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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闽西是中国客家人的聚集区，20世纪30年代客家山歌在这个地区极为盛行，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起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仅就30年代客家山歌的繁荣及其原因与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给客家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赋于客家山歌新的内容，使之焕发出革命的风采，客家山歌的创作，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30年代创作的客家山歌数量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客家人创作了成千上万首客家山歌。尽管因年代久远，大多已湮没，加上客家山歌是一种在客家人中传唱的口头文学，由于受战争环境的影响，大多未能付梓，其具体数字，已难于考究，但从现今能够查阅的一些客家山歌资料中，仍可略见一斑。30年代客家地区创办的一些报刊杂志，登载了大量的客家山歌，如《红星》报，专门辟有“山歌”等歌曲专栏。30年代出版的各种诗歌集、歌曲集、课本和手抄歌谣本以及有关的历史文物，也收录了大量的客家山歌，如《革命歌谣选集》、《革命歌集》、《革命歌曲选集》、《革命歌曲第一集》。当时各地成立的蓝衫团、戏团、剧团等众多的文艺团体也编演了大量通俗易懂的客家山歌，在客家地区广为传唱。至于客家人根据革命宣传的需要，临时自编自唱而没有付印的客家山歌，更是不计其数了。30年代创作的客家山歌，诚如客家山歌所唱：“山歌好比山泉水，源源不断汇成河。”它非常形象地唱出了30年代客家山歌创作数量之多的那种繁荣景象。 30年代的客家山歌内容十分丰富。革命战争赋于客家山歌新的革命内容。革命前，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给客家人带来极度的悲痛和疾苦，旧山歌诉说的主要是客家人的苦难与不幸，诅咒世道的不公平，抒发心中对土豪劣绅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的愤慈，虽然也有反映客家人向往自由生活，挣脱封建压迫锁链的山歌，但这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如何得到自由？却感到茫然。革命后，客家人翻身得解放，他们满腔热情地用山歌歌颂共产党、歌颂革命、歌颂领袖、歌颂红军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如闽西客家山歌：“放开喉咙唱山歌，唱的都是翻身歌；打了土豪分田地，感谢朱毛思情多”。尤其是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山歌，内容极为丰富。从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下游击赣南闽西，到红军取得历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都有山歌的记载，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多采，语言生动形象，成为革命历史活的见证，30年代的客家山歌，尤如一部浩瀚的革命史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客家地区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多姿多彩生活的实录。 30年代的客家山歌流传地域广。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客家山歌盛行于整个客家地区，从硝烟弥漫的反“围剿”战场到宁静的乡村田野，从边沿山区到农村小镇，到处都能听见清脆婉转、生气勃勃的山歌声，使整个客家地区沉浸在紧张、兴奋、欢乐的气氛中。赣南客家山歌以兴国山歌最为著名，兴国山歌清新甘酣，激情动人，不仅响遍了兴国县的每个角落，而且还从赣南传到闽西，响遍了整个客家地区。1931年11月，毛泽东去兴国县长冈乡调查时，只听见“山里山外，笑呀，打山歌呀，闹成一片。”[1]闽西也不例外，宣传革命的客家山歌，“好似一簇簇野火，燃遍了闽西的乡村和山谷。”[2]客家山歌以璀璨夺目的鲜花，开放在广阔的红土地上，似傲雪怒放的腊梅，留下了经久不灭的清香。 客家山歌不仅盛行于整个客家地区，还传遍全国。1953年，30年代兴国著名的“山歌大王”曾子贞应邀参加了全国民间文艺会演，在北京怀仁堂纵情歌唱，在座的曾经在客家地区战斗过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听见这亲切的客家山歌声，忆昔日峥嵘岁月，眼含泪花，激动不已。而《送郎当红军》等客家山歌，不仅在赣南闽西的大地上传唱，也传遍全国，直到今天仍然家喻户晓。 30年代还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客家山歌手。革命战争培植了无数出色的客家山歌手，有的是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以及革命的先驱者，有的是跃马横戈驰骋沙场的红军战士，有的是翻身得解放的农民和冲破封建旧礼教束缚的妇女，也有儿童团员。在赣南，仅享有“红色山歌之乡”的兴国，著名的山歌手就有谢昌宝、曾子贞、万香、谢桂兰、秋香等人。曾子贞曾被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誉为“山歌大王。”闽西的山歌手也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歌手仅永定县就有阮山、范乐春和“红色小歌仙”张锦辉等人。阮山创作了大量的革命山歌，被誉为“把革命战鼓擂得最响的人，时代号角吹得最嘹亮的人，是永远不知疲倦的歌手。”[3]这些著名山歌手，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客家山歌，而且将客家山歌带到客家地区的每一地方，使之成为教育群众的重要宣传手段，成为打击敌人，瓦解敌军的有力武器。 30年代赣南闽西的客家山歌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流传地域广，还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山歌手，它历史而真实地展现出一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扩红支前，反“围剿”战争和生产运动的宏伟画卷。 