争》等，再到后期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些作品大概都是在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三十多年出现的。我们的改革开放也进行了30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于中国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命运》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从上到下、全景式的再现，也就是中国版的《围困》和《战争》。 张胜友： 这部正面表现改革开放的电视剧非常真实地再现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创业，也比较宏观地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它的真实程度几乎可以说是一部纪录片，像纪录片一样再现了深圳走过的艰难历程。我对深圳也非常了解，当初深圳办特区的时候我是一名记者，1992年奉命去写邓小平南巡，前年也为深圳改革开放30年写了纪实性的电视片，所以对深圳、对深圳的创业者，是带着崇拜的感情。 该剧非常真实、丰满、生动地刻画了两个改革开放的英雄人物，一个是余涛，一个是宋梓南。剧中对改革开放早期的创业者杀出一条血路的表现是非常充分的。当时有一大批人是带着一种信念，跟当年在延安跟共产党打天下的信念一样。像剧中表现的因为蚊子太多，市委常委只好在铁皮屋的蚊帐里开会的细节，非常真实，都是我熟悉的情景。陆天明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包括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下了很大的工夫。比如他们相约谁先倒下去，另外一个人就到他坟头哭一场的戏很感人。剧中除了记录一批领导同志之外，也记录了一批创业英雄，写得非常丰满，可作为传记亮相。 我建议中央电视台还应在其它频道重播，还要在其它省市播。 王丹彦： 从敢于触碰现实的重大题材、敏感题材和影响当下思想政治文化领域的这样一种电视剧题材来说，这部剧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作品，中国电视剧人对这一题材的驾驭，以这部戏为标志，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层次。 应该说，现实题材电视剧中触碰各种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外交问题、资本市场问题，现在不是没有，但是以一种史诗感的高度，以一种直接取材于、或者是对位于我们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中的改革的关键人物、先锋人物、敏感人物，甚至是多面性人物的电视剧是少见的。这部作品，为我们当下现实题材电视剧如何反映时代、反映时代精神、反映时代应该触碰的重大题材，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和启示。 该剧在现实真实的基础上，完成了艺术作品真实的再现，给人以艺术的感召力、感染力，写出了深圳的特质。我认为这类剧有几个关系是很难把握的，一是在艺术真实和现实真实的关系处理上，说真的不好处理，但这个剧作了很好的尝试，也得到了较多专家、网民的认可、认同。第二是记录英雄和记录历史的关系，如何把深圳改革开放的特区精神表现出来，使我们在重大现实题材剧的创作中，能够达到本质的真实，这是最难的，该剧在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李 准： 写深圳改革开放的作品很多，一般的以虚构人物来写深圳的有几十部。全景式的、以高层的领导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写一个城市几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的，《命运》是第一部。陆天明写过很多大作品，从这部作品创作开始，他就意识到了难度，是按照重大题材的路子去写一般现实题材，这样的写法没有人做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圳的改革开放历史，绝对是当代头等的现实题材，牵涉的人物从中央最高层到深圳普通人物，绝对够得上重大题材，深圳很了不起，陆天明等主创了不起，做成了。 第一，创作模式上有新的特点。他用一般现实题材，用虚构地名、虚构人名，完整地写了深圳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广东省和深圳市的一批重要人物都写到了，用虚构的人物囊括了很多经历。另外在纪实性和艺术虚构之间，陆天明作为文学家，找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平衡点，很多细节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不觉得是盗版，你可以从这个艺术细节想到很多生活细节，浓缩了很多东西，这个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 第二，今天怎么表现深圳改革进程、深圳人物，以及深圳精神？他能够站在今天的思维高度，来展现深圳改革开放关键阶段的历史进程和深圳特有的精神。剧中把实事求是体现得非常棒，比如宋梓南说，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到特区来，目的就是一个，那就是执行中央的路线，为中国老百姓找出一条真正能够富民强国之路，有利于这个就做，不利于这个不做。