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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地区的粤东、闽西、赣南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革命摇篮。红色歌谣是广大群众适应革命的需要创造出来的革命歌谣，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和鼓励的结果。具有明显的教育功能。它直接鼓舞了客家男女青年参军参战，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一、苏区革命斗争的红色歌谣宣传运动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央苏区进行革命斗争的岁月，中国共产党重视民间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规定要运用歌谣等形式编写教材，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许多革命领导人，都曾编写民歌或运用传统民歌曲调填上新词，宣传革命道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广大群众经常处在紧张、热情、亢奋当中，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客家妇女的生活尤其发生了巨大的转机。客家妇女或亲自上战场，或在后方搞大生产，节衣缩食支援前方；她们移风易俗，在婚姻自主、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她们创造和编演革命文艺，也尽情享受革命文艺的熏陶。在物质上、精神上。在家庭和社会领域，生活都日新月异。她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为革命为社会的付出是巨大的，但她们的内心世界是空前的充实，因为他（她）们在憧憬着自己的希望和革命的前景。 客家文化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得到最广泛实践和发展的莫过于客家山歌。客家山歌是中国民歌中最华彩的乐章之一。它是客家劳动人民祖祖辈辈在长期的劳动中集体创作的民间歌谣，是民间艺术的结晶。它继承了《诗经》古风的传统风格，受到唐诗律绝和竹枝词的重大影响，同时又吸取了南方各地民歌的优秀成分，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客家人的生产、生活、爱情和命运。千百年来，广为流传，久唱不衰。当时代进入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客家山歌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它既为革命文化提供了源泉和基础，又被时代所同化，主题得到极大升华，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苏区文化活动的中坚，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革命的大众文化新阶段。“一首山歌一团火，唱得满山烈火烧”，“一首山歌三个师”就是那个历史的真实形象写照。 传统的客家山歌较多地反映了客家人民生活的艰辛和无奈。它以此来宣泄心中的积愤，淡忘生活的寂寞，抒发对往事的追怀和对未来的憧憬，特别是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因而带有哀怨悲情，灰色低调。诸如：“时间最苦穷人家，黄连树上结苦瓜。黄连树下埋猪胆，从头苦到脚底下”[1]。在土地革命战争火热时代的影响和洗礼下，客家山歌面貌一新，脱胎换骨，转变为革命山歌，热烈奔放。有意义的是，反应在客家情歌中长期背负着沉重精神枷锁的客家妇女转而成为反抗封建礼教的抗争精神的主角。客家山歌顺应历史潮流，转化为一种热心干革命的行动。例如，赣、闽、粤客家地区有一首表达永恒坚贞爱情的山歌传唱了一年又一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打铁唔怕火星烧，连妹唔怕杀人刀，斩了头来还有颈，斩了颈来还有腰，就是全身都斩碎，还有鬼魂同妹聊。”[2]只有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首山歌才进行了创新，使之主题发生了质的飞跃，把它改变为“打铁唔怕火星烧，造反唔怕杀人刀，斩了头来还有颈，斩了颈来还有腰，就是全身都斩碎，变鬼还要把仇报。” 在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实践中，涌现出众多的优秀山歌手，如兴国的青年妇女曾子贞、谢水连等人被当年军民誉为“山歌大王”。闽西的张鼎癇、阮山、范乐春、卢肇西、刘永生、张锦辉等人都是著名的山歌手。