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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 西安 710062） 程国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陕西 西安 710062） 梁颖，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兰州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陕西 西安 710062） 张积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编审。（陕西 西安 710062） 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062） 新文学地理中的西部高地 从“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算起，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学史，到今天已形成了一个具有多种阐释可能的意义框架。在各种可能性中，人们总是乐于从文体流变、西学东渐、古今之争，或者社会变革、文化演进等等角度去阐释，而对新文学发展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的考察、阐释或者缺乏足够的热情，或者还没有找到适当的阐释角度，或者最多从风格、“乡土性”、“民族性”的意义上去描述京派、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之类的地方性文学流派，尤其是对新文学史上形成较大冲击波的西部文化与西部文学，至今处于视而不见的状态（注：在目前通行的高校当代文学教材中，有关西部文学的内容都是以寥寥数语了事。）。本文尽管由于篇幅所限同样不能完成这项工作，但试图就新文学地理中几个西部高地做一初步廓清，进而对西部地域文化对新文学史所产生的影响及其阐释角度问题谈几点意见。 如果在改变新文学史总体进程的高度来看，构成新文学史的最重大的地域因素便是西部。无论是京派、海派，还是东北作家群，也还是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不管其自身取得多高的艺术成就，都谈不到可以影响或改变新文学史的总体进程。而西部文化和西部文学则完全不同，其在新文学史上形成的两座高峰却不仅改变了新文学史的总体进程，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流变的总体进程。 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西部高地出现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 尽管人们至今仍然没有从西部地域文化的角度去认识那段文学史。但从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起，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西部的地域因素内在地决定了新文学的主流形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文学的思想和艺术控制中心就在西部。在40年代，随着延安的崛起和抗战时期中国政治一文化中心向西南的迁移，新文学的控制中心基本上全部集中在了西部地区，出现了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中心、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文学中心、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知识分子文学中心。其中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以其所代表的政治倾向和时代特征影响着重庆和昆明的许多作家和文人。1942年毛泽东倡导的民族化、大众化运动，成为影响整个新文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而民族化、大众化运动的主要成就，便体现在文人写作与西部地域文化和民间文艺的融合上。这种潮流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 在四五十年代，新文学的作家队伍出现了一次地理性的转换。众所周知，40年代以前，新文学的主力作家是以东南部作家为主体的，即使生长于西部或北方的郭沫若、巴金、何其芳（四川）、曹禺（天津）、成仿吾（陕西）等，除老舍（北京）等个别作家外，其作品也很少表现出地域特征。那个时期的作家大都出身名门望族，且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多属知识分子型的作家。而从1942年以后到50年代出现的作家则大多生长于西部、北部，或者在西部、北部有过较长的生活经历。这些作家大都工农兵出身，具有较多的底层生活体验，对民间生活和民族民间文艺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了解。因此，他们自然成为民族化、大众化运动的主力军。从历史事实来看，他们体现民族化、大众化的作品基本上是在西部、北部民间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譬如40年代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张志民的《死不着》、阮章竟的《漳河水》、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以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 这一潮流蔓延到50年代，西部地域因素对主流文学的影响更到了决定性的程度。