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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北风那个吹》热播已经一年，作家高满堂先生的这一力作继其《闯关东》之后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以为这部作品是一次美学上的突破，给当代影视美学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考。但是热闹过后人们似乎并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学术及评论界也没有给予进一步的沉淀和总结，甚至高满堂先生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创作中所提供的新的思想文化信息，这是十分可惜的。本文拟就该剧作的解读给出新的论述。 从表面上看，《北风那个吹》是一部知青题材的电视剧，网上的争议似乎就是围绕知青生活的真实与否展开，作者高满堂也说这部剧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知青。但是，仔细品读一下作品的大关节，说它是“知青题材”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所谓的“知青生活”并没有处在戏剧叙事的前景位置，如果勉强说它是“知青生活”的话，也只能算是知青“逃离”农村的“生活”。而真正被置于作品的前景位置的核心人物牛鲜花，是不能算作“知青”的，她是作为农村干部和贫下中农的代表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而且这种“再教育”在“知青”回城之后至今没有停止。在表面的意义上，《北风那个吹》也有许多“伤痕文学”的元素，比如有关小说《红与黑》这个情节的设计，明显是受到刘心武小说《班主任》的启发。但是作者显然也不是关注那个时代“知青”们的精神伤痕，刘青们的精神病态似乎更多地带有我们时下的文化堕落的痕迹。由此看来，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所引发的喝彩与争论，都是奠基于误读之上，好象京剧《三岔口》里的对打，虽是花拳绣腿，终归不着边际。 要理解《北风那个吹》的题旨与深意，我们应当稍微注意一下作品在结构处理上的特点，这就是它把人们思维惯性所聚焦的东西已经推到了背景的位置：首先是“文革”被淡化，除了少数符号性的历史画面，它并没有刻意去渲染阶级斗争、大批判和毛泽东思想之类的政治活动；其次是“知青”被淡化，这些“知青”的最大特点是没有“知识”，他们并不比那些真正的农民高明多少，他们没有“改天换地”、“青春无悔”的生命激情，似乎更象一伙急于逃跑的精神囚徒；再次是“改革”也被淡化。新时期的改革虽然给这些返城的青年们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历史机遇，但是他们似乎还是过着一种“后知青”时代的生活，作品所要着力加以表现的，还是一些静止的超时代的人性深处的东西。这些方面的淡化，就构成了剧本总体的结构框架。可能作者本人也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深层心理变化，这就恰恰说明了文化变迁带来的话语转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样一个结构面前，我们从作品中得到的艺术经验就有了不同以往的全新理路。我以为《北风那个吹》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是在艺术情调上对唯美的追求。这是作品整体氛围中所体现的最大特色，舞曲《北风吹》伴随芭蕾的优美成为全剧的贯穿性线索，把作品连缀成了不同的乐章。用如此高贵的艺术形式为主人公的爱情与人生进行铺陈和渲染，就把平凡和苦难的人生做了真正的美学提升，使艺术从日常生活中跃升和超拔出来。这个贯穿动作也使剧情由一般的情节叙事进入到了一种抒情性的境界，从而完成了一次对于观众生命激情的呼唤与调动。对于审美品位的追求，在人物性格与情节处理上也有很好的体现，特别是对于苦情戏的幽默化处理，把一些本来很难堪和丑陋的生活场景进行了艺术的调侃，而“艺术艺术”本身也成了自觉的追求。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时期以来，影视艺术的粗鄙化、痞子化倾向非常严重，某些作品打着真实性的幌子，进行丑陋和粗鄙的展览，甚至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挑战人们的视觉极限，把观众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而按照高尔基的说法，“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美学所欣赏的对象同时也是在道德上所肯定的对象。女主角牛鲜花之所以受到观众的喜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身上所体现的完美，在风度、气质、举止、道德上都是无可挑剔的，一反以往农村妇女形象那种强悍、粗俗、笨拙和蛮横的老套，给人一种清新、健康、精明和柔美的感觉，这在近年的电视剧创作中是不多见的。长久以来，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把“写实”当作了艺术追求的目标，而忽略了艺术还有引领国民精神的导向功能，象电视剧《蜗居》就写得让人窝心，而《北风那个吹》则有一种引人向上的理想化的精神内涵。 二是在精神层面上对正义的坚持。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牛鲜花与“知青”们的纠葛归结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当我看到月亮湾知青点的所谓“知识青年”们为了各自的私利而相互倾轧丑态百出时，在我的头脑中久久挥之不去的两个字就是“流氓”。这是十年文革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最深刻的精神创伤，是真正的精神沉沦。而人们在反思文革时最惯用的思想武器是对所谓“极左”的批判，并最终把精神堕落的责任推给了“四人帮”等极少数的几个人，仿佛自己都是无辜的，是不需要忏悔的，女知青刘青就是这种典型的流氓心态，总是别人对不起她。我觉得《北风那个吹》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简单地贴上“极左”的标签，而是通过对正义和正气的弘扬，显示了一种高贵的精神气质。由于超越了“极左” “极右”的思维误区，作品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加宏阔的精神天地。