二 30年代赣南闽西客家山歌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客家人素有爱唱山歌的传统有关，也与革命战争的影响分不开。现就其主要原因，略说如下。 客家人爱唱山歌的传统渊源流长。山歌，即山野之歌，越是山高林密的地方，山歌越是风行。赣南闽西客家地区山峦起伏，迤逦连绵，素有“山歌之乡”的称誉，客家山歌流传已有1000多年了。如兴国客家山歌就流传了1300多年，据《潋水志林》记载，相传它源于古代木客(即伐木工人)的山歌。古代客家地区苍山如海，森林茂密，有得天独厚的对唱山歌的良好条件。伐木工人一边挥斧拉锯，一边引吭高歌，一时伐木歌起，山鸣谷应，引起砍柴的樵夫，放排的工人，过往的客商感情上的共鸣此唱彼和，互问对答，在深邃幽谷，密树丛林之中，悠扬婉转，悦耳动听。客家人以唱山歌的形式表达感情，祖传师承，代代相传，蔚然成风。 30年代的客家山歌就是在旧山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旧山歌又多以情歌为主，故有“无歌不传情，无情不成歌”之说。因此，30年代的客家山歌许多是从旧山歌中的情歌发展而来的。如一首表示坚贞爱情的旧山歌：“打铁唔(客家话，不。)怕火星烧，连妹唔怕杀人刀，斩了头来还有颈，斩了颈来还有腰，就是全身都斩碎，还有魂魄同妹聊。”客家人将这首古老的情歌略作修改，变成了一首革命的新山歌：“打铁唔怕火星烧，造反唔怕杀人刀，斩了头来还有颈，斩了颈来还有腰，就是全身都斩碎，变鬼还要把仇报。”在这首新的山歌里，“连妹”(比喻为爱情)改成了“造反”，最后一句改为：“变鬼还要把仇报。”改动虽然不大，但山歌的主题思想却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鼓动人们不畏强暴，起来革命的号角，表现了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对旧山歌的改造，仅仅是30年代客家山歌的一个方面，而更多的则是利用旧山歌的曲调和形式，创作了大量的新山歌。因此，30年代的客家山歌虽然在歌词内容上有新的发展，但在风格上，却完整地保留了其固有的特色。 30年代客家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也是客家山歌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客家人跟着共产党，起来闹革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昔曰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豪绅威风扫地，封建制度被铲除，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武装——靖卫团被缴械，神权、族权、夫权等封建迷信思想和宗法统治也被一一摧毁。长期遭受奴役剥削的客家人，如今当家作主人，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共同幸福的新生活。客家人通过山歌以真挚深厚的感情，热情奔放的语言，歌唱中国共产党，歌唱红军，歌唱革命和革命战争，歌唱新生活。解放了的客家人扬眉吐气，引吭高歌，创作了成千上万首新山歌，形成如当时客家山歌所唱：“这山唱来那山应，一人唱起万人和”的动人场面。 30年代客家山歌的繁荣，还因为有领导干部的重视与提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重视客家山歌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山歌手利用山歌这种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革命道理。第三次“围剿”的莲塘战役打响以后，“山歌大王”曾子贞在前沿阵地高唱山歌为红军指战员杀敌助威。毛泽东在指挥所里听见这高亢而清脆的山歌声后，连声称赞，并嘱咐陈毅“要兴国山歌队到各个前沿阵地去唱，到各个地方去唱。”[4]曾子贞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带着兴国山歌队从前沿唱到后方，从赣南唱到闽西，唱遍了整个客家地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领导干部还亲自参与了客家山歌的编撰和演唱。1931年秋，任弼时应少共兴国县委的邀请，出席了兴国第一届团代会。任弼时在会间听了代表们的山歌比赛和山歌在鼓动青年人参军参战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后，兴趣盎然，跃跃欲试。任弼时拜兴国女山歌手为师，学唱扩红山歌。由于任弼时专心致志地学习，进步很快，不到两天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中操着客家口音唱道：“哎呀嘞——！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勇敢冲锋杀敌去。同志格！家中事情妹担承。啊嗬喂——！”任弼时用地道的客家话，“哎呀——！”起兴开端，“啊嗬喂——”刹板收尾，山味十足，风韵别致，引得满堂哗然，掌声雷动。邓子恢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时，也编唱客家山歌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他曾风趣地说：“我这个宣传部长，实际上是山歌部长。”30年代涌现出的著名山歌手，大都是革命干部，如阮山、谢昌宝、范乐春、曾子贞、万香、谢桂兰、秋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干部的倡导与亲自编撰，促进了客家山歌的进一步繁荣。 由于客家人有爱唱山歌的传统，加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客家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以及革命领导干部的重视和提倡，30年代的客家山歌犹如冰河解冻，春汛澎湃，滔滔不绝，其流传之广，创作之多，实属史无前例。 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客家山歌被赋于革命内客，既是教育群众，激发士气的重要宣传手段，又是打击敌人，瓦解敌军的投枪和匕首，它在动员人民参军参战，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巩固政权等方面，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客家山歌犹如摧阵的战鼓，激励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参军参战，在历次扩红运动中，取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山歌成为扩红运动中普遍风行的宣传手段，不仅剧社的演员唱，扩红宣传队员唱，而且儿童团员和妇女也唱。