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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热播三国题材影视作品的过程中总能听到这样一些声音：“亵渎历史”、“亵渎经典”、“可恶”、“愤怒”。新《三国》开播以后，部分南阳观众更是怒不可遏，因为新《三国》把诸葛亮的躬耕之地明确地说成是襄阳而不是南阳。其实只要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影视艺术作品应该有加工原著、虚构历史的权力，心中便可以释然许多。 当然，文艺与历史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我们的前辈贤人也曾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柏拉图认为文艺只是谎言，不可能获得对历史的真实认识。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历史著作只是各种事件的实录，不可能建构这些事件的内在规律性，而文艺总是在探求一种合情合理的可能性，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文艺改造历史事实应该得到肯定。20世纪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则认为，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只可能是一个个历史文本，而绝对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再现的，因此所有的历史文本都具有虚构性；文艺作品则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因此文艺作品也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尽管他们对文艺与历史的关系看法不一，但他们莫不认为文艺具有虚构性。由此看来，我们对三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不必过于较真：既然历史著作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文艺作品自然应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 其实，所谓“对历史的篡改”并不始于三国影视剧的翻拍。与历史著作《三国志》相比，小说《三国演义》中张冠李戴、虚构历史的故事情节并不鲜见：史书中被称为“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的蒋干在小说中变成了一个弱智无能之辈；历史著作中周瑜、吕蒙虽然都英年早逝，但都是因病而逝，而在小说中一为诸葛亮气死，一为关羽魂魄报应而死；历史著作中华雄乃是孙坚率兵攻杀而非关羽之功劳；历史著作当中并没有记载诸葛亮草船借箭的谋略，倒是有孙权乘船观战、以船受箭的记载……由此观之，如果要仔细探究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历史谬误”定然也是俯拾皆是。 文艺作品有其自身的规则，首先它要“好看”，让接受者们有兴趣去看。试问如果文艺作品像历史著作一样仅仅罗列事件、考证事实，人们又何必去欣赏文艺作品？读读历史著作不就行了。正是因为《三国演义》有曲折传奇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三奇三绝”这样的人物形象，才让众多读者爱不释手。 但是，好的文艺作品并不仅仅止于“好看”。小说《三国演义》对历史素材不惜张冠李戴、添枝加叶难道仅仅是为了“好看”吗？自然不是，其改编历史的目的还在于要表达作者的价值取向。为了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作者不惜扭曲事实拔高、美化刘备集团，贬低曹操、孙权集团。尽管作者在小说中所表达的价值取向在今天看来非常狭隘、落后，但它毕竟敢于表达自己的价值理想，彰显了文学的理想情怀。虚构奇人奇事、表达价值取向、抒发理想情怀在这部著作中完美地统一起来，这也是它能够流传至今、被奉为经典的一个重要要原因。 相形之下，近年来热播的三国题材影视作品在追求“好看”方面较之于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表达价值取向、抒发理想情怀方面却显得明显不足。这也是当下很多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通病。在这些作品中，历史变成了一块便于书写传奇的自由地，价值取向的表达含混不清，更谈不上理想情怀的抒发。在这些影视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一种状况：旧的价值理想已经轰然倒塌，新的价值理想却无法确立，魏、蜀、吴三个权力集团的代表人物没有谁可以容纳新时代的人文理想。曾经是价值理想化身的刘备被还原为一代枭雄，他同样有着极其强烈的权力欲望，但他只有以仁义为旗号才可能获得权力，因此仁义在他那里不过是与其他枭雄争霸的一个筹码。曹操的历史地位虽然已经被充分肯定，虽然他有时也会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是百姓的恩主、人民利益的维护者，但他本质上还是善于玩弄权术并以此谋取私利的奸雄。孙权有时被戏说成一个缺乏自信心的失意之人，有时则被强化为阴险弄权的奸雄。这些处于权力中心的枭雄们与新时代的人文理想总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在一些既是“边缘人物”又是 “失败者”的人物身上，发掘人文理想的精神要素。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三国故事都是以英雄传奇为纲，那些失败的边缘人物很少进入接受者的视野。但是，恰恰是在这些悲剧性的人物身上，我最能感受到现代人文精神的光辉。比如益州刘璋，《三国志》中称此人“性宽柔，无威略”，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称此人“暗弱”，毛宗岗称此人“仁而不智”。以此推测，刘璋应该是一个比较忠厚的人。在刘备围困成都之时，尽管“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三国志》)，但是刘璋坚决不肯让军民再做无谓牺牲：“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三国志》)他宁愿自己投降也不愿百姓遭殃，这种担当意识中蕴含了现代的人文理想。当然，历史不可再现，刘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但从正史的记载以及小说对这个人物的表现来看，他的一些观念与现代人文理想是有相同之处的。三国题材的影视作品确实有虚构的权力：它可以出现“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痛苦”这样的“雷人”台词，也可以借他人之口说刘璋是一个沉湎于酒色的庸人。但遗憾的是，它们的大胆虚构大都仅止于此。一旦触及到理想精神的表现，这种大胆虚构的想象力便变得极为贫乏，有时甚至把原作当中仅存的一点点理想火花都扫荡一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 在很多情况下，把理想寄寓在历史上的成功者身上都是一种幻想。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愿意把理想寄托在成功者的身上而不情愿在失败者的身上追寻理想的踪迹。这确实需要我们转变思维观念：在一个理想式微的时代，我们只有把目光转向历史上的失败者才有可能从中召唤出一个新的精灵。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