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最高原则。同时不仅是这种目标，这里头还有新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这是陆天明的优势，有很多哲理性的优势。他不是写一般的不怕困难、勇于牺牲，而是站在今天的高度提炼深圳精神的深度，同时还把改革开放提升到以人为本的高度，这都是对这类作品新的艺术提炼。 第三，该剧自始至终激情贯穿，编剧、导演，所有的人激情灌注。陆天明不但有很强的文学能力，他对哲理的思考融入到他对深圳历程的理解里面。这么重大的改革历程，那些新的思维、新的奉献精神，虽写了很多矛盾，但是让人们信心十足，讲的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但是每句话都是写给当代人听的。 最后一点，宋梓南作为一名高级干部的改革者形象，是过去所有改革开放的影视剧中没有达到的高度，写到省一级的不少，但是能像宋梓南形象这么丰满，这么有哲理性的太少，并且台词还这么棒，都需要仔细消化。我坚信这个形象一定能够留下来。 郭运德： 该剧不是简单的宏观叙事，作者很巧妙地安排了另一条平民线，就是冯宁、陶怡，两条线一直并列发展的，这就弥补了重大现实题材庞大现实的单一性，它有更多的色彩，展示了变革时代普通老百姓随着时代的变迁、心理的变迁、生活的变迁所经历的过程。 同时也是通过冯宁、陶怡、尤妮他们这样一代人，展现了深圳精神的另一种风貌，给该剧带来更多的时尚元素，有了更多的色彩，使年轻人有更多关注度，这一点上别具匠心。在未来，再过30年之后，让我们的子女们再回顾这部作品时，这部作品很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研究当代小说史或者影视史一个不可跳跃的历史文件。同时它还展示了变革过程中，我们诟病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反腐败，体现了艺术家们无畏的勇气，没有回避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说雷伴武腐败的过程，当然揭示得不够深，有点一带而过，但这个作品没有回避，从这个意义上，它更加真实、更加可信，它是艺术家真正深入到生活，从中提炼、把握，而且告诉我们是怎样一个状态。 李雪健的表演是这部作品的亮点，可圈可点，他的大段台词，激情洋溢的豪言壮语，他的一颦一笑，一个小苦笑，一个小动作，端水的一个小抖动，都非常真实再现了当时改革处在第一线、处在风口浪尖上，如履薄冰、胆战心惊的真实状态和过程，时时刻刻面临着自己随时有下台的可能、甚至是生命危险，把一个倔强、刚毅、不屈的老共产党员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不是表面的，不是用口号语言的简单表述，他是用细节去表现的。 不满足的地方是，第一，作为表现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这部作品不乏恢弘的气势和大场面，但是入手还是小了，仅仅从逃港入手，我觉得选的背景显得小了，因为它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在于中华民族走向何方的问题，这方面显得不够。第二，就是两条线相对平行，但中间的交叉不够，特别是交流不够，感觉老百姓只是顺着时代潮流在弄潮而已，而不是时代潮流的推动者。第三，如果能够放在一个更宏伟的背景，能够进入到历史潮流中去思考问题，把命运作为推动我们改革进程的一条主线，而不是辅线，从命运选择的过程推动进步，这部剧就会更有力度、更震撼。 胡野秋： 我从深圳来，对于深圳人而言，他们先是融入了切肤的感受在看这部电视剧，深圳的大部分人在家看《命运》，每天晚上锁定看中央八套，但是有很多市民是在广场上的大屏幕、在地铁的移动视频上，甚至很多人在手机的终端上看《命运》。整个城市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命运》场”中间，这个“《命运》场”跟我们这个城市独特的命运是相关的。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很多深圳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怎么从深圳当初的一个边陲小镇，甚至有人说是一个小渔村，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拥有接近两千万人的一个大都市。应该说，在深圳，《命运》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公共事件。在《命运》这个时段里面，大家为什么进入到这个“《命运》场”，我想，首先是它真正地直面了我们深圳的建成史，从我们最早的思想观念，从那样一个状态，进入了后来几次价值观的提升，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心灵史、思想史。我们在看《命运》的时候，不断有这样的联想，只要在深圳待了十年以上的深圳市民，可以说很多人是流着眼泪看的。 白 烨： 这部剧是三好作品：编得好、演得好、导得好。深圳这个城市本身就是改革时代的大手笔，而反映深圳历史的这样一部电视剧，也是一个大手笔，所以它是两个意义上的大手笔。这个大手笔把现实题材电视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在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上、在思想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上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第一，它是改革开放30年的碑志，改革开放30年发生很多事情，这个作品基本上包括了。