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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新文学写作中，金庸之新武侠小说是否可称之新，然后再去推敲其在汉语新文学写作中，金庸能否占一席之地，确是两个问题。从时间背景来看，金庸是把传统故事重新作了虚构，从而去安排我们现代人阅读生活的情趣作家。他以古代道德伦理渗显出与现代性的对应，当我们阅读后再去研究他时，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就这样出现了新的意义，且此意义又在研究的不断深入(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中更彰显出了巨大的张力。 金庸说过，当初写武侠小说，文化背景是在办《明报》的时候，因为办报纸必须赚钱，而赚钱的报纸的前提是必须有人买，有人买的前提又是有人爱看这报纸，爱看才会去买，所以，要让报纸办得惹人看，天天想看，你就得有招，这个招，在金庸那里就是写武侠小说，每天一篇，故事连贯，天天连载，这样就“双赢”了。所以，不难看出，金庸写武侠小说的最初动机，其实是带有游戏性质的。这是一种谋生的游戏，也是一种文化的游戏，是生存的活动，也是童年的记忆(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就是少时在家乡浙江海宁袁花听民间故事而虚构成的)。当然，这样的游戏更是文学的语言与实践，既是有目的(生存层次)的实践，也是不在目的之中的实践(写着写着就笔不由己，被文学的想象牵着去天马行空了)。就像《书剑恩仇录》中的描写海宁盐官海塘上观夜潮的那段，此场此景此人此心是可以“被目的”的，但潮来潮去的气势与人物，那跌扇抢扇的惊险，却永远随着文学的语言被无限地放大，无可限置。在这里它已没有了限定的意指。如这样追溯下去，那么，金庸登峰造极的作品《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就更有了新的游戏，它既产生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飘忽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外，它是真切的现实，更是宽泛的现实，它是属于古代的，更是属于当下的——自古玩到今(这是历史)，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这是环境与社会)，这样的介乎于语言与实践之间散发的强大张力，让我们立马会服膺这么一个事实：金庸的武侠小说，已突破了旧武侠的单纯性的行侠仗义于江湖的局限范畴，是一创新，是武侠于历史于当下的一种社会批判，是一种新武侠，更是汉语新文学写作中独树一帜的飙升。 曾有一种批评，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只是描写仙界与魔鬼相混杂，是一个虚构的武林世界，是非逻辑性的。这倒使我想起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首先，文学的文本除了注明“非虚构”，本身就是虚构的，所以说虚构的武林世界不是一个问题。其次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二程的“格物致知”说，其实质就是“知行论”。而王阳明在贵阳书院提出“知行合一”，除去道德意识与道德践履之外，我更看重的是另一层思想意念与实际生活之关系，而正是这关系，陈嘉映在分析考察后说：“知行的实际用法”却不只支持“知行合一”，也支持“知行不合一”。这就引申出看金庸的小说，既可说平庸、又可取崇高的道理来。如此来看“非逻辑性”一说，那就是说，金庸小说中的非逻辑性，你分析时会觉得非逻辑性，但你阅读时心理上又不会觉得荒谬，而且再往里深推一下，不管非逻辑性也好，不觉得荒谬也好，它里面实是存在着一种人生的场景，人生的道理。问题是我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阅读它，这是关键。 所谓研究，即是对文本我们要作的理论阐释，但如果没有大眼光的阅读基础，那么，就会使自己的理解缺乏一种文化的自觉宏度。问题并不在于你要去立论什么继尔去推翻什么，或者你指出了什么就该去杀戮什么，重要的在于你在分析研究中，能给别人提供什么，启示什么。在切合自身理论认识与历史经验之后，你的立论是否会避免把人引入歧途，甚或由于你的误读而把本义的东西给消解了。研究金庸的新武侠小说与将它置位的问题，同是此理。 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化对于金庸新武侠小说而言，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不管说他是沿着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的路陈袭下来也好，还是与古龙、温瑞安、梁羽生等合伙成就一个新武侠团队也好，作为新文学之一种，不在于它在表层上是否与“五四”新文学有讲人性争自由的区别，而在于一是从时间概念上去看，它是“五四”新文学刺激下产生的白话文文本，无疑从形式上理归此属。二是其实质，打打杀杀，刀光剑影的背后，或者是爱乱情迷、棋局秘籍的后面，它都存在着、扩展着新的儒道佛理，新的人性申张在里面，不管是鸠摩智与虚竹的对比也好，还是段誉与王语嫣，王语嫣与慕容复对待爱情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也好，那种同质的差异，差异之中的新真，都可从中找到一个与新文学其他文本非绝对对立，而可从另一侧面，另一角度去扩展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能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化。这样，我们也就可把它视为与茅盾、鲁迅、丁玲等新文学写作两极出发而可共汇的丰富性。 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待文本不能单一化，也不能有先入为主的霸权意识，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试图能打通不同文本的关键环节，也许就会引出一致性来。 如此看，对金庸作品研究的学术合法性也就随之可释怀了。 在历史+政治+儒释道的金庸新武侠小说中，也完全寄托着作者本人对社会对人生的理想表达与建构美好人性的多重阐释，如《天龙八部》中从天山童姥与李秋水争夺霸主，到肖峰与段誉在两国对峙的战场上会晤并肖峰以自尽洒下和平宣言，小说虽然沿袭了晚清小说游仙、梦境、桃花源等的写作手法(如段誉到苏州慕容府，在无人谷意外获得神仙姐姐的玉照等)，但已显然从田园跳入了政治、现实、人鬼繁杂的真实世界，这已是从乌托邦转向现实之新文学的一种写法。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新文学之新，应该有不同的形态，在鲁迅的讽刺(《阿Q正传》)，茅盾的改造(《创造》《虹》)，叶绍钧的幻灭(《倪焕之》)等于知识分子之冷静视角用幻想+理想的情绪去超越现实主义的同时，我们当然也允许金庸以批判(《连城诀》之“丹阳教案”)、隐喻(《鹿鼎记》复杂人生)、人性(《笑傲江湖》，它的背景是“文革”，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令狐冲与盈盈的爱情，归根到底又由爱给双方的自由戴上了手锁，这是对自由人性的深刻反省)在新文学的写作中去超越现实。又如《神雕侠侣》中礼法传承与遵循及与心灵自由的抗衡等，去对现实作新文学的另一面貌的知识层面上的超越，它看似倒逆，似从现代回到了古代，实是文本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以充分的想象与虚构在超越现实中回归现实，以让重新出现的现实找到明天更合理的解释。特别是描写爱情这一场景，可说是新文学之中不可多得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之呈现。首先，它的爱情节奏是复调式的，有段誉之于王语嫣的爱，有王语嫣之于慕容复的爱，更有阿紫之于乔峰的爱，游坦之之于阿紫的爱等。其次是其中爱情的曲折，多变既随心灵又呼唤良善人性。再次，是几条爱情之线中反复出现的美丑对立，尤其是游坦之的变态之爱，更让爱与仁义之关系，人性善的张扬，个性在爱中的多元渲泄，有了高度的体现。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你会用传统观念去看还是从文学的现代性去认识。 正若现实是一个黑洞，我们带着自己和身负沉重的历史一起走进去那样，重负的以往也立即成了当下，让它因读者的阅读而鲜活起来，这就是金庸的“知识立场”，它由历史+人物构成，又放入了作者独特的多料的当代性佐味，它的美学前提是净化(自己)与感召(大众)。 不要忘记，我们都在重复历史，我们的后人也将会重复历史，说金庸新武侠小说于中国新文学写作的意义，正在于此。 原载：《文艺报》2011年12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