大批作家诗人进入西部，闻捷深入到新疆民族地区、李季举家迁往玉门油田、张志民深入到包钢，部队诗人公刘、梁上泉、李瑛驻扎在西南边陲。1955年被打为胡风分子的胡风进入青海、胡征进入陕西。1957年以后，一批“右派”作家先后进入西部，艾青、王蒙、张贤亮、昌耀等等。同时，西部生长起来的作家成为新文学在50年代的代表作家，如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柯仲平、魏钢焰、铁依甫江，以及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流沙河等。此外，在这一时期短期深入西部的田间写了《天山诗草》、郭小川写了《塞外新疆》、李瑛写了《北疆红似火》等等。除了这些文人的文学写作外，这一时期在西部民间文艺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歌剧《刘三姐》、《阿诗玛》、《江姐》，以及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等，都具有明显的西部地域特征。这些土著的和外来的、长期的和短期的、文人的和民间的、自觉的和自发的作家及其写作，与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一起构成了新文学史上西部地域因素突起的第一处高地，同时，也构成了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座新文学高峰。可以说，新文学的这一段历史是在西部地域因素的作用下推进的。 对于这一西部高地，已有的文学史著作只是按照在某种政治倾向引导下的民族化、大众化运动进行叙述的。几乎没有人从新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的角度作过反思，更没有人认为那是一种西部文学。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返观这段文学史，就会发现，推动四五十年代的新文学史的因素中政治只是外在因素，而西部地域的文化基因则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之一。政治决定了其思想倾向，而西部地域文化则更多地决定了其艺术内涵和美学风格。当然，如果把这段文学史中的一部分视为西部文学的话，那么，它只能算作一种不自觉的西部文学。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导向和文化导向的作用下，这种不自觉的西部文学对新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真正自觉的、现代意义上的西部文学出现于80年代。可以说，80年代是新文学史上崛起的第二个西部高地。尽管这一高地影响和改变新文学史总体进程的程度并不比上一个高地大，但它为新文学的正面建构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80年代的西部高地由诗歌、小说、电影、音乐和美术共同构成。 西部诗歌最早出现于朦胧诗落潮的1982、1983年，其最早的说法是由新疆诗人杨牧、周涛和甘肃诗人林染在通信和交谈中提出的“新边塞诗”，这一概念经由余开伟、谢冕、周政保、公刘等人在《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绿风》等多家报刊著文深入论述，形成了一个由新、甘、青、宁数省诗人加盟的新诗史上第一个地域性诗歌流派。随着美国西部文学概念的引入，有人又将“新边塞诗”的概念扩展为“西部诗歌”，并将西藏诗人提出的“雪野诗”、陕西诗人提出的“黄土地诗歌”纳入其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多谱系、多流脉，并有数省区、数十位诗人参与的诗歌潮流。 西部小说主要由陕西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杨争光等人的小说构成，这些作家以讲述西部地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出现的人生事相为共同特征，并形成了质朴、蛮荒、厚重的美学风格。其中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杨争光的《棺材铺》、《赌徒》等，在文坛形成了较大影响，并与当时盛行的现代审美思潮构成强大反差，成为一支具有独立美学品格的文坛劲旅。 在西部诗歌和西部小说，以及美国的西部片影响下，电影界进入了改变整个中国电影史的西部电影时代。《黄土地》、《人生》、《默默的小理河》、《老井》、《红高粱》等一批影片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推出。这批影片以西部的名义标志着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开始，也标志着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崛起。 与此相呼应，音乐界、美术界也相继出现了西部热。西部地域文化由此进入了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的视野，以至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新文化发展演变的总体进程。 与四五十年代不同，80年代的西部高地不是在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出现的，而是由文化艺术界内部自发兴起的一个纯粹的文化艺术现象。它兴起的内在根源，一是文化艺术界普遍出现的现代化思潮，二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盛行的文化热。现代化思潮在文化的意义上构成了与西部的巨大反差，从而将古老、厚重，具有源头性的西部文化推到了审美反思的前台，同时，在艺术形态和艺术方法的意义上构成了激活西部传统文化艺术传统的最佳契机。而文化热则使人们将历史的和审美的反思目光同时投向了代表中华民族文化根性的西部。事实上，除了在西部写作和写西部的作家外，发生在西部之外的寻根文学同样具备某些西部文学的特征。