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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庸“由民间而至学界” 金庸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华人文化圈即着手进行研究，时至今日已半个多世纪了，研究可谓硕果累累：由民间而至学界，由大众读者而走向学术讲坛。仅1998年一年大陆台湾及美国等地就有5个金庸作品国际研讨会。1998年，又有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协会颁授“当代文豪金龙奖”，金庸与巴金、冰心3人荣膺。2001年7月6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审定命名了一颗“金庸星”（已被国际审定和国家天文台正式用当代文学家名字命名的小行星只有两颗，一颗是文学泰斗巴金星，另一颗就是新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星），这一切都表明金庸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及其影响。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金庸是一个现象。他的小说平均每本超过1000版（最多是2124版），总销量（连收不到钱的）达1亿!然而，金庸现象的重点，不单是1亿这个数字。而是他的作品几历半个世纪而不衰。有好事之徒做过统计，在‘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的销量，竟然比《圣经》历来的总销量还要大。于今看来，老毛的世界记录将来可能被老查破了。”[1] 金庸小说真正地、全方位地进入文学批评界的视野是由1994年和1999年的两次论争引发的。1994年金庸小说的论争，源于两件事情：一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博士等推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八卷本），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学创作样式划分，将20世纪的文学家重新排座次，在“小说卷”中，金庸第一次被列入了大师的行列，并且名列于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等人之前的第四位，而一贯被认为是大师级的茅盾却被除名，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二是1994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的称号，在金庸受聘典礼上，严家炎发表了以《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为题的演讲，对金庸的定位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 第二次论争源于1999年l1月1日，王朔在《中国青年报》文化版上发表了《我看金庸》一文，文中对金庸小说进行了谩骂式的点评。在王朔的“挑衅”下，金庸、严家炎、何满子、卢敦基、袁良俊、葛红兵、邓一光、刘川鄂、王安忆、徐岱、王蒙、王彬彬等人以及还有不计其数的“金迷”和“王迷”走进了论争的行列，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界对金庸小说的特别关注。 其实金庸小说从1980年开始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在该年10月，广州《武林》杂志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根据笔者所拥有的资料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陆关于金庸小说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虽然1980年华罗庚就在《光明日报》上宣扬‘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虽然1985年张放在《黑龙江克山师专学报》第4期上就发表了中国大陆第一篇关于金庸小说的研究文章《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虽然1986年冯其庸就在《中国》第8期上发表了《读金庸》，虽然1990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本金庸研究专著——陈墨的《金庸小说赏析》，虽然1990年陈平原就开设了以武侠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课程，但是大陆真正掀起金庸小说研究热潮的，应该是在1994年的论争出现后，这从论争后大陆关于金庸小说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在数量上的急剧增加、各种‘金庸小说研讨会’的出现以及各种‘金学研究会’的成立就可以看出来。”[2]这些都是金庸作品进入大陆后的一些现象的展示。 由此出现的“金庸现象”存在着一个雅俗共享的特性：一方面国内外金庸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数百篇的金庸小说研究论文见诸报刊，金庸作品成了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另一方面是全国范围内，各家电视台先后播放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等电视剧，在娱乐层面消费金庸。精英文化解读“精英”的“人文精神”；大众文化解读“通俗”的“娱乐成分”。