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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荧屏似乎注定成为战争题材剧的集中检阅和关注的焦点。《生死线》显示了与《我的团长我的团》明显不同的叙事方式，尽管这两者之间按照著者的创作意图有着某种关联性，如后者的“团长”是假冒前者的沽宁守备团上尉“龙文章”之名参加了滇缅远征军等，但两者其实有着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和角度，比较明显的就是《生死线》的聚焦点不是一个由溃兵油子组成的“川军团”与日寇的作战，而是一座三教九流、五方杂处的沽宁小城的存亡，这无疑就具有了某种象征意蕴，它成了一个特殊时期代表中国命运的符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以小城作为叙事对象的佳作，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等。但《生死线》显然更关注的是小城中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芸芸众生在面临民族危亡关头的生死抉择及其命运演示。 《生死线》以一个中国南方小城沽宁作为聚焦舞台，展现了抗战时期一群平民百姓在突如其来的外族侵略下或奋起反抗、或舍生取义、或助纣为虐、或苟且偷生的芸芸众生态，讴歌了以共产党人欧阳山川为首的“四道风”抗日武装组织在八年抗战中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侠义肝胆和民族精神，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布衣抗战”的传奇性史诗。编剧兰晓龙说过：“就整体而言，我想完成的是一部史诗剧，规模并不宏大，人物并非史实的名人，在席卷整个中国的抗战中，它几乎是一颗小小微尘。但正如《四世同堂》中用几户人家便写尽北平的苍凉，我想写的是那些默默无闻却舍生向死的布衣之士，一部小人物的史诗。”于是，我们看到，这群小人物中间，有因为不甘国土沦丧而领导或加入“四道风”抗日武装组织的几位男主人公：曾被国民党通缉而避居沽宁的共产党员欧阳山川；一身侠胆、重情重义的沽兴车行车夫四道风；原本生性懦弱、浑身散发着书呆子气的核物理学者何莫修；誓与侵略者不共戴天的原沽宁守备团上尉副官龙文章。其中，欧阳山川无疑是全剧的“戏魂”和“戏眼”，而包括他在内的这四个男人则撑起了全剧的“戏骨”。全剧以这四个男人及其人生轨迹的相交作为经线，而以其周围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及其命运浮沉作为纬线，如全家惨遭日寇杀害而背起铡刀向侵略者复仇的农民窦六品；为惨死的父亲和弟弟报仇而勇敢扛起机枪打仗的女学生唐真；甘愿散尽千金而在战争缝隙间求一线生存希望的商会会长高三宝；既想保护老婆孩子免受苦难又想助兄弟“四道风”一臂之力而被沙门诛杀的车夫古烁；被当做替罪羔羊顶着“汉奸”之名而不惜以死谢罪的原沽宁守备军司令蒋武堂；一心想做人上人不顾礼义廉耻卖身求荣终于命赴黄泉的沙门少主李六野……正是这些血肉丰满的各色人像，“织”成了一张多维度、多侧面反映可歌可泣“布衣抗战”历史的立体画轴。 但《生死线》又绝非通常意义上的“史诗剧”，它并非以编年体的纪实手法来记录八年抗战的全过程，那样的话，它就是史记而非“诗剧”了。它选择了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38年(沽宁沦陷前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1945年夏(抗战胜利前后)来铺陈其事，这好比给全剧安上了三个“节骨眼”。小城沽宁的存亡，所有人物的命运皆与此“节骨眼”息息相关，并由此上演了小城沦陷、结盟抵抗、最后较量的沉痛悲怆的“布衣抗战”三部曲。穿插其中的既有耳熟能详的英雄传奇，如四道风、龙文章的形象，就不难看出路见不平的武林好汉的身影；也有令人称道的历史演义，如“军师”欧阳山川的身上，就集合着诸葛亮与“智多星”吴用的超人智慧，用深知其人的思枫的话说：欧阳是被枪指着也能瞬间想出十七八个主意的人；曾是他的学生的高昕则说：老师只要还活着就能让鬼子喝了他的洗脚水。但《生死线》与一般近乎神魔的武侠传奇和司空见惯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惯性思维的最大区别在于，《生死线》的传奇色调体现了一种在抵御外侮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沉痛悲怆而又有期待希冀的“诗性”，而这种“诗性”一旦与民族气节和韧性精神结合在一起，就成为《士兵突击》中“不抛弃不放弃”一脉相承的基因遗存。不是吗？当沽宁守备团在鬼子和倒戈的伪军夹攻下几乎全军覆没，沽宁在一夜之间沦陷敌手，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一方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战争恶魔，另一方则是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强弱对比，一目了然。然而卧薪尝胆的弱者在精神上不见得就弱小；而挥舞枪械的强者在体魄上也不一定就强大，这就是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也是《生死线》体现出来的“诗性”的真理。欧阳山川、四道风选择了以弱对强，组织起抗日武装进行殊死抵抗；龙文章放弃了跟随残余国民党军队向大后方撤退而捐弃前嫌成为“四道风”的军事行家；先前那个胆小如鼠、懦弱无能的何莫修，竟然成了制造炸弹和把敌机从空中干掉的杀敌功臣。还有那些先后加入“四道风”组织的400多名成员，可很多时候他们只有20余人，是什么力量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如此多“布衣”前仆后继、慷慨赴死？那只有用“不抛弃不放弃”来解释；只能用“家国不幸诗家幸”来赞叹！《生死线》中即使是一闪而过的人物身上，也彰显着这样一脉相承的“诗性”基因遗存，如沽宁城里那位拉二胡的怪人罗非烟，竟毫无畏惧地在侵略者面前一意孤行地拉着充满杀戮之气的《十面埋伏》，面对刺刀威胁仍然“不抛弃不放弃”地忘我地埋头拉琴，直到生命终结琴弦绷断；而全剧结尾处，光复后的沽宁，又响起了他的徒弟罗非雨拉的二胡声。浓郁的“诗性”在琴声缭绕中再度弥散开来。 正是由于这一点，《生死线》才无愧于一部沉痛悲怆的传奇性“史诗剧”。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