牛鲜花对刘青宣告“我没有错”，正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过程之后对正义的重新确认。因而，作品充满了一种健康和向上的精神力量，它把长久以来被混淆和颠倒了的价值观念重新确立起来。那些打着反“极左”的旗号而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英雄们第一次被赶下了神坛，那些在一代青年中习焉不察的流氓意识则被进行了彻底的清算。高满堂先生作为“知青”的一员，相信对此有更深刻的体会，相对于反“极左”而言，反“流氓”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意义更加深远。十年文革后这一点是被忽视的，《北风那个吹》给我们补上了这一课。 三是在话语层面上对世俗的回归。有一种意见认为《北风那个吹》是半部佳作，后18集将当今的社会现象和思潮移植到回城后的知青们身上，让人感觉好像在看另一部反映当代市场经济的电视剧，前后主题处于游离状态。这种意见可能正是误读了作品审美话语转型的结果。在一些人看来，回城知青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之下已经不那么“壮怀激烈”和“慷慨激昂”了，不那么“浪漫”和“超脱”了。有些人似乎以为“知青”就应该象格瓦拉一样永葆革命青春与激情，但是在《北风那个吹》中他们表现得太俗气了。我以为这正是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知识青年曾经作为精神超拔的一个符号，“青春无悔”是一个颇为自负的期许，但其实这正是他们的致命伤，他们与时代精神太隔膜了。牛鲜花给了他们再一次的“再教育”：依靠诚实的劳动和顽强的拼搏，坦然地生存下去。回城以后，她虽然还抱有艺术的理想，但是她坦然面对现实，从最底层的谋生方式开始一路打拼并获成功。严格地说，后半部的主线也不是什么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容，而是牛鲜花与刘青两个女人之间的持续较量，牛鲜花拼尽血本对海鲜市场的争夺，本质上也不是在搞经济，而是意气用事，是对刘青的报复。这个市场以外的东西正是女人的本能。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她象个真正的女人！她为了活着，不可能让自己总是那么高尚。我们也没有理由让她发扬风格。这可能就是对世俗的尊重，我们不能以精神的名义漠视人的生存。近些年来，影视剧的创作已经开始了这种话语的转型，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了许多民工、房奴、蚁族一类的草根形象，而牛鲜花则是代表了一次漂亮的转型，她的阳光心态与坚忍品格，体现了全新的美学精神。 《北风那个吹》在艺术上的成功，给当代影视美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若干年以来，当代文学艺术的创作走过了不同的阶段：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有成功的作品对时代的主旋律进行了精彩的演绎，但是现在仔细想来，这些作品的艺术生命都是很短暂的，很快就被人们抛入忘川。究其原因，浮在生活的表面，缺乏真正的艺术积淀，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时代呼唤伟大的艺术，而伟大的艺术需要沉潜的工夫和冥想的境界，特别是要克服浮躁的心态与功利的冲动。《北风那个吹》的艺术实践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首先，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在今天必须能够做到视野下移，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阶层的命运与心声，而不是仅仅把眼睛盯在那些文化精英与思想英雄们的身上。笔者在多年以前就曾提出过关于文学中的普通人的命题（参见拙文《试论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普通人形象》和《关于“非英雄化”的沉思》），但是某些精英似乎不以为然，林贤治在其《流亡者文丛》总序中就曾写道：十多年前，即有论客断然宣告：现在已经到了“非英雄化”的时代。后来，文界果然有了关于鼻涕毛毛虫之类的“实验性”叙事话语；再后来，连“躲避崇高”的高论也都出来了。然而事实上，却别有一些人，以无比艰苦、永不停顿的工作和斗争，改造着周围的世界。正如鲁迅所说，这是地底下的“中国的脊梁”；不是几个嗤笑英雄的“英雄”，以自欺欺人的笔墨和脂粉所能抹煞得了的。按照林贤治先生给我们树立的榜样，只有那些政治流亡者和文化叛逆者才值得人们顶礼膜拜，普通人都属于“鼻涕毛毛虫之类”了。这种文化的傲慢和精英主义的自恋不用说是反历史和反美学的，但是由于它的影响所及，在当代文艺思想和创作中广有市场，对于艺术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当代艺术如果不能沉潜到社会的底层是没有出路的。而只见“青春无悔”无视“流氓泼皮”也是缺乏良知的。 其次，艺术作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的根源在于其思想境界的超越，在于跳出当下的意识形态的纠结，在一个历史哲学的高度上反观当下，而不为一时的小聪明所左右。当然艺术不可能不关注现实，电视剧艺术这种形式本身也要求它能对社会变迁做出即时的反应，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随意炮制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快餐，而是要探寻那些时尚标签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这就是深化。《北风那个吹》虽然也借鉴了不少时尚的元素，但它真正的功力却是超越了这些元素，而把思维的触角延伸到了超现实的层面，在一个更深邃的人性的和历史的视阈内激活了思想。极左的与极右的，历史的与现实的，伤痕的与改革的，激进的与保守的，传统的与现代的，这些不同层面的意识形态标签在作品中统统都被搅碎成了一个巨大的话语漩涡，人们在这个话语漩涡中无须区分意识形态标签的孰是孰非，只有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人性的丰富、充实与完满，生命的从容、淡定与潇洒，类似海德格尔所谓“诗意地栖居”。这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文学性。这部作品能赋予这样的生活题材以戏剧色彩并以幽默出之，恐怕没有超越与深化是不可想象的。在一个言必称“现代性”、言必称“改革”的文化语境中，《北风那个吹》的超越之思尤为难能可贵。 原载：（《电影文学》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