“精英”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金庸的学者是陈墨，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版了12本关于金庸及其小说的研究著作，诸如《金庸小说赏析》（1990年），《金庸小说之谜》（1992年），《金庸小说人论》（1994年），《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1995年），《浪漫之旅———金庸小说神游》（2000年）等等。陈墨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多是从综合考察开始，再分析单部作品，并兼及小说人物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冷成金教授开设“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1995年春季，严家炎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程，讲稿后来结集为《金庸小说论稿》于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学讲坛的讲授及200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的第五课和第六课，分别是王度庐《卧虎藏龙》的第六回“大漠听悲歌寻香惹爱，满城来风雨卧虎藏龙”和金庸《天龙八部》的第四十一回“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两篇课文组成一个单元，名曰：“神奇武侠”!这都表明金庸的作品已进入学界。 二、“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 金庸小说的研究最早是港台地区。1966年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在香港《海光文艺》第1-3期上连载的《金庸梁羽生合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金庸小说研究的系统论著，也是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第一部最重要的文献。其后香港作家倪匡的“五看金庸小说”从感性的阅读方式入手给予充分肯定。倪匡认为，金庸的小说博大精深，涉及到史学、军事学、伦理学、文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对此完全可以建立一门新的学科。 台湾武侠小说作家兼评论家温瑞安是较早评价金庸作品的作家之一，他曾撰写了如《谈笑傲江湖》、《天龙八部欣赏举隅》等文章，以印象鉴赏式的批评视角就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单一或比较分析，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借鉴。 大陆红学家冯其庸在1986年第8期的《中国》月刊发表《读金庸》，他认真评述了金庸小说广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认为把研究金庸小说称作“金学”是有道理的。他认为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骄傲，是中国文学的骄傲”。[3] 1990年大陆推出的第一本金庸研究专著是陈墨的《金庸小说赏析》，从此金庸小说的研究中心从港台向大陆位移。陈墨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12本关于金庸及其小说的研究著作。他对金庸作品的感悟是“对我而言，每打开一本金庸的小说，就像是开始了一段浪漫神游；即使是小说的故事情节看的熟了，每一次重新阅读都还会感到赏心悦目，并且心旌摇动”。[4]对其研究的这些论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墨的研究生导师陈骏涛先生是这样评价的：材料丰富，自成体系，分析透辟，气势夺人，但水分较多。 北京大学于1994年授予金庸先生名誉教授，在授予仪式上，严家炎先生说：“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5]此文已经成为金庸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在《金庸的“内功”：新文学根柢》一文中他又将金庸小说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起来，并从金庸小说的内容、小说的内在结构、语言、意境以及作家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等五个方面加以论述，指出其作品的深刻之处：“‘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这问题不但《可兰经》上没有答案，任何人也提不出解决的办法。——这就是人生，是人生的本色和本味。金庸小说的意境，就在于形象含蓄地写出这种人生的本色本味，写得委婉别致，写得韵味深长!这就是文学的上乘境界。”[6]严家炎又谈论到金庸作品与传统文化的渊源，指出作家对理想人格的建构中既可见到儒家的道德人格，又可见到道、释的逍遥人—44—格。金庸武侠小说在赋予这些人物以鲜明的个性、迷人的人格魅力的同时也形象地阐释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审美心理，“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它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7]严先生这段话也正说明了金庸小说在人物塑造中所展现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审美心理。 影响较大的《香港文学史》的编者刘登翰先生说“中国文化美好的一面，诗情画意的一面，全都在金庸的作品中表现得酣畅淋漓，上至儒、道、释的哲学伦理，下至民俗，无不活泼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根’与‘魂’。