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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实际上就是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作家、艺术家由于所处的环境、生活经历、立场观点、文化素养的不同，形成互不相同的思想气质和性格特点，并在创作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在处理题材、表达主题、选择体裁、组织篇章、描绘形象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各有自己的风格。客家山歌因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风格变化的差异很大，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以情歌为例：传统情歌如“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显得缠绵悱恻，将如痴如醉的坚贞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革命战争时期的情歌如“潋江流水长又长，嘱郎安心上前方；勇敢冲锋多杀敌，家事你莫挂心肠”，这又是另一种风格，把个人的爱情放在社会大背景下，与国家、民族的利益连在一起，而且把其中的柔情蜜意化为实际行动，这无疑给传统情歌带来新的气息。同样，现代情歌如“封不好山不出嫁，治不服水不出村，青山绿水当花轿，满山花果当嫁妆”，这是表达新型恋爱观，是在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出现新的生产生活气象这一特定背景下产生的、带有时代特征的情歌。除了不同时期的客家山歌有不同的情感诉求外，因地域的、历史的影响，其风格变化也较大，对此加以梳理，可作出基本判断，也对客家山歌的渊源发展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从产生的地域和文化背景来看，客家山歌具有北方民歌遒劲刚健的风格 客家人本来是中原人，居住在黄河流域，只是在西晋末才开始数次大规模南迁的，他们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魏晋民歌、唐诗律绝、竹枝词、民间俚歌小调等的濡染，加之他们企盼着“回师北望中原日”，励精图治，艰苦创业，这些心理欲求蓄势已久，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使得有些作品深深地烙上北方民歌遒劲刚健的风格。如表达忠贞不渝的爱情之歌： 唔怕死来唔怕生，唔怕被人斫脚跟； 斫断脚跟有脚趾，两人有命总爱行。 爱情的魅力真正成了“挡不住的诱惑”，生命诚可贵，爱情更无价—— 心愿交情永唔丢，除非柑橘结石榴； 除非日头西边出，除非河水向上流。 新打戒指九连环，一个连环交九年； 九九还归八十一，还爱相交十九年。 这是男女真情的倾诉，信誓旦旦的盟愿锁结着永恒的“交情”。 从这些山歌中可以看到汉乐府和唐代民间文学的影响痕迹。《汉乐府·上邪》用五个不可能产生的现象比喻生死不渝的爱：“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唐代民间词《菩萨蛮》也是以同样的悖理手法突现对爱情的坚贞态度：“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所选的两首客家山歌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除了用语特征和体裁式样的差别外，所表达旨意的鲜明和风格的刚健可以说是毫无轩轾。这是客家山歌具有北方民歌风格特征的一面。 二、从客家人生存环境看，客家山歌表现出婉约柔曼的南方民歌特征 客家人长期生产生活于赣闽粤桂湘等南方区域，从产生环境及情感诉说对象看，必然与南方风物、风俗、文化等直接有关，体现出南方文化语境下的民歌特点。如主要流行在江西省西北角的修水、铜鼓、万载、宜丰等地客家人中的客家山歌《十二月花》，虽然其歌词、曲调、衬词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句式是差别不大的，其风格与南方民歌特征、南方风物特征相一致： 正月梨花白似雪，二月茶花送春来， 三月桃花朵朵红，四月刺花挂刺蓬， 五月桅子金又黄，六月莲花满池塘， 七月菱角牵藤长，八月桂花满园香， 九月菊花又飘香，十月芙蓉对牡丹， 十一月无花无人采，十二月腊梅雪中长。 