第二，它是一个时代弄潮儿的典型全相。第三，它是以往见来的一面镜子。深圳30年的历史立了一个标杆、一个样板，这个样板可以供我们思考很多问题。我们有一个说法，创业难，守业更难，其实我们现在变个观念，所谓的守业，最好的守业就是继续创业，我觉得过去没有这样的想法，而是去搞人和人的斗争，我们过去是长期瞎折腾，这部剧在这点上给我们以很深的思考，我们要守好这份业首先要创业，在创业中守业，要不断地创业。 该剧可以让我们去比照、去反省，反思现实、反思我们自己，这是一面镜子。我认为一部作品能达到一种文献性、文学性，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如果有毛病的话，可能是现实带来的，因为写现实难，写深圳现实更难。因此，我总体感觉到放开手脚好像还不太够。 曾庆瑞： 《命运》证明了作为现实题材和文学上的威力与价值。近些年我们一直谈现实题材创作问题，但深感非常遗憾。一些电视剧的文学家、艺术家有意绕开现实走，所以我们发出这种呼吁：电视剧请别绕开现实走。原因很复杂，由我们管理播出政策上的客观原因，也有我们自身躲避现实、不能够把自己满腔热血创作的激情投身到火热的改革开放斗争生活中去的主观原因。而有一些作品好像是很现实，反映的就是现实生活，正如我曾批评的某个作品，其实那是伪现实、伪真实，没有反映历史进程中生活本质的真实。所以我认为今天这部作品跟现实题材创作联系到一起讨论，从电视剧批评来讲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拿这部具体的作品说话，现实就要这样做，你不要绕开现实，更不要弄伪现实的东西，糊弄广大观众。 《命运》足以证明我们现在大力呼吁现实题材电视剧，这是时代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需要，这也是规律，如果我们不能紧紧扣住老百姓的生活，不是老百姓的需要所在，文学艺术家早晚会被观众抛弃。《命运》把深圳的老百姓，乃至全民族、整个国家的命运真实地展现了出来，展现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活最本质的真实。从现实题材的《命运》可以看出，你只要认真做，作品一定会创造弘扬真善美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命运》这部优秀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取得了有自己独特的美学品格、塑造了时代新人形象、具有崇高理想的艺术、创造了审美价值的艺术新收获。 沈卫星： 这是一部关于深圳的大城记，是关于深圳人的精神史，关于改革开放的启示录，给人以震撼和力量。 作者有很强的驾驭能力和对改革开放深层次的思考，包括他鲜明的创作个性，使得这部作品在很多敏感问题上处理得非常好，将是改革历史进程中一部值得记忆的作品。作品还通过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将它们转换成一个非常明晰的历史清单，让观众看后对于那段历史的理解，有一个清晰的、重新认识的过程，很有历史参考价值。作品特别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改革开放的先驱者形象；作品结构宏大、叙事严密、艺术个性鲜明，写出了改革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强度。 特别是强度，是众多改革作品、包括现实主义作品不可多得的一种特质，很有感染力、冲击力。作品始终贯穿着创造、创新、开拓、冲突，包括抢占，特别让人激动、震撼。 深圳30年通过《命运》呈现在观众面前，给人以体验和思考。它使每一个看过的人成为更为理性、更为现代、更有进取心、更为人文，并且伸展出很多新的智慧的人。这就是《命运》的意义。 范咏戈： 今天这个研讨会并不完全局限于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个现实题材创作这个议题也很重要。关注陆天明的言论，他最近一个言论就是主张文学要回归“大我”，他坚持的现实主义道路，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电视剧创作，让我非常敬佩。 在《苍天在上》时，他就说现实主义要动真格的，要站在人民立场上，他不赞成写个人小情感的东西，当然现在文艺样式多元化了，也应该有一席之地，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的艺坛上，如果有十个陆天明，文学就不会寂寞，也不会边缘化的。希望有陆天明这样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剧作家出现。我历来不认为所有写东西的人都是作家，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出于个人宣泄写东西，但是他们和作家不一样，作家是有社会责任的，如果你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我觉得你也不要戴作家的称号，享受这个荣誉。 当然现实主义创作还有很多问题，如何处理原型和典型、现实和真实、现实和矛盾、现实和批判，很多命题值得我们思考。这部作品如果有一些缺憾的话在所难免，因为它要和现实当中对号，的确有难度。 张德祥： 现在的老百姓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剧？第一，是要好看，第二要有营养。我觉得《命运》就是这样一个能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的精神文化产品。 电视剧的中心任务在于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站住了，谁也否定不了这个作品。