这两个根源在80年代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中是两条最基本的途径，而这两条途径在西部的交叉，则使这一时期的西部文学成为与新文学现代性目标相一致的正面建树。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80年代的西部文学与新文学总体进程之间，构成了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关系：一方面，西部文学是新文学现代性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事实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往往是在与传统性的尖锐反差中实现的，而西部正是这种传统性的集中代表。因此像《老井》、《红高粱》这些西部小说和电影，便会以一种原始、蛮荒的力量成为中国最具现代意味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西部文学又与文学界以西方价值观念为标准的现代思潮构成了一种平衡关系。譬如西部诗歌出现于朦胧诗之后本身就意味着它以某些本土性、地域性的因素对朦胧诗西化倾向的一种反拨，而且与同时期出现的以杨炼、江河为代表的现代史诗写作构成了一纵（历史的）一横（地域的）两种相互平衡的文化反思向度。 综观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在本土寻找一个具有文化和艺术根性的支点，似乎是历史的必然。而这个支点必然是西部，因为西部无论从哪个意义上，都是我们民族之根，都是需要我们不断重临的起点。 论西部诗歌的悲情意识 西部诗歌有非常独特的审美品格。通常所说的以昌耀、周涛、杨牧、章德益、林染、何来等为代表的当代西部诗歌，把西部作为审美空间拓展了当代新诗的表现领域，展示出雄奇、崇高、奔放和浪漫的审美形态，丰富了新诗的审美园地。除此而外，西部诗歌在主题上呈现出强烈的命运意识、浓厚的悲剧意识和荒原意识；在其抒情主人公形象身上蕴含着强烈的自审意识、孤独感、生命的无助感和流浪意识、救赎意识；在诗歌意象选择运用上透露着蛮荒、空寂的灰暗色彩；在诗歌总体审美中又呈现独特的悲壮意识。这些品质是西部诗歌里非常内在的一些的品质，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些品质。这些品质概括地说，就是一种悲情意识。它弥漫于西部诗歌，构成西部诗歌独特的思想艺术魅力。鉴于此，本文聊作梳理。 一 悲剧意识与荒原意识。昌耀诗歌有非常浓厚的命运意识。《慈航》这首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长诗，就是咏叹命运的名诗。它展示一个个体生命如何跟荒原有了联系，接受了一种命运，成为游牧民的一员，与土伯特人共命运的生命故事。诗歌表现出了强烈的悲剧意识与荒原意识：“摘掉荆冠／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命运。／眺望旷野里／气象哨／雪白的柱顶／横卧着一支安详的箭镞……”，“而他——／摘掉荆冠／从荒原踏来，／走向每需面帐幕。／他忘不了那雪山，那香炉，那孔雀翎。／他忘不了那孔雀翎上众多的眼睛。／他已属于那一片天空。／他已属于那一片热土。／他已属于那一个没有王笏的侍臣。”题目“慈航”也就是生命的航程，在与命运搏斗中，一个西部人获取了生的力量：“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昌耀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西部，西部成了他的故乡与最终归宿。他与西部已经息息相关，共享同样的命运。也许《乡愁》是理解昌耀的典型作品：“他忧愁了。／他思念自己的快谷。／那里 紧贴着断崖的裸岩，／他的牦牛悠闲地舔食／雪线下的青草／而在草滩／他的一只马句正扬起四蹄，／徵开河弯的浅水／向着对岸的母畜奔去，／慌张饿日又娇嗔的咴咴……／那里的太阳是浓重的铀彩。／那里的空气被冰雪滤过，／混合着刺人感官的奶油，草叶／与 母的芳香……／／——我不就是那个／在街灯下思乡的牧人？／梦游与我共命运的土地？”既然把命运与这片土地（荒原）联系起来，便必然充满艰辛。在这片叫旅行者和异乡人神往的荒寒苦绝之地，其实生存的是牦牛、野马、母畜，存在的是与此相联系的草叶、奶油、芨芨草等人类文明的对立物。在人与荒原的这种冲突中，个体的命运交给了自然，注定是悲剧性的。昌耀的命运就是如此。其诗歌也就充满着悲剧意识和宗教意识。宗教缘起于对生命的关怀。西部人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就是以此获得精神与心灵的满足。像昌耀《慈航》的宗教情绪就源于此。正是这种宗教情绪把悲天悯人的情怀赋予了昌耀的诗歌和西部诗。 周涛诗多为高音。但他的《他们》同样展示了西部生命悲壮的生存命运：“他们在也许是远古的鱼巡游过的路上行进／从贫困的，养育了野心的茅屋里出发／这些清醒的冒险家，冷静的幻想者／用马褡里的粮食计算路程／而今夜就宿在了空无依托的旷地／／……夜云的魔布包不住太多的星星，坠落着／这天空和大地是如此地宽厚而博大／一切都是财富，一切也全是尘土／以生命在时空中之短暂和坚韧／祈求你祝福吧——怜悯他们”。他的《这是一块偏心的土地》则在西北与东南奇特地势的对比里满含抱怨：“诺大的中国东南倾斜而失去平衡”。其诗集《英雄泪》极有象征意义地显示出这位具有英雄情结的西部军旅诗人的悲情意识。 章德益的诗往往把西部地理与历史结合，从而挖掘一种西部精神：“天边，几束夕光／是宇宙抛来的缰绳／拴不住我不羁的幻想／却拴住烈马般的／远山几尊／铁与火铸造的古沙场上／千古铁蹄／锻造多少强者的灵魂／至今那马蹄的锤击／还叩响着历史的回声／／光荣与屈辱／都曾在古沙场的血火里诞生／在同一块坚硬的沙漠上／既锻造史诗的壮丽／也锻打思想的深沉／无须宇宙／挤下一滴落日／来涂抹地球的伤痕／在人类多少血火的废墟里／没有匍匐下的／是古中国长城的精神。”（《古沙场黄昏》）这种“西部精神”里的“血火”、“伤痕”包含一种悲剧精神。西部雄奇博大然而又异常脆弱，历史时不时就在这里演出一场场悲喜剧。一种规模浩大的惨烈往往会被另一个历史的足音淹没。