阮山对客家山歌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把战鼓擂得最响的人，时代号角吹得最嘹亮的人，是永不知疲倦的人”。[3]她（他）们一方面接受传统客家山歌的营养成分，另一方面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实践与生活中寻找创作源泉，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革命山歌，例如《送郎当红军》等山歌佳作。客家山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得到了升华和发展，成为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为革命服务的大众艺术，使他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从而达到了客家山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辉煌顶点。客家山歌成为革命的吹鼓手，它引领着客家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央苏区时期，为配合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编唱红色山歌，成为扬眉吐气的苏区群众新生活的一项内容，成为苏区干部革命工作的一个部分。如脍炙人口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这一时期创作的，它唱道：“哎呀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同志哥，夜走山路打灯笼。”[4]兴国山歌，在动员人民参军参战，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等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 苏区歌谣创作是群众性的革命文学运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领导人积极参与了歌谣的创作。如苏区文化部门的总领导瞿秋白就利用民间文艺的形式创作了许多新内容的歌谣，如《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东洋人出兵》、《苏维埃新山歌等》；闽西苏区的重要领导人邓子恢、阮山等人也利用闽西山歌编唱了大量的新山歌，像《农工歌》、《救穷歌》、《土豪恶》、《革命道路要认清》、《扩大红军》、《什么叫做“红五月”》、《蒋介石输送队》、《工农银行周年纪念歌》等。担任过中共闽西特委宣传部长的邓子恢，还因为创作过不少歌谣而被群众称为“山歌部长”。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红色歌谣运动主要是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从内容上讲主要是宣传革命道理、歌颂苏区新生活、记录苏区重大历史事件等。从创作主题上看，它是一场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群众性歌谣运动。” 二、红色歌谣与客家妇女的革命斗争生活 关于苏区客家山歌反映的国家权力、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三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客家山歌对苏区文化建设发挥的作用，谢重光指出：闽西客家山歌作为一种民间的文化形态，在战时承载着严肃而重大的政治宣传使命，有效地抑制了知识分子的某些自由主义思想，为促进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三者之间的感情交流与沟通，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传媒作用。战争中闽西山歌同革命主题相契合，焕发出艺术活力。闽西山歌文化形态转化成一种苏区文学建设性因素，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创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苏区，人民分到了田地，当家作主了，阶级关系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上述这些山歌，及时地反映苏区社会生活的变化，特别是人们生活观念、生产观念的更新，反映了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群众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昂扬奋发的革命热情。革命山歌之于苏区人民的密切关系，是因为人民群众既是山歌创作和演唱的主体，同时也是山歌演出的受众、接受宣传的对象。