就这一点而言，金庸的小说以文学的方式，弥补了由于‘五四新文学’激烈的反抗传统意识而造成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裂隙，从而使得中国传统的美学意蕴，重新获得深厚的生命力。”[8]金庸为我们展现了传统文化的迷人风采，但他没有沉迷于其中，而是清醒地对其进行了分析、鉴别，看到了它的不足。严家炎在《金庸与传统文化》中选取了金庸小说中的几个情节，精辟地论述了金庸对传统文化的封闭、僵化、贫弱的一面的认识。当然金庸并没有停留于对传统文化的清醒认识，而是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化重建的尝试。“金庸还做到了用穿透历史的目力去分析大众所熟知的、已形成成见的一些历史问题，如到底是谁害死了岳飞?是秦桧还是宋高宗赵构?如何去评价少数民族的中国皇帝等，引导大众树立一种辩证的、唯物的、历史的分析问题的习惯，力求拓展大众的视野、心胸。”[9] 针对袁良骏先生的“仍然是脱离现实生活，仍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观点，严家炎予以批驳并说“王蒙先生原本不喜欢武侠小说，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笑傲江湖》后，却流泪了。像《连城诀》并不属于金庸小说最出色的前五六名，却也深刻揭示了‘贪欲’会使人异化到多么可怕的程度，令读者受到强烈震撼。”[10] 学者卢敦基在其文章中论述了金庸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尤其指出“韦小宝与阿Q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阿Q更多地属于心理的和内在的，而韦小宝则更加行动和外在。”[11]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刘绍铭所写的《平心静气读金庸》，从社会学角度肯定金庸小说起到了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尤其是海外不少的华裔子弟，是靠读金庸小说而获得中文教育的。 陈平原教授曾指出80年代大学生阅读金庸热的原因是“在大学生看来，很可能金庸的武侠小说、崔健的流行歌曲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都是直面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表现方式，正好契合其孤独而高傲的心境。”[12] 国内有关武侠小说的专著譬如王海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罗立群的《中国武侠小说史》、曹正文的《中国侠文化史》都高度评价了金庸小说。读金庸的感悟，孔庆东如是说“凭直觉，感到它是一种高品位的东西。它能够产生文学评论中所讲的几大功能：认识、教育、审美、娱乐。那是一种与读经典名著同样的甚至更高的感受，它给人美、给人净化、给人力量。”[13] 学术界出现的以冯其庸、严家炎、陈墨、王一川、陈平原等人为代表的观点，有人将他们说成是拥金派。 三、“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 在中国大陆学界率先对金庸小说发难的是鄢烈山先生。1994年12月2日，鄢烈山在《南方周末》第8版“芳草地”栏目上发表了《拒绝金庸》，在该文中作者从“历史认知”、“价值趋向”和“文化娱乐”三个角度质疑了武侠和武侠小说。文章开篇即说：“我的理智和学养顽固地拒斥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龙之辈），一向无惑又无愧。——我固执地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无论什么文学天才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圣人写的活灵活现，我都根本无法接受……我无法接受金庸，更无法接受北大对金庸的推崇”。[14] “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啰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这有什么新鲜的?中国那些旧小说，不论是演义还是色情，都是这个路数，说到底就是个因果报应。初读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我不相信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我指的是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那一部分——我认为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这群人通过他的电影电视剧的广泛播映，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误会，以为这就是中国人本来的面目。”[15]王朔这番评论导致了又一轮的金庸论争。 1999年，《南方文坛》刊登了葛红兵、邓一光、刘川鄂几位学者关于“谁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大师”的对话中，将金庸称为是“被拔高”的大师，并试图通过严格的甄选来消解附着于金庸身上的光环。对话者提出他不够“大师”资格，认为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个社—45—会高层次精神建设不具备多少力量。他的作品还是传统的忠、义、礼、智、信，没有对传统意识进行批判。 1999年下半年，何满子先生在《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连续发表《为武侠小说亮底》、《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就言情、武侠小说再向社会进言》、《破“新武侠小说”之新》等文章，阐述了武侠小说就是旧文学，宣扬的是旧观念，与五四新人文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观点。 