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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王朔与金庸之争仍是文坛关注的焦点之一。当事人双方都表现出良好的心态:金庸表示与王朔个人没有恩怨.王朔则表示无意对金庸人身攻击;金庸表示王朔文章中的某些观私案是正确的.王朔则承认自己的文风“确有问题”(见《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这些信息告诉我们.他们之争并非个人之间的私见.而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文学审美观念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葛红兵先生的《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一一论金庸与王朔之争》(载《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期)一文抓住了这次论争的要点.突破了纠缠于是与非的简单模式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予以分析、认识.并就王朔的文章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作者在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偏颇的观点却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金庸的小说是雅雅俗共赏的佳作 王朔在《我看金庸》中将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一起归为“四大俗”.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不入流”的.这说明他是站在“雅”的立场上来评价金庸的.他用的是一种审美的、趣味的价值尺度。对于任何人的任何作品.每一位读者都有权力按照自己的主观兴趣来选择阅读.你说好.他说坏.这是很正常的文学现象；同时对于“雅”与“俗”.不同的人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但如果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看不到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则是不足取的.由这种方法所得出来的结论也就很难有什么说服力。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是一种“通俗文学”.但因其作品中含有“雅”的合理因子具备了成为“高雅文学”的可能.当它受到从一般读者到高层次的读者的广泛欣赏、从报纸地摊走进大学的殿堂时.它就己经由“大俗”变成了“大雅”.成为雅俗共赏的佳作。 葛红兵先生在这一问题上比王朔还要偏激.他用“贵族主义”和“平比主义”来概括金庸和王朔的文学作品和人生态度。“雅”与“俗”、“贵族主义”与“平民主义”是两组含义不同的词刻 .。如果说前者属于审美范畴.那么后者则明显地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用意识形态观点来分析这场论争会产生两种不良的后果:一是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有将论争引向歧途的危险;二是这两个词语无论是对金庸还是对王朔的概括都极不准确。将金庸当作“贵族主义”者.那么他的文学也就是一种“贵族文学’，。“贵族文学”不应仅仅以其是否具有传统的语言形式作为唯一的标准。我认为.贵族文学至少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作品内容格调高雅、优美;二是读者对象主要为贵族阶层。用这两个条件来衡量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说都不沾边。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内容上写武林各派之间的你争我斗.历来“不入流”.谈不上什么高雅;其读者对象则主要是广大的民众.“贵族”只占很小的比例.可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平民文学”.它写下层人民的生活.并为广大的民众所喜闻乐见。至少金庸“己经获得了意识形态和学术界的双重认可”.也不应作为判定金庸是“贵族主义”者的依据.将武侠文化简单地归结为“封建文化”则更有失科学。金庸的武侠小说是香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它最初是一种报纸上的长篇连载.主要功能是娱乐消遣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扩大报纸的影响和发行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媚俗”的倾向.他本人追求的就是“俗”.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会有如此多的读者.更没有想到他的作品会受到部分学术界人士的充分肯定(在港台早就有了“金学”研究).这种由“俗”到“雅”的转变也并不能说明其作品就是“贵族文学”;相反.王朔的作品尽管写的全是平凡的小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态度就是“平民主义”。他虽然也称自己“俗”.但“俗法”与人不同.他的趣味是“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影艺术中心的十年”.这种趣味不但不“俗”，.反而“雅”得很.因为这“四大支柱”并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能欣赏的。至于真正的平民百姓就更是望而却步了。因此.称王朔为真正的“平民主义”者是对他的误读或误断。我认为.王朔是当代中国的一位先锋作家.他的作品应归于“先锋文学”的范畴。他以外在通俗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他内心里的那种叛逆意识.反“英雄”、反“崇高”、反“优美”、反“文化”才是他的本质.所有这些都规定了他的作品是一种“高雅”的小说.其读者对象也以青年学生为主。这种“先锋文学”作为一种时尚在社会上流传，其思想观念、语言形式都成为读者的模仿对象，接受者越多，他的这种先锋性消失得也就越快，最后就由一种“先锋”、“高雅”文学变成一种真正的“通俗”文学。王朔为了要维持、保存自己的这种先锋性，就必须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不断地反叛传统，最后是反叛自己，一旦消失了这种先锋性，王朔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王朔了。 金庸从“俗”到“雅”和王朔从“雅”到“俗”的转变告诉我们，“雅”与“俗”并非一成不变的，也并不是按照作家或某一部分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受到社会各方而因素的影响。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