正月茶花开，二月杏花开； 三月梨花满园开，四月簕开花开； 五月芒花开，六月禾花满塅开； 七月莲花开，八月桂花开； 九月菊花傲霜开，十月茶花开； 十一月梅花开，十二月雪花满天开。 这两首客家山歌在段式结构上有所不同，再在不同的语汇间插入充满情趣的衬词，其风趣程度不一，但就十二月花来看，它在每句前只要加上一句或数句问话，则又可改成盘歌方式，如：“正月里来什么花开？正月里来梨花开。梨花开来象什么？梨花开来白似雪。” 但是，不管是朴素的叙述，还是以盘歌来对唱，《十二月花》从表达的内容上看，以花为主诉的对象，总给人以美好的遐想，充满着浪漫情怀。况且十二个月里，有十二种花(十一月句中有的地方写作“无花”)适于季节(有的相差一两个月)而开放，菜花、杏花、桃花、李花、桅子花、芒草花、簕花(刺花、金樱花)、菱角花、桂花、茶花、梅花、雪花等等，尽情地开放，舒畅地飞扬，漫天飘洒，满园传香，这无疑是一种自由、爽朗、充满人性关怀的理想浪漫境界，是对南方乡村自然舒展的生活情调的向往，也是南方民歌中常见的歌唱风格与主题意义。 又如赣南客家山歌，最具地方风格的是“兴国山歌”，它有固定的“过山溜”，开头有固定的歌头格式“哎呀嘞……哎”，音调往往既高且长，回荡山谷，意在蕴酿感情，又吸引人注意。这种歌头格式的唱法又与歌词表达方式的情感相一致，有高亢，有悲抑，有短促亦有绵长，适于不同风格而变化多样。兴国客家山歌中间是字多腔少的数板性音调，歌唱将要结束时也有一个固定的句式：“心肝格”或‘心肝哥(妹)”(苏区时期改为“同志哥”)。如： “哎呀嘞哎! 打只山歌过横排， 横排路上石崖崖； 行了几多石子路， 心肝格， 着烂几多禾草鞋。” 这种悠长的音调往往体现出南方民歌的独特风格韵味。 三、客家山歌独特风格的成因 客家人南迁途中，历经江浙的吴越文化板块、江汉的湘楚文化板块，尔后到达赣闽粤山区，与当地土畲瑶土著杂居，这样使得客家人所携带的中原文化因子在长期的生存抗争中，与南方文化相碰撞、渗透，并逐渐形成其特色。表现在山歌里，也可以找到语调、音调、句式、风格特征等方面与骚体、吴歌、畲族情歌相类似的痕迹。如： 半山腰上种条松，松树下面种芙蓉， 芙蓉底下种生葛，生死缠紧嫩娇容。 这首歌以藤树来比喻生死爱情，含蓄而委婉。在表现手法上，这种首尾相连的语调更显得悠扬缠绵，这与畲瑶情歌是很相近的，而且山歌中运用了富有特色的南方景物作为歌吟的载体，极富泥土气息，其贴切、细腻的情绪使人细思之后便能心悟其恰切与允当，鲜明地映现出诚挚相爱的恋人形象。 在谈到客家山歌风格特征时，清代诗人屈大均曾认为它“辞虽细碎，亦绝多妍丽之句，大抵粤音柔而直，颇近吴越……歌则清婉浏亮，纡徐有情，听者亦多感动。”(屈大均《广东新语》)同时还认为客家“风俗好歌，儿女子天机所触，虽未尝目接诗书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韵……以楚语译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则绝类离骚也。粤固楚之南裔，岂屈宋流风，多洽于妇人女子矣？”(屈大均《广东新语》)屈大均的论述是允当的。 结合客家山歌的实际情况来看，客家山歌常用的句式是七言四句二十八字式，其押韵方式通常是一、二、四句平声韵，这与唐诗律绝、竹枝词是一致的，然而客家山歌在起唱、结尾以及韵步之间几乎都可插入“哎呀哩”、“啊嗨”、“哎哩”等虚拟的语气衬字衬词，虽然不表明确切的意义，但使其音调更为悠远、清新，以致绵延数里都能听到其婉转自如的腔调。 这是不是与《离骚》、与吴音的影响有关？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北宋诗人苏东坡被贬湖北黄州时曾撰文记载其地有“鸡歌”，认为：“光黄人，二三月，群聚讴歌，不中音律，宛转如鸡鸣耳。……今土人谓之山歌云。”(苏东坡《仇池笔记·鸡歌》)罗香林据此还惊喜地发现“鸡歌”也叫“街歌”，其实也就是客家山歌。因为在客家话中“鸡”“街”同音，而且在梅县地区无论是传唱在城镇还是乡村的山歌都叫“唱街歌”或“唱鸡歌”，也称“唱歌子”。(苏东坡《仇池笔记·鸡歌》)而历史上的光州、黄州，正是现今江淮之间属于河南、湖北的自然区域，这是古之汝南、汉楚之地，也就是“诗骚”所覆盖的地方。据罗香林考据客家迁徙史材料可知，这块地方正是西晋末到隋唐期间客家人第一次迁移所到达之地。