袁良骏先生认为武侠世界是一个迥异于常人的半仙世界，侠客们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可惜又都是肉眼凡胎的凡人，说这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虚拟的怪物，完全破坏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使中国文学从现实人生的描绘转到了虚幻世界的编造。针对金庸的小说他又具体指出：“五大派系的矛盾不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而是出于作家自己的杜撰”，“仍然是脱离现实生活，仍然是不食人间烟火，仍然是天马行空，云山雾罩”。[16]葛红兵认为：“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在宣扬中原传统文化，维护中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他是在制造侠义文化的幻觉，他将封建文化浪漫化，来迎合因为当代社会功利主义、金钱本位带来的市民阶层渴望逃避、隐遁的心理。他给世俗社会的实际上只是封建之鸩，而当代人却诚心地用来止渴。他的这一招甚至也迷惑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大陆教授们，那些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市场化中成了边缘人的教授，受到当代中国市场化原则无情嘲弄的学术界人士，士大夫主义者，他们一下子在金庸那里找到了心理上的暖窝，于是便深深地寤了进去。”[17]他将金庸的作品视为精神鸦片。 王彬彬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真正冷静严格地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审视，金庸则有着太多的弊病。近些时候读到过一些对金庸的批评，这些批评我认为都很中肯。而读金庸时的那种神魂颠倒，日夜不分，也并非一种最纯正最高级的审美享受，它与对《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细细体味，从容量到质地完全不同。说到底，金庸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文化快餐’，仍然深深打上了商业文化的印记。因此，对金庸，虽然一时间从某种特定的角度进行研究完全可以，但要认定他会像《红楼梦》造就了一门‘红学’一样造就一门‘金学’，恐怕也是神魂颠倒，日夜不分后的一种‘昏话’了。”[18]从较早提出拒绝金庸的杂文家鄢烈山先生到后来的何满子、袁良骏、王彬彬诸先生，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武侠小说先天趣味低下，不值一看；认为武侠小说自身的文学类型就决定了它肯定是精神鸦片，不用看也知道金庸武侠小说是什么东西；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是为旧文化续命的文学，是一碗旧文化的“迷汤”；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怪物，没有任何现实基础，金庸武侠小说中描写的人物的人性根本就没在人类中存在过；金庸武侠小说就是文化垃圾、毒品，应该彻底清除出去。 何满子先生有这么一个说法：“没有读过，怎么能凭空批评?这道理似乎很过硬。但也未必置之四海而皆准。打个比方，没有吸过毒贩过毒的人就不能批评贩毒吸毒?没有卖过淫嫖过娼的人就不能批评卖淫嫖娼?除非谁能对这样的问题作否定的答复，那我就服他。”[19]方伯荣先生专门撰文对这个没人能作否定的问题予以答复，说这是个比方明显欠妥的比喻并进行了批评。严家炎先生也在他的《以平常心看武侠》一文中指出：这是一种循环论证法，其根本错误在于一开始就认定了武侠小说是精神毒品。 学者陈东林在其专著中说“我认为：金庸的小说乃是‘下流’之作……金庸小说的品味低下，最集中地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金庸小说为了猎奇，吸引读者，换言之为了媚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创造了一系列似人非人、似神非神的一大批各色各样的怪物。老实说，金庸小说中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从严格的文学创作意义上来讲，是不能被称作‘人物形象’的。在金庸的笔下，他所写的全部人物无一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但是金庸同时又赋予这些现实世界中的人物以诸多神仙或妖魔才具有的种种神怪功能。正因为金大侠善于玩弄文学技巧和文字游戏，既出之于现实同时又采取了反现实的描写手法，因此弄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从而成为文学殿堂中的奇特动物——‘四不象’。在这里，我们不妨以‘人妖’一词来比喻和概括金庸小说中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20] 学术界出现的以何满子、鄢烈山、袁良骏、王彬彬、王朔等人为代表的观点，有人将他们说成是反金派。 四、对金庸武侠小说论争的思考 以上所论述的当前文学界对金庸武侠小说评价的巨大差异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文本，同样的文学现象，不同的批评家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评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批评是否立足于其恰切的文化定位。笔者认为考察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应立足于它作为大众文化精品这样一种文化定位，才能对其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价。