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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读到了贵刊2004年第2期上刊载的李秀萍先生的大作《消费时代的文化资本之争—也谈金庸小说经典化》，甚有收获。作者在“摘要”中说:“本文试图从文化语境视角对金庸经典化过程进行梳理，尝试探讨这一文化现象的成因及对当前中国文化的启不。”这确实显示了今天武侠小说研究者的敏锐眼光和不懈的学术追求:他们不再仅仅专注于对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进行理论分析和审美阐释，而是开始把“金庸现象”置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对其加以梳理，以期解读它给目前的中国文化带来的启示。这种努力十分可贵，是更高层次上的武侠小说研究，甚至可以说，它显示出今后武侠小说研究新的方向，值得充分肯定。 然而通读全文，似乎觉得作者的论述重点和上述宣示并不完全一致。除导言和可视为结语的第三部分外，主要的内容是第一和第二两个部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作者在第一部分所写，主要是我国新时期(或者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庸小说在中国大陆流播的历程概述，通过这一概述意在说明“金庸小说所经历的一个由匿名到具名再到经典命名的过程，标志着金庸小说真正开始由边缘向中心的移动”的观点。从篇幅来看，第二部分无疑是全文的重点。作者力图说明金庸小说经典化的原因。其着眼点是“复杂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接着又强调了“学术界对金庸的接受，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争议”，并且认为这种争议关系重大，“其意义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金庸自身。”由此看来，该文所着重探讨的命题是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及其成因。 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我都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向作者求教。 第一，关于金庸小说的经典化问题。 我在这里首先要声明的是，我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和李先生基本相同。这就是:“一个写作者通过‘个人’的写作，通过纯粹商业化的流程与途径，却能够如此深地介入如此之众的国人的文化生活并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神奇的。”不过，我认为这“神奇”两字似不太恰切，也和全文所要阐述的观点不甚相合。因为金庸小说的走俏市场，主要是上世纪50-60年代香港经济发展时的商业化的产物。离开了已是纯粹商业化的香港社会，它又怎么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呢?这一切，显然都是那时的社会现实，用“神奇”两字并不能说明真实的形相。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金庸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难得的艺术瑰宝，它的出现，有助于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的发展，在文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李文的重点显然不是探讨金庸小说的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是力图通过金庸小说经典化的历程，从文化上探求其成因，这是很有见地的。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是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呢?因为这一问题是李文立论的基础，看来有必要说明之。 非常遗憾的是，李先生在论文中对这一极为重要的关键词并没有给出任何概念上的说明，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疏忽，也使我们的讨论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好在李文有一段话还是向人们透露出了所谓金庸小说“经典化”的一点信息。作者认为:“在1994年，一向以高雅、精品为出版定位的三联出版社，推出了36册《金庸作品集》，印刷精美，装祯考究，校订细致，喻示着‘金庸小说本身的价值转型，即它已经由单纯阅读和消费价值变成经典文本才具有的收藏价值’。这被视为金庸小说迈向经典化的重要标志。”读了这段话，我百思不得其解:原来，在作者的心目中，作为“金庸小说迈向经典化的重要标志”，乃是以某家出版单位出版的优秀的作家作品集为标准的。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作家作品的“经典化”，显然有点荒谬，无论如何是不能服人的。且不说历史上的作家，仅以李文中所列举的被人称为“二十世纪文学大师”之一的沈从文来说吧，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没有出版社出版其作品集的。你能说他的作品不是“经典化”的吗?否则，你又怎么理解他排位在金庸之前的这一事实?同理，作家茅盾(按:当然还有郭沫若)的作品很早就被出版社(而且是国家级的出版社，远比李先生所举证的某出版社“档次”要高)印成文集出版，为什么其排名要远低于金庸?难道说茅盾的小说没有“经典化”吗?这里所提到的作家，都来自被作者推崇的某青年学者剔出“二十世纪文学大师”之列的。这岂非自打耳光吗?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