因此客家人无论是从“光州”之地迁移，还是迁移到“光黄”之地，都不能不受“群聚讴歌”习俗的影响，所以客家山歌的风格与《诗经》、《离骚》是有关系的。至于苏轼认为此地“鸡歌”“不中音律”，这与他作为四川人不一定懂彼地方言恐大有关系，这有待进一步论析。 其次，客家山歌风格的形成与南方民歌也是有大有牵连的。 明代末期，南方民歌盛行，并已基本定型。明代作家冯梦龙编集了第一部山歌集子《童痴二弄》(又名《山歌》)，其中大部分是吴音情歌。其基本句式为七言四句，大部分还是加衬字衬词的。如： 弗见(子)情人心里酸，用心摸似一般般。 闭(子)眼(睛)望空亲个嘴，接连叫句俏心肝。(冯梦龙《山歌》卷一《摸拟》) 这些衬字有的有实际意义，有的则只起衬音作用，而且均可删去。这与客家山歌的情形是一样的。客家山歌以歌唱爱情为主，也有反映生产劳动的。曲调是五声音阶，演唱节奏婉转，悠声缠绵，优美动听。客家山歌多采用双关语、隐喻、借代等手法。客家山歌绝大部分是情歌，而且从句式和用词来看，也是七言四句，可加衬词，如黄遵宪评论客家山歌所作的七绝所说的：“一声声道《妹相思》，夜月哀猿和《竹枝》；欢是团圆悲是别，总应肠断‘妃呼豨’。”(黄遵宪《山歌题记》)这很形象地概括了客家山歌的特点：多为情歌，哀怨多情，颇近《竹枝词》式调，加语气衬词。“山歌的韵律是从语言演化而来的，同是客家人，在不同地域生活的客家话很多语言韵律和风格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客家话和韵律发出的韵腔和衬词、衬字就不同。”[1]这都使客家山歌溶入江南民歌的风格体系，使客家山歌与早已在南方流行的吴歌颇有曲尽其妙之处。然而在语言环境上还是存在差异的。客家山歌大多在山区传唱，在选词用调上可以说是“务实”的，要求句意精炼、实在，曲调高亢悠扬；而吴歌则是浅唱低吟的，伲侬之音的成分浓些，虽然腔调悠扬悦耳，但却更多地表现为软语悱恻。20世纪20年代朱自清在谈到歌谣的风格时说到：“北京歌谣的风格是爽快简炼，念起来脆生生的；客家歌谣的风格是缠绵曲折，念起来袅袅有余情——这自然只是大体的区分。其他各处的，则未免松懈或平庸，无甚特色；就是吴歌，佳处也怕在声音而不在文字。”(朱自清《粤东之风·序》)撇开其他民歌不管，朱先生对北京歌谣、客家山歌和吴歌的看法是允当的，从这里也可看出客家山歌区别于其他歌谣的又一风格特征。 第三，客家山歌具有多样化的风格特征，这是与它所受的文学、语言、环境以及客家人的心理格局、情感表达方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有密切关系的。客家人大体定居下来后，主要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客家山歌更多地体现出南方人的柔情和乡村乡土气息，客家山歌也逐步完成多样化风格的复合、统一。这道理，其实也不难理解的。郭沫若谈到《离骚》时，曾推论到其作者，说：“屈原是产在巫峡邻近的人，他的气魄的宏伟，端直而又委婉，他的文辞的雄浑、奇特而又清新，恐怕也是受了山水的影响。”[2]“文如其人”，而人离不开一定的历史和生存的环境，这道理是不难理喻的。如当年中央苏区广泛流传着丰富多彩的革命山歌，在宣传革命道理，推动革命工作和鼓动群众、打击敌人上，发挥了极大的、特有的作用。革命山歌不但在老区客家人中广为传唱，连红军的布告也有用山歌形式写的。当年的中共闽西特委宣传部长邓子恢，被称为“山歌部长”，教育部的阮山亲自收集、编唱了很多革命山歌。如： 黑暗世道血泪多，唱的全是苦情歌。 红旗指路心里明，人人爱唱革命歌。 红色山歌千千万，长岭青松排对排， 汀江两岸搭歌台，红色山歌千千万， 句句都从心中来。 (《人人爱唱革命歌》) 月光有圆家难圆，穷人日子真可怜。 半筒碎米煮青菜，饿得一家泪涟涟。 (《穷人日子真可怜》) 地主剥削苦难当，害得崖兜真凄凉， 耕田之人无田地，年年辛苦食粥汤。 (《地主剥削苦难当》。崖兜，方言，指我们。) 客家山歌的确是区别于其他山歌的，它有着历史的和地域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客家山歌的创作风格也要多样化，发展客家话、普通话合唱曲方面也很直得探索，应保留原腔的优美特点，通过合唱曲的演唱，传播客家文化。 参考文献： [1] 何穗生.浅谈客家山歌的科学演唱[J].广东艺术， 2006(1). [2] 郭沫若.沫若文集(卷十二)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44-34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