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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的创作目的和读者阅读的目的虽然都指向娱乐，，但优秀的武侠小说应当在娱乐之外还能给人以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的召唤。文学是人学，它的表现对象是人，是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命运。武侠小说尽管具有较强的浪漫色彩，里面的江湖世界、英雄人物，极富虚拟性、理想化，但它表现的对象却仍然是人，是人性、人情。金庸不但是一位著名的武侠小说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一位知名的报人。他有着史家的穿越历史的眼光和政治家的敏锐卓越的政治见识。对此，金庸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他在文革刚开始不久就推断出将来毛泽东会整肃林彪，写了社论《自来皇帝不喜太子》:又预见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会很快被逮捕甚至被处死，文章题目是《不知往哪里躲》:中越战争开始，金庸预测中国会占领若干土地，而给了越南当局教训后必定撤退，对进军到何地何时后撤，都有预测。这些预测后来基本上都应验了:在香港回归以前，对香港前途和命运的预言，也为历史所证明[1]。这些都有据可查，决非金庸自吹自擂。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他把自己的睿智与敏感，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体味，都熔铸在艺术形象中。在小说强烈的审美、娱乐价值后面蕴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这一特点使金庸武侠小说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尤其难得，卓尔不群，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得不少人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已具有了高雅文学的品性。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过于醉心于侠与剑的描绘，对人性和现实人生的关照并未引起他足够的重视，古龙的武侠小说除了强调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个武侠小说的共同主题外，更多地还是强调个人的欲望和个体生命的欢悦。他笔下的英雄人都是生话的强者，都拥有显赫的江湖地位，拥有无尽的则富，有战无不胜的武功，对女人有无穷的魅力，他们是天之骄子。古龙对这种“超人”的塑造和对离奇曲折的情节的过度追求，也使得他的武侠小说过于远离了对现实人生的关照。在金庸的笔下，江湖是社会的缩影，武林人士的明争暗之下，是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隐喻。生话中既有人像郭靖一样的忠厚诚实、宅心仁厚，也有人像岳不群一样的虚伪奸诈、厚颜无耻:既有人像乔峰一样牺牲得豪放、悲壮，也有人像岳不群一样可耻地覆灭。他们各有其人生选择和价值追求，又各有其人生归宿。金庸以诗化的形式、浪漫的笔法，对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进行了叩问，把他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与感悟浓缩在笔下江湖世界的刀光剑影里和爱恨情仇中。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充分体现对人的关怀，致力于人的理智、情感、道德等各方面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可以使读者在作品中发现能促使自我存在优化的信息与愿望，可以使读者在阅读中反窥自己的现实生存状态。金庸武侠小说虽然以娱乐价值的追求为首要目标，但由于他对人的强调:由于他对娱乐价值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立足于对人性的发掘、生命情趣的表现，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现实”品格。金庸借助于对江湖邪派人士的丑恶嘴脸的刻画，谴责了人性的贪婪、人心的险恶、人格的卑污和人情的冷漠，并以对正派侠士的塑造和讴歌，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表达了自己对价值、理想的追求和对不如意现实进行反拨的意向。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