因而，生活于这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可能饱经更多的忧患，生命中存留更多的悲情。荒原和历史的“伤痕”蕴育了西部诗人的悲剧意识。 自审意识和忧患意识。对历史的沉思与现实的省察使西部诗歌充满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冥冥天地间有过无数的与风车的搏斗。／有过无尽的向酒的挑战。／为夺回被劫持的处女的贞洁及贵妇人被践踏的／荣誉义无反顾。／吃尽皮肉之苦，遭到满堂哄笑／少女杜尔西内亚公主永远长不大的情人，／永远的至死不悟——拒绝谣言／永远的灵魂受难／永远的背负历史的包袱。／／饭局将撤 施主少陪／堂·吉可德好汉们无心尴尬／但这是最最严重的关头。／匹夫之勇又如何战胜现代饕餮兽吐火的焰口？……东方游侠 满怀乌托邦的幻觉 以献身者自命。／这是最后的斗争。但是万能的魔法又以万能的／名义卷土重来。／风萧萧兮易水寒……悲壮啊，实不能有一个落荒者。”（昌耀《堂·吉可德军团还在前进》）夸父之勇的结果往往是悲剧。可以被称为当代西部诗歌总体象征的周涛的《野马群》，也充分的表现了对西部承受苦难的人民的同情：“在那桀骜不驯的野性的眼睛里／是很难找到一点温顺的啊／／汗血马的后代／突厥铁骑的子孙／一次酷烈的战役之后侥幸生存下来的……昔日马中的贵族／失去了华贵的马厩／沦为荒野中的流浪者／面临濒于灭绝的威胁／与狼群周旋／追逐水草于荒漠／躲过捕杀的枪口／但是即使袭来旷世的风暴／他们也是不肯跪着求生的／一群啊。”此处马非马，而是人及其他在这块土地上的性格和命运啊！周涛表面在写西部神奇壮观之景和野马群的孤傲，而他对马的命运咏叹里却包含深切的同情，强烈的忧患意识。 这种对于西部生命的同情，在诗人又往往转化成一种强烈的自审意识渗透在他们的创作中。在《慈航》里，昌耀把抒情主人公分为“你”、“我”和“他”三层面，对自身及其命运作出了审视：“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我，就是这样一部行动的情书。／／我不理解遗忘。／也不习惯麻木。／我不时展示状如兰花的手指／朝向空阔弹去——／触痛了的是回声。／然而，只是为了再听一次失道者／败北的消息／我才拨弄这支／命题古老的琴曲？” 西部诗人善于写西部地域及其风情，他们观照西部往往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和美好的眼光观照，同1950年代后闻捷、李季相一致。歌颂西部大自然的广漠空阔神奇，颂扬建设西部的开拓精神。但是，在1985年以后，随着新的社会思潮的涌动，西部诗人的作品渐渐由过去的乐观激情书写向理性审视转移，由英雄主义的情感抒发向世俗平民情调的表现偏移。一部分西部诗人把笔触插到灵魂的深处，揭示与劳苦、坚韧共生的麻木柔顺的历史因袭，以唤醒内在人格与生命意识的崛起。昌耀、章德益、林染等开启了这一新路。如周涛拒绝平庸，神往崇高：“我愿意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只拒绝一样：平庸。／我不要世俗的幸福，却甘愿／在艰难曲折中寻觅真金。”但林染的“跋涉者”就开始有了忧郁：“是的，我的歌儿有些低沉／谢谢你的理解／在真正的西边塞／诚挚的跋涉这会有忧郁的。”章德益笔下的“西部”有了“叛逆的雨晶”、“腌得发黄的云”和“疯女金发般起伏的层层沙染”。对于人的内在生命感和焦虑的把握使西部诗歌包含一种深切的孤独意识。例如昌耀，对自身生命的审视使他发问：“在荒原不朽的暗夜。／在暗夜浮动的旋梯／在烦躁不安闪烁而过的红狐／那惊魂未定瞬忽隐遁的黄翎／那来去无踪的鸱鸺／那旷野猫／那鹿路麋／那磷光……可是他昨天的影子？”（《慈航》） 孤独感和流浪意识。西部诗人喜欢写流浪，善于表达孤独意识。这源于诗人们强烈的自审意识：“这个社会的怪物，孤儿浪子，单恋的情人／总是梦想着温情脉脉的纱幕净化一切污秽，／因自作多情的感动常常流下滚烫的泪水。”（昌耀《烘烤》）昌耀异常孤独。他和西部诗人的这种孤独是那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孤独。雪野广漠，大天大地，来开拓进取，最终成就成一幅受难的“雕塑”：“像一个／七十五度倾斜的十字架／——他，稳住了支点，／挺住脖颈，牵引身后的重车。／周延成一支——／向前欲发的闷箭……／／——历史的长途，／正是如此多情地／流下了先行者的雕塑。”（昌耀《雕塑》）因此，在西部诗人或者西部诗歌中，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到一种孤独感，在英雄主义背后的一种感伤的情绪。昌耀自比是“沙洲一株啸傲的红柳”，就反映出西部人的孤独和渺小感。 西部诗人作品抒情主人公形象往往是“孤独者”的形象。大漠中的一株芨芨草，荒山上的一匹狼，雪地里的一匹马，草原上的一头公牛，大河中的一个筏子客，全部有在孤绝中生活挣扎的生命特征。他们没有家园感，流浪就是他们的生命特征。因此，昌耀、周涛、杨牧、章德益、林染、李老乡、何采的诗歌，都展示出浓烈的流浪意识和“断肠人在天涯”的悲情意识。漂居无定这种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会像“野马群”那样极容易产生“一种浪子对故土的怀恋”。这是西部诗歌的经验，也是西部诗歌重要的审美个性。 二 西部诗歌之所以呈现出浓厚的悲情意识和它独特的美学风貌，事实上正源于西部独特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历史的绵远而复杂微妙关系，也源于西部的民族性格与个体人格特征，以及西部诗人们强烈的现实感受。李震在《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中有一个“西部诗人诗评家调查报告”，认为西部诗人“嗜好不广泛，不善游戏，有较强的现世生存意识、命运感和理性精神，虽生活较单调、沉重，却有严肃的生存态度和强烈的事业心。这种生存本身很崇高，而且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或许这正是西部诗歌美学风格的来源之一。”在该书中他还说，“人烟的稀少，社区的分散，也养成西部人的孤独感、荒原感和独立精神”。“边地、异乡”的诗歌有其自身的审美特征。西部太博大辽阔了，占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一半以上；西部太贫穷了，现代文明还没有完全普照了它的每一个角落；西部又太荒寒了，生活于它上面的人的生存的经验叫南部都市的人心惊胆寒。