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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是人类的善良天性，行侠仗义、抱打不平、除暴安良、舍生忘死，历来是人们传颂不绝的美德。这种善良天性和美德，构成了侠文化的基石。中国先秦的侠文化，为墨家所积极倡导，而在儒家的“仁义”中，也包含了侠的内容。法家是排斥侠的，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五蠢》)，将儒、侠一概否定。一概否定诚然是不公允、不科学的，然而也不无一定道理。“儒以文乱法”姑置勿论，“侠以武犯禁”也的确击中了侠的要害。先秦的侠，多为豪门大族所养之“士”，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荆柯、聂政、韩累、专诸等刺客。不管他们的行为正义与否，但“以武犯禁”的特色是十分鲜明的。他们的信条往往是“士为知己者死”，这本身就埋藏着“以武犯禁”的深深的危机。而侠文化在汉代以后的发展变化，也无一不与这深深的危机血肉相连。谈论鲁迅与侠文化的关系，或者说研究鲁迅的“侠文化观”，是离不开这个大前提的。 鲁迅以发展眼光看待侠文化 对春秋战国时代的侠文化，鲁迅是比较肯定的。他的历史小说《非攻》，毋宁说是一曲侠义精神的赞歌。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先秦侠文化的代表，连亚圣孟子都说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鲁迅的《非攻》，正是成功地刻划了墨子的这种形象。为了阻止强大的楚国攻打弱小贫困的宋国，他不远千里，穿着破草鞋，带着窝窝头，亲自去楚国，往见为楚国造了先进武器云梯的公输般和一心发兵攻打宋国的楚王。经过艰苦努力，说服了他们，将一场不义之战扼杀在摇篮中。俗话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非攻》的主人公墨子是当之无愧的这种大侠。尤应指出的是，墨子乃鲁人，非宋人，但他却偏偏要不辞辛劳和危险去解宋人之危，这更表明了他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墨子的对立面是公输般，这位“能工巧匠”口头上也讲“行义”，但实际上却视“劳形苦心，扶危济急”为下贱，以助强凌弱为能事。如非墨子的极力劝阻，宋国必然是国破家亡，生灵涂炭，难免一场浩劫。鲁迅正是用公输般反衬墨子侠义精神的高尚和伟大。 《非攻》写道:“楚王早知道墨翟是北方的圣贤，一经公输般绍介，立刻接见了，用不着费力。”墨子之所以能说服楚王取消攻宋计划，他的这种威望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位“圣贤”的形象，早已矗立在鲁迅的心头了。在写于1926年的散文《无常》〔收入《朝花夕拾》)中，鲁迅说:“利中取大，害中取小，我们的古哲墨翟先生谓之‘小取’云。”在写于同一年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又说:“(墨子尚忧道，兼爱尚同，”“欲尽人力以救乱世”其文章则“尚质”，“文辞皆略无华饰”。几年后，在《流氓的变迁》(收人《三闲集》中)鲁迅再次高度赞扬了以墨家为代表的古侠士: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 可惜，在复杂的现实社会中，这种“老实”配古侠士逐渐减少，甚至不复存在了: 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机时来作护符之用了(同上)。 …… 阅读全文请下载附件！！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