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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炎兄: 大文《就(铸剑>与金庸小说再答袁良骏先生》(下称《再答》)已拜读，谢谢。弟深感遗憾的是，吾兄那枝生花妙笔简直变成了魔术师手中的指挥棒，吾兄笔下的学术则几成诡辩术矣! 明明是吾兄在大庭广众之中语惊四座，宣布金庸先生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将金庸封成了“文学革命家”。然而，当罗孚先生和弟先后指出了兄这一论调的荒谬后，兄则布置退却，大肆诡辩。兄在《为〈铸剑〉一辩》(《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8日)中，说什么:“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篇文章或任何一本著作中说过金庸是‘文学革命家’的话(如果有，请袁先生公开指出，我愿意当众认错)。”在《为〈铸剑〉一哭》(《粤海风》2001年9月)中，我曾坦诚批评吾兄在搞“文字游戏”。因为既然您说金庸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他当然便不愧为一名“文学革命家”，这是连小学生都不难明白的浅显道理。不料，到《再答》中，吾兄竟连金庸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句话也企图赖账了。兄还得意地反驳道:“既是‘发动’，又怎能‘静悄悄’的呢?”哎呀，老兄:您问谁?“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是您报告的原题，而这场“文学革命”的内容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不是这场“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还有谁配称这场“文学革命”的“发动者”呢?更奇妙的是，吾兄竟进一步作“语法”分析，说“静悄悄”即“不能发动”。既然如此，吾兄当年又何必自鸣得意地用上“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根本不通”的讲题呢?通与不通都让您说了。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这都是吾兄的“话语霸权”呀!吾兄“以平常心”想一想:这种绕来绕去的文字游戏多么乏味，多么无聊?文学论争陷在这种文字游戏中，岂不是莫大的学术悲哀吗?为了杜绝这种文字游戏再度发生，还是个文照录您那个著名报告的结尾吧: 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了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1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 我们衷心钦佩查良墉先生在事业和文化上取得双重的巨大成就，并向他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原刊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后作为《附录》收入《金庸小说论稿》第213 页） 白纸黑字，墨香犹存，明明是把金庸武侠小说与“五四”文学革命并提，明明奉送给了金庸“文学革命家”的桂冠而且崇拜得五体投地，为什么当别人指出时，又要气急败坏地否认呢?岂止否认，昌兄竟反咬一口，要“慷慨地”将这种 “文学革命”、“文学革命家”的发明权“奉送”给老弟了!说什么我在《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中就已封金庸为“文学革命家”了。真是天晓得!拙文《再说雅俗》写于1999年夏，在《中华读书报》压了半年，1999年11月10日发出，此文曾针贬民国旧武侠小说的六大痼疾，而认为金庸“一无幸免”。如果我当时像吕兄那样封了金庸“文学革命家”，“拥趸”们岂不要像崇拜吾兄那样向弟欢呼雀跃?又何以至于口诛笔伐数月之久?吾兄这一“桂冠谦让”实在又“谦虚”得太过火了!其实，吾兄明明知道弟说金庸充其量不过是“武侠小说改革家”，那正是“悄悄”纠正吾兄的那顶“文学革命家”的桂冠的，只不过那时弟尚未敢(亦不愿)与兄发生正面学术冲突罢了。吾兄对罗孚先生的那段“精彩文字”，也充分展示了您“学术诡辩术”的超卓能力。作为金庸、梁羽生“新武侠小说的”的“催生产婆”作为金庸、梁羽生创作“新武侠小说”时期的老同事、老朋友，罗孚先生曾一再肯定他们是“新武侠小说”的“鼻祖”，一再称赞他们“使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被提高了的新境界”。他并且专门写了一篇《金色的金庸》全面介绍金庸的创作道路与人生成就(均见《南斗文星局—香港作家剪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对此，作为金庸专家的吾兄应该是了如指掌的。而且，大著《金庸小说论稿》何尝没有参改、使用他提供的珍贵材料?然而仅仅因为他不同意吾兄封金庸为所谓“文学革命家”，吾兄便对他大肆挞伐了。吾兄口口声声说罗氏在香港闹了大“笑语”，甚至不惜施以“政治攻势，说他“对北京的许多方面怀有特殊怨恨”，恨不得一棒子把人打死。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