既然它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我们就不能套用精英文化、主导文化的标准对其进行衡量而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就以上所举的具体评论、论争文章的内容来看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是感性价值判断强于理性分析—46—说理；二是“离题”现象严重。当然，关于金庸的两次论争所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批评观念的滞后性、批评手法的单一性、批评话语的霸权化、批评者心态的浮躁等等。 就批评手法、批评观念、批评者的心态而言，徐岱指出：“首先是以所谓‘现实主义小说观’来‘矮化’通常属于浪漫主义文本的武侠小说；其次是以‘纯文艺高于通俗文艺’这种为人们所十分熟悉的先验立场，来‘封杀’金庸小说的艺术品位”[21]指出简单地将武侠小说置于新文学的对立面，并一笔抹杀这类文本的文学意义，这种非历史的批评观对于文学实践有害无益。同时他又对批评家的姿态作了透彻的评析：“一般说来，作家们大多是独行侠，热衷于向世界表达其作为个体之‘我’的声音。而批评家却相反，总是习惯于以‘我们’的身份出场，仿佛自己是全社会的代表。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有点‘做假’的味道（因为事实上在他的身后并未排列着某个集体方队），但除了让人因此而觉得批评家们通常不如作家们来得可爱之外，也无伤大雅。问题往往发生于‘假戏真做’之际。当有的批评家有意无意地硬是要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民众与社会的代表，他就会将一次‘讨论’变成一场‘审判’，向作家们施加文学之外的压力，使他们的创作生命承受难以承受之重。……所以，真正的文学批评只能是一种向包括作家在内的‘他者’开放的‘对话’，而不是对文学现象作出的某种‘裁决’”。[22] 就批评的标准而言，学者指出“在金庸小说研究和批评界，有两种经常出现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解释现象，即异元批评现象和过度阐释现象。前者多发生在金庸小说的反对者身上，后者多发生在支持者身上。”[23]文章中提到的异元批评，是指在进行批评的时候各个批评者由于自己的文化背景、文学观念的不同以及所持的批评理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批评方法的相异，常常使得在批评同一对象时所持的见解和所得出的结论不仅迥然有别，而且批评的双方根本无法形成对话。严家炎曾说异元批评：就是在不同质、不同“元”的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譬如说，用现实主义标准去衡量现代主义作品或浪漫主义作品，用现代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作品或浪漫主义作品，用浪漫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作品或现代主义作品，如此等等。这是一种使价值标准与批评对象完全脱节的牛头不对马嘴式的批评。而过度阐释现象则是过分专注于挖掘金庸小说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而没有看到其弊端。 就文学的雅俗问题而言，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本来一直强调雅俗共赏，并以之为文学的最高境界，在20世纪的中国，这种观点和呼声实际上也一直存在着。可这种理想化的文学观念，终究难以在20世纪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中获得充分的现实合理性——自80年代末以来，一方面，雅俗共赏作为文学最高境界，一直为人们所仰奉；另一方面，则几乎所有赢得广大读者的作家和作品，都会遭到主流文学界的强烈批判与本能抵制，如王朔、金庸、余秋雨等等，莫不如此。”[24] 从批评家的文本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批评中的霸权现象，导致2O世纪中国文学史叙述框架的严重倾斜。在对金庸小说的批评中，就有学者王彬彬《金庸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曾斩钉截铁地说：“金庸小说完全不能称之为‘新文学’”；刘川鄂、邓一光《金庸：被拔高的“大师”》：“一个通俗小说作家怎么能做中国最高学府的名誉教授呢?”；葛红兵《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论金庸与王朔之争》：“金庸的作品是封建之鸩”等等态度。 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它的文学地位而言，鄙之者谓之为文化垃圾、精神鸦片；宽容者称之快餐文化、大众文化；赞誉者则奉它为文学经典。那么在海内外的华人文化圈中，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迷上武侠文学，说明金庸武侠小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阅读期待和接受心理。 由金庸作品的论争引发的问题，既反映了世纪之交文化与文学观念的剧烈冲突，也反映了国内学术文化界相关规范的缺失。对论争进行研究与思考目的就是要使学术研究规范化，使学术文化走上健康有序的轨道，这才有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五常.我也看金庸[A].学术上的老人与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3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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