在主体和受众当中，妇女都是最重要最活跃的成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则有关报道：在瑞金，有一次列宁师范宣传队到洋溪开展宣传，到会的“只有五个人，宣传队郭人凤女同志，就很活泼的唱起山歌来了。郭人凤、肖生奇等几个宣传员，看见人到了很多，就进行宣传”。《红色中华》以“两只山歌煽动全屋”为题，报道了这次宣传效果。山歌手“哎呀嘞”，原名陈秀亭，江西兴国人，嗓音嘹亮，一出台就是一声拉长的尾声“哎呀嘞”，非常动听。行军中，她常常带头唱起兴国山歌，引得大家即兴接唱，一个接一个，一支接一支，互相鼓励，解除疲劳。 当敌人不断向苏区发动进攻，中央苏区面临巨大的困境的时候，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客家人民响应工农民主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扩大红军运动，动员青年和自己的亲人，踊跃参加红军，例如客家兴国的情歌《十劝郎》，很快成为《十劝我郎当红军》的革命山歌了。青壮年踊跃报名当红军，涌现出许多母送子、妹送哥、妻送夫的动人场面。当年长冈乡著名的女犁耙手李玉英送丈夫当红军，临别时她唱到：“哎呀嘞—潋江流水长又长，嘱郎安心上前方；勇敢冲锋多杀敌，心肝哥，家事你莫挂心肠。”[5] 在红军长征出发时，有一对未婚夫妻，临别前夕，未婚夫来告别。他（她）们采用山歌对唱方式，互相鼓励，坚定信念，表示矢志不渝，一直唱到鸡蹄三遍。女唱：“老妹做鞋到深夜，鞋绳抽得响沙沙，明朝出发来告别，要哇几多心里话”最后，女唱：“鸡啼三遍月影斜（音：霞），千言万语一句话，妹送阿哥上前线，等你转来再成家。”这样的革命山歌，声情并茂，句句动人，深为山区人民所喜爱，所以流传至今。 客家山歌本来就是以妇女为主角的，苏区的革命山歌当然还是离不开妇女，无论是创作、演出、和听众，都是妇女最积极，参与热情最高。宣传队郭人凤，山歌手“哎呀嘞”即陈秀亭，都是客家妇女，她们的创作常常是即兴的，她们的演唱总是切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而她们自编自唱的革命山歌总是与当前的实际生活和革命任务息息相关。上杭县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例如：苏区妇女响应党的“扩大百万铁的红军”号召，将原来送丈夫外出赚钱，妻子在其临行前规劝的情歌《十劝郎》，即兴改为送郎参军的《十里长亭送亲人》：灰色军装族族新，八角帽上闪红星；十里长亭唱山歌，阿妹送郎当红军。哥当红军放宽心，妹在后方理家庭，家中老少妹照顾，犁耙辘轴赛赢人！ 上杭县才溪乡村妇女王秋连是党的“十大”代表，在欢送新婚才三天的丈夫上前线时，激动地唱出：红旗插出日日新，晤送亲郎当红军。只要革命得胜利，无儿过世也关心。 苏区文艺活动的另一重要形式是革命戏剧。革命戏剧要求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创作与演出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充分考虑听众对象是客家群众，所以努力吸收客家文化的养分，从客家妇女中挑选能歌善舞的妇女进行演唱，在形式和内容上尽量贴近客家人的实际生活和欣赏习惯。中央工农剧社组织的剧团命名为“蓝衫团”，剧校名为“蓝衫团”学校，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作出的可贵创举。 我们知道，旧时的客家人的服饰尚蓝，衣裤的颜色多选用蓝、黑色，所以“蓝”就成为客家文化的象征，特别是客家文艺的象征。至今台湾南部六堆地区的客家民间文艺团体，还常以“蓝衫”为名。著名的高雄美浓客家镇的博物馆，也以蓝色为基本色调。中央苏区时期李伯钊创办的戏剧团体蓝衫团，以及戏剧学校蓝衫团，一定是考虑到客家人尚蓝的文化特征而有意为之的，说明这些知识分子对客家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她们编演的剧目，除了一部分直接为政治服务外，也有不少具有移风易俗的目的和功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苏区红色歌谣与客家山歌的改编 苏区歌谣运动中，通常是选择某些传统的客家山歌变换歌词，保留原有的曲调、节奏和旋律，转换成革命山歌。例如一首表现一部分山区客家妇女剽悍、敢做敢为，大胆与专制婚姻抗争的客家山歌：“唔怕死来唔怕生，唔怕血水流脚胀，唔怕头颅跌落地，连人有命还要行！”简单变一下歌词后，成为如下的革命山歌：“不怕死来不贪生，不怕敌人采后跟；采掉脚跟有脚趾，为了革命还要行。”[6]还有一首名叫《杀头好比风吹帽》的传统的客家山歌，表现客家妹子把爱情的追求看作对生命本质的追求，歌词是：“生要恋来死要恋，唔怕官司打到衙门前；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牢好比逛花园”。稍微变换歌词，就成了下面的革命山歌：“为了革命出头天，个人生死放一边；砍头好比风吹帽，坐牢好比逛花园”[7]。另一首客家妇女大胆表露婚外情的山歌《郎拖斧头妹拖刀》：“有本打铁唔怕铁屎烧，有本恋郎唔怕丈夫瞄；总要两人情事好，郎拖斧头妹拖刀！”