当那些开拓者满怀希望来融入这片土地的时候，发现了灵与肉的多重煎熬。这无疑是西部诗歌悲情意识的深刻渊源。更进一步说，是荒原和历史的“伤痕”蕴育了悲剧及其意识。 西羌雪域，戈壁荒漠，远古沙场，悠悠岁月，这样一种时空给了西部诗人创作以灵感。这大概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面对它，一方面产生的昂扬激越的激情，奋发向上的力量（所谓时代精神），一方面则可能是思古之幽情，空寂的悲哀。而后者正是西部诗歌所具有的强烈悲情意识。昌耀、周涛、杨牧、章德益、李老乡等西部诗人的诗里，弥漫这种意识。 这里谈论西部诗歌的悲情意识，并不是要凸现西部诗歌雄奇、崇高、奔放和浪漫的审美品质，也不是要否定西部诗歌里那些田园牧歌诗的优美、浪漫的精神格调，本文只是要探讨一些西部诗歌更为内在的一些品质。因为，我们谈昌耀，避开其忧患意识、生命悲剧意识，会无从谈起；论周涛、杨牧、章德益、李老乡的诗，撇开人与自然、历史的神秘关系也就一切流于表面化了。所谓地域色彩、民俗风情，所谓西部诗歌的新近变化是从视觉奇观向人性体验深化，审美从雄奇、崇高和奔放向世俗人生观照偏移，都是大而化之的泛泛而谈，因为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个动向就是如此。只有探到深处，才能看取西部诗歌的内核。 西部的文学可能 中国西部是蕴含着丰富文学宝藏的一部大书，但作家们对此普遍认识不足。出于西部批评者的使命意识，也由于当下文坛的一些不良风气愈演愈烈，笔者希望通过探索西部的文学可能以及这些文学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如何才能转化为文学实践中的积极质素，来找到矫正和治疗中国当下文坛不良风气与积弊的可能路径。以下拟从两个方面对理想的本土文学形态进行理论构想。 西部镜像：抵抗模式化书写的有效途径 中国西部，含有某种起源性因素：中国境内成规模的山系，比如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均密集在西部，中东部多数山脉则为这些山系向东延伸的余波；孕育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两大河流长江与黄河均发源于此；从地缘位置来看，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西部与文化中心地区相比观念更迭迟缓，因而传统的东西保存得比较完整，具有更多的本土特色。凡此种种，都使西部更像一部具有元叙述意味的潜文本，为文学书写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在海路开通前，作为连接中亚、西亚、南亚的交通枢纽的古丝绸之路，一直是多种文明、文化汇聚的锋面，从而使这里的文化存在着多维性特征：“内在结构的多维性组合（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基质和中原儒家文化西渐后的融合）与历时形态的多维性汇聚（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古波斯、古印度与传统的、现代的中华文明的磨合）。”此外，西部复杂的地貌和多变的风景给人们带来的新鲜的视知觉感受；由特定地理环境所陶铸的不同民族与生俱来的那些遗传性倾向和独特气质；戍边者、流浪汉、罪犯、筏子客等不同身份与经历的人群所各自面对的生存问题与心理困惑；本土作家、流寓作家、客居作家所构成的具有层级感的创作队伍等，形成了西部难以穷尽的魅惑，也为文学书写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这些文学可能，不仅完全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文学实践，而且能够作为借镜，映照出中国当下文坛的诸多缺失。 在中国当下文坛，西化写作蔚然成风。从整个20世纪的文学发展流向来看，西化写作一直占主导倾向。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在其起点上，就是从西化模式上建构起来的。如果说，中国现代小说更多的是借鉴外来形式的话，那么，当下文坛的西化写作，则连表现的生活内容与价值取向也一并从西方“拿来”了。这些文本中充满了千篇一律的都市中产阶级的趣味：对金钱的追逐、纵情的享受、直截了当的性等等，以及这些趣味所由生发的场所：摩天大楼、酒吧、咖啡屋、浴室。这样的书写不仅因充满雷同被批评为“模式化书写”，而且更多的是西化经验而非本土经验。众所周知，文学是以个性和原创性为生命的，在这个最重要的衡量尺度面前，“模式化书写”只能丧失其存在的理由。 对西部的充分“懂得”使我们避免了对中国当下文学的发展前景过于悲观：西部那些极富张力、充满差异与个性的自然与人文奇观，一旦涉入文学本文，便会成为包罗万象的“西部镜像”，为我们提供极为丰富、独特的审美信息和本土经验，它必将对西化写作及其模式化弊病构成有力的冲击。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对西部奇风异俗的表象化铺陈。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思考：通过怎样的具体路径，我们才能更加有效地克服“西化写作”的“模式化”弊病？对此，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的观点也许不无启示意义：“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做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那样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了。”其实，周作人在上世纪20年代也发表过相似的观点，认为地方性是个性所由产生的源泉。 地域特点的确有助于生成文学的个性，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更详尽地表述为：地域文化对创作主体、对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人物形象以及作家采用的艺术形式都能产生个性化的影响，从而形成文学作品的个性。