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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95集的新版电视剧《三国》尽管在最后几集的播出中遭遇了世界杯这一“不可抗力”的冲击，但仍然以高收视率和高关注度完成首轮播映的收官。当然，这样的关注度绝非仅仅因为这部剧作的创作水平，更多的是因为三国这一中国人所熟知的文化题材。因为熟知所以关注，因为关注所以争议，因为争议所以愈加关注。这是此类文化经典改编电视剧不可回避的一条路线，也是制片方、投资方愿意拼血本去制作此类电视剧的最初动因。 从单纯的投入产出比来说，选择一个众所熟知的故事素材风险似乎要小一些，然而对于三国这一题材来说，创作者却面临着“三座大山”的压力。一是历史，即陈寿《三国志》及其他史籍典故，“不忠于历史”历来是观众对历史题材电视剧指责最多的一条；二是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由于在三国文化的传播中，小说的影响力远远盖过了三国史实，因此“尊重原著，不许瞎编”也成为许多观众对电视剧改编的“严正声明”；三是旧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在那个中国电视剧“草创”的年代里，旧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以其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庞大的创作规模创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典，旧版“忠实”的态度也培养了忠实的观众，他们对旧版的怀旧情绪很容易转为对新版的苛求和挑剔。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看到了新《三国》在创作中的艰难，看到了新《三国》在呈现中所表现出的可喜的独特性，也看到了新《三国》在顾此失彼中留下的不少遗憾缺失。对于一个电视剧艺术作品来讲，这都是不足为奇的必经之路，然而在这部三国题材的电视剧作品落幕之际，比对它启幕之初的种种舆论，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作品之外，它还留给我们怎样的思考？ 三国，对于国人来说，其意义当然不只是一部电视剧，也不只是一部小说，甚至不只是一本史书，而是一种文化。文化的传承应当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用富有时代特征的价值观和表现方式去诠释它、叙述它，文化的传承才实现了其意义之所在。在元末明初，因为罗贯中参加反元斗争的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因为通俗小说的兴起，以“拥刘反曹”为思想基调的小说《三国演义》应时而生。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小说《三国演义》及其秉承的观念几乎成为三国文化的全部，曹操的“奸”、诸葛亮的“神”、周瑜的“狭”被说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相。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三国演义》之后没有更有影响力的三国题材艺术作品涌现，更表现在，一经有与《三国演义》及其秉承观念相悖的声音，则免不了以“篡改”的名义遭到呵斥。对小说《三国演义》的“愚忠”，不知什么时候成为了一种可怕的文化盲从。 因而，新版电视剧《三国》的意义就在于，跳出对《三国演义》的盲从，而从当代视角寻找对三国文化新的解读。相比较旧版电视剧《三国演义》而言，它不限于仅对小说在形式上进行影视化表现，而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价值观念等内核进行改造的尝试。它的尝试必然是有缺陷的，有问题的，它引来了争论，而且这种争论越多越好，争论越多，才越体现出拍这部电视剧的必要性。新版电视剧《三国》也并不是三国影视化的终结。目前已经有《三国·荆州》、《关云长》、《诸葛亮》等数部三国题材影视剧筹拍，主创者也大多以新视角、新解读为创作出发点。这种“跟风”也越多越好，只有三国题材的影视剧形成了量的规模，才有可能大浪淘沙，产生精品。 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在唐时为《莺莺传》，在金时为《西厢记诸宫调》，至元朝三变而成《西厢记》，遂为经典。莎翁经典《哈姆雷特》在西方被多次拍成影视剧，甚至被改编成动画片《狮子王》都大获成功，乃至引得中国导演东施效颦，这是文化动态传承所形成的影响力。而近十几年来，日本创作的大量三国题材电脑游戏已成为一种品牌价值，我们在对待三国文化上的主动性已经滞后。正如诸葛亮劝刘备取荆州的那番说词一样：“今若不取，早晚为他人所取，悔之晚矣。” 让三国文化与当代的观念和艺术形式碰撞结合，让三国文化与时俱进，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之中，首要的是人的观念，如果仍揣着抱残守缺的态度，便罔论其他。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0年06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