山歌紧紧围绕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动之于情，晓之于理，明之于义，既有鼓励表扬，也有规劝和批评，其鼓动性极大，效果也极为显著。尤其是在1933年“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运动中，山歌的鼓动作用显得尤为突出。以“劝郎当红军”为主题的扩红山歌，响遍赣南闽西的每一个角落。“山歌唱到哪一家，哪家的青年后生仔就自动自觉地报名，山歌唱到哪个村，哪个村的扩红运动就象点燃了的爆竹引子‘索索’叫”[5]至于年轻的妻子唱山歌动员新婚丈夫参加红军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在扩红山歌队的宣传鼓动下，许多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出现了母送子、妹送哥、妻送夫、兄弟、父子争相参军的动人场面。当年，许多青壮年就是在清脆悠扬的山歌声中，告别了父老乡亲，离开了妻子儿女，踏上了漫漫的革命征途。 客家山歌还是激发革命精神的一支响亮的号角。无论是在历次反“围剿”的战场上，还是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或是在长征路上，只要一唱起高亢而富有激情的客家山歌，就能激励人们不畏艰难险阻，勇敢拼搏，冲锋陷阵。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不论是在杳无人迹的深山里，还是在昏暗潮湿的森林中，不论是遇到狂风暴雨的袭击，还是遭受饥寒交迫的冻馁，游击队员常常轻声地唱起客家山歌，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山歌伴随着红军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在漫漫长征路上，客家山歌激励红军战士克服重重困难，勇往直前。1935年6月，红军长征过雪山——夹金山时，狂风怒吼，凛冽刺骨，举步维艰，随时都有被卷入雪窝的危险，战士们情绪低落。周恩来鼓励从兴国来的警卫员魏国禄给大家唱兴国山歌。魏国禄立即现编现唱了一首雄壮的客家山歌：“哎呀嘞——！大雾围山山重山，红军队伍过雪山，千难万险都不伯，同志格！红军面前没困难。”魏国禄唱完后，战士们欢呼雀跃，纷纷要求再来一个，气氛十分热烈。不久，山歌声又响起来了。战士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寒冷，一个劲地朝雪山顶峰冲去。山歌鼓舞红军战士跨过了二万五千里征途。许多干部、战士和群众，既使在敌人的监狱里，刑场上，仍引吭高歌，坚贞不屈，英勇就义。1930年5月，“红色小歌仙”张锦辉不幸被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大义凛然，牺牲时年年仅15岁。就义前还临危不惧，高唱客家山歌——《就义歌》。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唱着激昂慷慨的客家山歌，洒尽了最后一滴热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客家山歌也是刺向敌人胸膛里一把利刃，成为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客家山歌在瓦解敌军士气，策动敌人拖枪过来当红军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在敌军官兵中，只要一谈起“火线喊话”、“阵地宣传”，无不畏怯客家山歌的威力，敌军营中流传这样一首客家山歌：“一怕红军刀枪镇，二怕兴国山歌声，刀枪镇来头落地，山歌声来勾掉魂。”许多敌军官兵，在情真意切，声声入理的客家山歌声的强大政治攻势下，纷纷弃暗投明，拖枪过来当红军。1931年敌人占领了兴国县，一天，敌军劳排长率一个班的士兵过潋江河到对岸去抢粮食。恰好碰见长冈乡女赤卫连组成的山歌队在山上唱以“拖枪过来当红军”为主题的客家山歌。他们听着一首接一首的客家山歌，个个动了感情，流下了眼泪，想起自己也是穷苦出身，思念起家中老小，不愿再为军阀卖命，劳排长遂带领一个班的士兵，缴枪投诚，投奔红军。客家山歌是瓦解敌军，动摇其军心的特殊武器。 30年代的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学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客家山歌是客家人创作的一种口头文学，它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客家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了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30年代的客家山歌大多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有些属于浪漫主义，它具有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讽刺深刻、风格多样、形式灵活、语言朴素、手法繁多等艺术特色。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灿的明珠，在客家文学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30年代的客家山歌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天，客家山歌的革命精神又激励广大客家人为改变客家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促进客家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注释： [1][5]《革命斗争回忆录》(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200页 [2]邓子恢、张鼎丞，《闽西暴动与红12军》 [3]《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4]《兴国山歌选》，1986年第16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