不止于此，地域性同时还是文学民族化的重要支点。在西部，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地理环境、气候、种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它们是个性化、本土化文学得以产生的沃土。正是从这个维度上，我们似乎找到了疗治“模式化书写”弊病的药方，我们期待着有远见的作家对地域特点这一文学富矿的深度挖掘。 文学诗性：对世俗气息的超越与对深度追求的重新认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代替乡村成为文学叙述和想象的重心，都市文学勃兴，向以乡土小说创作见长的西部文学相对处于沉寂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西部文学作品均已过气。起码，很多图书市场的调查表明：西部文学中的一些扛鼎之作，比如已故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多年来就一直雄居畅销书榜首。与此同时，都市叙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消极病象及由此带给读者的审美厌倦，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现象促使我们思考：文学究竟以什么持久打动人心？让我们仍然从当下文坛的不良风气说起。 在当下的都市文学中，普遍弥漫着一股洋洋自得的世俗气息。很多作家津津乐道于鸡毛蒜皮、毫无文学价值的小事，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堕落主义抱着认同的态度，严重地毁损了文学的诗性美。与此相反，阅读《平凡的世界》，一种浓烈的文学诗性氤氲而来，而我们从中并不难辩析，这种文学诗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家对苦难、道德等的文学性处理。 对苦难的表现，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强大主题。钱钟书对苦难在文学创造中的意义曾给予高度肯定：“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痛苦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西部自然环境的严酷、生存的超常艰难使苦难感成为西部人普遍的心理体验，因此西部文学在表现苦难、探询苦难与人的生命本义的关系方面，一向具有不俗表现，其中尤以路遥对苦难的表现最为震撼人心。路遥对苦难、饥饿、爱情不幸的书写，除了证明作家对历史真相的逼近与写作态度的诚实外，他那让人物在不间断的苦难面前经受考验，最终完成心灵的净化与救赎的“悲剧性叙述程式”，比起都市叙事中较为广泛地存在着的油滑和浅薄来，无疑更接近文学的诗性精神，这是路遥作品直到今天仍然感动我们的原因，也是我们愿意西部文学在这方面再接再厉的理由。当然，对苦难表现的赞赏，并不等于笔者提倡作家们去自找苦吃毕竟，苦难与苦难感是两码事，作家不必去亲历苦难，但不能在苦难这一人类存在的普遍感受前缺席。 对善、对纯洁爱情和美好人性的歌唱与守望，是文学保有持久诗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笔者以为，对文学现象不宜作简单的道德评价，对前一时期在批评界广为流行的泛道德化批评也不必逢迎。问题是，虽然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多方面的阐释空间，但文学一旦丧失了道德这个维度，嘲弄善和纯洁，对恶无动于衷，对堕落欣赏与认同，对底层人民的不幸漠然处之，毫无疑问，是无法进入伟大作品之列的。我们读雨果、托尔斯泰及路遥的作品，直到今天还会动容、流泪，深刻地体会到做人的尊严和高贵地活着的美好。那种崇高的审美体验有力地推动着我们，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远离物欲与卑琐，朝着人性的自我完善前进。这种深沉的人性力量与优美的诗性质素，是一切伟大作品长行不衰的根由。 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与东部存在着宽阔落差，因此西部人的伦理观念与东部人明显不同。当东部人普遍崇尚物质享受与交换法则时，西部人还持守着敬祖尊宗、重人伦轻实利的道德传统，由此决定了西部文学的道德氛围的浓郁。在这方面，我们的担心并不在于作家们缺乏道德感，而在于作家们对道德问题的认识往往过多地停留在前现代的水平上，带有清晰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尚未自觉地用现代意识来烛照人们的道德观念与行为准则，这是西部作家应倍加注意的，即使是路遥，也未能完全避免这样的局限。 对苦难、道德问题的关注，如果不是以文学的、艺术的方式进行处理，便不能获得最强大的诗性力量。让我们仍从《平凡的世界》说起。假如路遥在作品中对苦难、对道德历练仅作冷漠的、拉开距离的客观叙述，而不是像他在本文中已然呈示给我们的那样，在大段的景物描写中饱含深情地抒发他对故土的热爱，在叙述中常常激动不已地站出来，对所涉人和事进行坦诚的议论，便不会取得如此富于感染力的审美效果。看来，通过对抒情、描写、议论，甚至象征、写意等修辞手段的启用，来体现作家强大的主体力量，是文学打动人心的另一秘诀。在此，我不得不引入“深度追求”这一概念，并再次提及当下文坛写作倾向上的一些严重不足。 中国当代文坛，从新写实小说开始，追求原生态的现象还原式再现，以“零度情感”为最高叙述准则，放弃了作家作为人类良心和精神导师在本文中的出场。这是作家人文精神缺失和道义维度解体的表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同“深度追求”就显得迫切而必要了。因为文学最基本的精神是关注人的心灵状态和精神境遇，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建构文本的意义世界和价值立场，对世界和存在的真相作出自己的解释。