看完《命运》，有两个人让我记忆深刻，这两个改革家和上世纪80年代改革文学所塑造的人物是不同的，有新意的。第一个是宋梓南书记，他身上所体现的改革的责任、创业的激情，以及他把责任和激情用最普通的常人的姿态潜在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他内敛而坚定、朴实而坚韧，李雪健把这种性格和姿态表现得非常到位。这个改革家形象，在今天有着特殊的意义，他首先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其次他才是一个改革者的形象和干部的形象。第二个典型人物是雷伴武，当时他作为一个改革者来到深圳，一个改革家为什么栽在历史潮流中呢？真正的改革不会一帆风顺。改革者也可能陷入雷区里，所以这个人物形象真的是直面现实。时至今日，我们当然渴望有更多的宋梓南，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不少雷伴武。所以这个作品，虽然写的现实是30年前、20年前、10年前的历史，折射到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我们今天的现实，已经与二三十年前不一样，今天的现实对艺术家们提出新的要求，如何面对今天的现实，艺术家们应提出现实的问题，用艺术去撞击现实的问题，让观众感受到时代的新精神。 仲呈祥： 《命运》暨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研讨会，这个题目提得非常好。《命运》不仅仅是深圳的命运，他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国家的命运，《命运》这部电视剧也关系着当今中国文艺的命运、中国艺术的命运。 《命运》不止是一部深圳的改革开放史，也不止是深圳的传，它从一个角度、一个特定的区域，作为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前沿阵地，实际上折射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也形象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剧《命运》在中国当代电视剧史上必将占一席重要位置，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同时也不妨把它当作是中国当代思想史和中华民族当代精神史的一个艺术范本。 《命运》几乎把深圳人卷入了一股“《命运》的热浪”里面来思考自己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一部艺术作品能够掀起如此的一种人民群众的文化鉴赏热潮，掀起一股对民族精神思想反思的浪潮，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现实题材的文艺创作、包括电视剧创作在内，都会有难点。陆天明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是直面难点，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艺术才华，用审美方式超越这个难点，那么难点就变成了艺术表现的现实主义亮点。如果大家都绕过难点，平安倒平安了，作品也就平庸了，也就没有了思想的光芒和穿透的力度，艺术家也就放弃了自己率先感悟现实和历史的机会，同时以自己超前的一种意识去引领民族精神前进的神圣职责也就没有了。 所以通过《命运》这部作品，应该赋予作家艺术家、包括鼓励作家艺术家直面现实、开拓未来、迎难而上，以政治智慧、艺术才华，用审美方式超越难点，让难点转化为艺术表现的亮点，用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去征服受众。因此，像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的《文艺报》，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召开这样的会议。 黄海涛： 当刚开始拍摄时，我跟陆天明说，你们要本着杀出一条血路的信念拍出这部戏。这个剧本我们是一口气看完的，他的真实情感体现在，深圳特区和共和国命运的情感都融入到了这部戏里，非常有激情。无论是陆老师还是导演、演员，他们都抒发出了真挚的情感。今天播出这部戏是非常有意义的，这部剧真实的价值不在于它的一次播出。可能再过10年20年，我们的后代再看这部剧时，和我们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它告诉你在那个年代的精神，拨乱反正的过程是多么地艰难、多么地让人们怀念。值得后一代人去学习，因为改革是要流血的，这个流血也许不像战争年代那样直接地看到伤口，虽没有真刀真枪，但是对千秋万代观念上的改革，可能比战争年代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他们的付出是共和国不该忘记的。 陆天明： 关于现实题材，我有一个呼吁，现实题材要绕着走很难，《命运》的成功绝对不是因为陆天明的了不起，该剧能够出来，如果没有中宣部、深圳市委宣传部等许多部门的支持，十个陆天明也干不出来。我认为再不写现实题材，就危及到电视剧的生死存亡了。改革开放30年，真正直面写改革开放的作品并不多。人民那么盼望改革开放，那么赞美改革开放，作家艺术家都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没有人写，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作家艺术家有说不出的苦处。我希望能为所有艺术家创造一个环境，生态环境很重要，任何一个人不能离开生态环境来存在。(根据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