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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侠”文化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袁良骏 参加讨论

     侠义是人类的善良天性,行侠仗义、抱打不平、除暴安良、舍生忘死,历来是人们传颂不绝的美德。这种善良天性和美德,构成了侠文化的基石。中国先秦的侠文化,为墨家所积极倡导,而在儒家的“仁义”中,也包含了侠的内容。法家是排斥侠的,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五蠢》),将儒、侠一概否定。一概否定诚然是不公允、不科学的,然而也不无一定道理。“儒以文乱法”姑置勿论,“侠以武犯禁”也的确击中了侠的要害。先秦的侠,多为豪门大族所养之“士”,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荆柯、聂政、韩累、专诸等刺客。不管他们的行为正义与否,但“以武犯禁”的特色是十分鲜明的。他们的信条往往是“士为知己者死”,这本身就埋藏着“以武犯禁”的深深的危机。而侠文化在汉代以后的发展变化,也无一不与这深深的危机血肉相连。谈论鲁迅与侠文化的关系,或者说研究鲁迅的“侠文化观”,是离不开这个大前提的。
    鲁迅以发展眼光看待侠文化
    

    对春秋战国时代的侠文化,鲁迅是比较肯定的。他的历史小说《非攻》,毋宁说是一曲侠义精神的赞歌。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先秦侠文化的代表,连亚圣孟子都说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鲁迅的《非攻》,正是成功地刻划了墨子的这种形象。为了阻止强大的楚国攻打弱小贫困的宋国,他不远千里,穿着破草鞋,带着窝窝头,亲自去楚国,往见为楚国造了先进武器云梯的公输般和一心发兵攻打宋国的楚王。经过艰苦努力,说服了他们,将一场不义之战扼杀在摇篮中。俗话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非攻》的主人公墨子是当之无愧的这种大侠。尤应指出的是,墨子乃鲁人,非宋人,但他却偏偏要不辞辛劳和危险去解宋人之危,这更表明了他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墨子的对立面是公输般,这位“能工巧匠”口头上也讲“行义”,但实际上却视“劳形苦心,扶危济急”为下贱,以助强凌弱为能事。如非墨子的极力劝阻,宋国必然是国破家亡,生灵涂炭,难免一场浩劫。鲁迅正是用公输般反衬墨子侠义精神的高尚和伟大。
     《非攻》写道:“楚王早知道墨翟是北方的圣贤,一经公输般绍介,立刻接见了,用不着费力。”墨子之所以能说服楚王取消攻宋计划,他的这种威望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位“圣贤”的形象,早已矗立在鲁迅的心头了。在写于1926年的散文《无常》〔收入《朝花夕拾》)中,鲁迅说:“利中取大,害中取小,我们的古哲墨翟先生谓之‘小取’云。”在写于同一年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又说:“(墨子尚忧道,兼爱尚同,”“欲尽人力以救乱世”其文章则“尚质”,“文辞皆略无华饰”。几年后,在《流氓的变迁》(收人《三闲集》中)鲁迅再次高度赞扬了以墨家为代表的古侠士: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
    可惜,在复杂的现实社会中,这种“老实”配古侠士逐渐减少,甚至不复存在了:
     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机时来作护符之用了(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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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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