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真正地担当起人类良心的使命，对人的完善和社会的健全发展有所助益。新写实小说以及相当一部分主流文学在这方面的不足，正为西部文学的再度崛起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和超越的方向。我们期待着愿意在此方向努力的西部作家作品，在未来文坛的规模化精彩亮相。 抗战时期茅盾在新疆对西部文学事业的开拓 20世纪30年代，通过“四·一二军事政变”掌握了军政大权的新疆督办盛世才，曾一度实行反帝、亲苏、亲共的“六大政策”，邀请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苏联派人帮他管理新疆，中国共产党也与之建立了正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应盛世才的邀请，中共还先后派出毛泽民、林基路等100多名党员干部参与了新疆政府的工作。由于这批共产党员的认真执行“六大”政策，努力工作，新疆面貌很快改观，出现了生机蓬勃的景象，一时成了国内各界人士注目和向往的“第二延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的鼓动和热情邀请，茅盾放下他《文艺阵地》主编的工作，1938年12月从香港出发一路辗转，于1939年3月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次年5月去延安，尔后又奉命到重庆，在云、蜀、陕、甘、新等西部各地开始了历时5年之久的文化、文学事业的开拓，为西部文化、文学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仅以他辗转新疆一年多时间为限，主要对其在开创抗战时期新疆文化、文学事业中的贡献作一探讨。 茅盾到迪化后受聘担任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授，但他的主要工作是担任新疆文化协会的委员长，领导新疆的文化建设。作为著名作家，他对新疆文学事业的发展投以特别的关注，在促进新疆文学事业的发展、进步方面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总结起来，主要有： 第一，积极组织开展文学创作，尤其是组织开展了反映新疆现实生活的剧本创作及戏剧运动。茅盾到新疆不久，就与杜重远、张仲实共同支持新疆学院学生创办了《新芒》月刊，并与张仲实兼任顾问，对刊物的方向、内容、编排等进行具体指导，同时不管工作多忙，每期都撰写文章给予支持。另外，还在《反帝战线》、《新疆日报》等发表10余篇有关时政、文化、文学等方面的文章，并在离新后发表多篇反映、抒发辗转新疆期间生活、心志的诗文作品，其中如《白杨礼赞》、《风景谈》一类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名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增添了光彩。他十分重视新疆文化、文艺的普及工作，精心组织开展了面向全疆各族民众的话剧创作与演出。在新疆学院教育系任主任期间，他除讲授“中国通史”、“国防教育”、“文艺思潮”等课程外，还在课余深入学生，组织开展文艺活动，辅导文艺创作。1939年3月—4月，他支持学生组织建立了“戏剧研究会”，指导、帮助赵普林等创作了报告剧《新新疆进行曲》。初稿完成后，茅盾亲自执笔修改定稿。该剧在纪念“四·一二”六周年之际演出，产生轰动，茅盾为此在《新疆日报》发表了题为《为〈新新疆进行曲〉的公演告亲爱的观众》的评论文章热情推介。作为新疆历史上第一部反映本省现实生活和以抗战为题材的大型话剧，它的创作和演出，无疑对新疆戏剧的创作和话剧运动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39年4月8日，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作为委员长兼任艺术部长，直接负责指导话剧、歌咏和漫画等三个业务科开展工作，并主持成立了戏剧运动委员会。同年8月，赵丹、叶露茜等影剧界知名人士来新疆，在茅盾的领导、支持下成立了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专业性话剧团——新疆实验剧团，及时改编和排练了章泯的抗日话剧《战斗》，于“九·一八”纪念日在迪化公演。这是新疆民众首次看到的真正的话剧艺术。茅盾在《新疆日报》发表《关于〈战斗〉》一文给予很高的评价，文章对帮助广大观众理解剧作的思想和艺术颇具指导价值。继《战斗》之后，实验剧团还集体创作并演出了反映新疆现实生活的大型话剧《新新疆万岁》。为总结经验，提高创作水平，茅盾又写作、发表《演出了〈新新疆万岁〉以后》一文，对该剧与《新新疆进行曲》创作上的优劣得失，尤其是艺术上共同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分析探讨。茅盾还从当时新疆剧坛的实际出发，提出要为剧作者召开“主题座谈会”、“素材座谈会”，采取集思广益编写剧本的方法。他提出的这些经验和措施切实可行，对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提高剧本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繁荣抗战时期新疆的话剧艺术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热情培养文学、文化人才。茅盾认为：“健全的文化干部，才是新疆文化建设的开路先锋”。只有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文化人才，才有可能推动文学、文化事业妁发展、繁荣。1939年6月，茅盾通过新疆文化协会向新疆各地发出通知，调查全疆“所有之艺术天才的人士（不分族别、性别、职业、年龄）”，包括能作诗歌（不分新旧）、能写剧本、善于话剧工作的等等。要求各地及时上报名单，以作集中培训，统一任用。