动了较大的手术以后也转化成一首革命山歌：“有胆革命有胆当，不怕颈上架刀枪；杀去头颅还有颈，挖下心肝还有肠”[8]。 传统的客家山歌所以能很方便地改造为革命山歌，首先那部分追求自主婚姻、自由爱情而不惜用生命高歌的客家爱情山歌所具有的叛逆性格，与革命歌谣所要表达的革命内容在情感和精神上是相通的；其次客家山歌的语言、节奏等内在结构恰好就是表达身处逆境的人拼搏抗争的最佳形式。因此，不但是革命知识分子善于把客家山歌改造为革命歌谣，就是一般的客家群众，稍经示范后，也可以很轻易地用自己本来熟悉的曲调填进新的革命内容。而且，一种传统客家山歌可以经由歌词的转换衍生成多首革命山歌。如：利用传统的“十劝”改编的新山歌有《十劝郎》、《十劝亲郎革命歌》、《十送夫当红军》、《十劝夫当红军》、《红军十劝妻》、《十劝工农歌》、《十骂反革命》等。采用“十二月”歌的形式创作出《十二月农民苦》、《十二月妇女苦》、《十二月同志歌》、《十二月革命歌》等。闽西山歌中许多男女互问互答、私定终身的情歌，转换成抒发苏区革命情感的新情歌，如《男女唱和革命歌》《同志哥和同志嫂》等。改编后的革命歌谣表达出人民群众的觉悟和革命意愿，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由于闽西山歌自身的叙述模式与内在的隐性结构，容易被改造成反映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急就章似的东西。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山歌文艺的内容与形式同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通俗、轻松、自由的形式不过是反映民间对自由的强烈向往，过去它虽然具有反抗意识，但一般并不以自身的显现形式独立地表现出来，而只是以爱情作为代替物。在苏区时期，闽西歌谣则是在与时代思潮的汇合中，成为依托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显现形式，直接表达民间真情。人民群众通过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在斗争中获得自身的解放。 当然，苏区人民原创的革命山歌也很多，不过所谓原创，只是不刻意套用或模仿原有的山歌词曲，至于其节奏、旋律、风格等方面，仍脱不开传统客家山歌的影响。这样的革命山歌如闽西妇女的《割掉髻子闹革命》：“韭菜开花一管心，割掉髻子当红军，保护红军万万岁，割掉髻子也甘心”。又如赣南妇女的《苏区妇女学爬犁》：“对面桐子开白花，苏区妇女学犁耙；手扶犁耙翻翻转，积极劳动好当家”、“树上喜鹊叫喳喳，红军家属拉犁耙；自己动手样样有，支援红军打天下”。前者反映了苏区群众全心全意支援红军的革命立场和感情，后者反映了苏区妇女在大量的男劳力上了前线的形势下，发扬客家妇女勤劳能干的优良传统，确实撑起苏区半边天，掀起大生产热潮的精神风貌。 也有一些新创作的山歌是反映了苏区民众的婚姻爱情生活和新时尚新风俗。如《反对封建婚姻歌》：“封建社会真可恨，几多青年没讨亲，真是好伤身。革命世界幸福多，男女恋爱把婚合，自由好快乐。”又如《劝妹歌》：一劝我的妹劝娇莲，革命世界不比先。先前老妹受压迫，如今老妹出头天；二劝老妹劝娇莲，革命工作要领先。坚决打开平等路，幸福日子万万年。 这类山歌似乎沿袭了传统客家爱情山歌的旧主题，却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和感情。既充满了对旧婚姻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新婚姻的赞美与追求幸福喜悦的心情，反映了苏区实行婚姻自主，并在生产生活中提倡男女平等的新风尚。所以这类山歌的主调是热情讴歌，而不是象旧山歌那样充满愤懑和愁怨。 有一些反映新风尚的山歌，与婚姻爱情的主题无关，却是苏区新的社会生活的写照。如《剪发歌》：“一剪长发初来兴，希望妹子要响应。旧式礼教要打破，妹啊妹，剪成短发同革命”；又《你追我赶实在忙》：“（男）哥哥插秧妹送秧，你追我赶实在忙。又要回头看老妹，又要横行对直行。（女）心花开，我邀其他姐妹来。大家一起闹共产，不为官职不为财。哥啊哥，生死性命全抛开”。 参考文献 [1][2]赣南地区民歌编选小组编.赣南民歌集成[M].安远超美人民公社出版社,油印本,1959. [3][4]江西文艺编辑部.红色歌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罗勇，龚文端.客家故园[M].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6]邓荣坤.客家歌谣与俚语：客家人共下来打拼[M].台北：武陵出版公司，1999. [7].林维迪.月光光照地塘：广东风俗歌谣记趣[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公司，1990. [8]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红色歌谣[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