同年10月，茅盾在新疆文化协会主持举办了“新疆文化干部训练班”，他亲自担任班主任，招收了包括13个民族的文化骨干在内的200多名学员。聘请了赵丹、徐韬、白大方等分别讲授“表演艺术”、“戏剧概论”、“编剧”等课程，茅盾自己也登台上“问题解答”课。“文干班”作为新疆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各民族文化干部的学校，虽只办了一期，但效果明显，影响深远。除通过“文干班”培养人才外，茅盾还注意利用工作机会经常关心、帮助文学青年，发现、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民族文学人才。 第三，传播进步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思想，向新疆文学青年进行文艺思想的启蒙。在新疆一年多时间里，茅盾写作、发表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论作10余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回顾研究“五四”以来20年间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向新疆文学青年进行新文学、新思想的启蒙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对新疆的文学爱好者灌输一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知识”。茅盾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一文中把中国新文学运动自“五四”至抗战前分为“五四”至“五卅”、“五卅”至1927年大革命、大革命失败至抗战三个时期，并对每一时期的特征都作了颇为精彩的分析论述。在《“五四”运动之检讨》一文中，他深入地分析了“五四”运动的起因、内容和得失，其有关看法虽因时代的局限与毛泽东以后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论断不尽一致，但对五四运动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和分析均能从历史实际出发，抓住问题的要害，至今仍不失深刻性和科学性，对我们今天深入研究五四运动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的启迪。 其次，对鲁迅精神作了研究。1939年10月19日，他应邀在新疆学院师生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3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并发表《在抗战中纪念鲁迅先生》一文，重点阐述了鲁迅先生的不朽精神。他提出要痛忆这位伟大的先驱者，希望现在的“青年人也要记得鲁迅先生一生辛苦，只为了给我们打开窗户，放新鲜空气进来”；记得鲁迅即使“在晚年，实在身体已经太坏了，但还是著作不辍，天天与恶势力奋斗”的精神。新疆各族人民了解鲁迅，是抗战爆发以后的事情，而茅盾则是最早向新疆各族人民介绍、宣传鲁迅及其精神的先驱者之一。 再次，关于诗歌理论与小说创作的研究。1939年5月13日，茅盾曾在《新疆日报》副刊《绿洲》上发表《关于诗》一文。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文的写作是要“向新疆的青年诗歌爱好者灌输一点诗的ABC”。文章对诗的分类、诗的韵律和节奏的基本理论知识作了深入浅出的阐释，提出了对现代诗的基本要求，以及诗的创作要“抒情”、“含蓄”、采用民歌体裁、“洗伐与扩充”“字汇”、韵与律去陈而创新等深刻独到的见解。茅盾评论新诗创作的文章不少，但写作“诗论”这一篇算是第一次。作为在新疆这一特殊环境中的特殊论作，该文对于普及诗歌理论知识和指导诗歌创作，提高青年文学爱好者的文学素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写作、发表诗论文章外，茅盾还应邀在《新疆日报》社为迪化爱好文学的青年、包括新疆学院的学生等作了关于《子夜》创作的演讲，并在《新疆日报》以《〈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为题发表。这是茅盾一生中自己谈《子夜》创作最为完整的文章，也是当年不少人把它作为阅读在新疆广泛流传的《子夜》的“入门书”，至今对于深入解读《子夜》这部巨著、研究茅盾的小说创作思想仍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 此外，他在新疆期间还撰文《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参加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在《新疆日报》发表《二十年来的苏联文学》和《诚恳的希望》等文介绍苏俄文学与文化。这些文章都以其新鲜的资料和新颖的观点，对边疆文学、文化界了解中国与世界，开阔思想视野具有切实的帮助。 第四，对西部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精辟而宝贵的见解。他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西部文化建设必须反封建，指出：“开展西部的文化运动，……还要和封建势力斗争。不然的话，文化运动就是一种表面的工作。”他一再强调了西部文化的建设必须重视、做好普及、深入与提高。普及与提高“这两方面是不能分开的，在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时代的文化运动，最先总是一种启蒙运动，由启蒙而普及地发展下去，文化运动就可以渐渐地提高。因为不普及，就根本说不到提高”。讲到新疆文化、文学工作的成绩时，他特别提到，“我们不能以当前的成就为满足，我们要求文化工作之普遍与扩大，同时须求其提高与精深。我们固然渴盼有在文化部门挺然独秀的杰出之士，应时而出，但我们尤其渴望全疆民众至少是大多数民众，能够平衡地发展他们的文化的天禀，我们希望在青年群中，产生了千百的优秀作家，但我们尤其重视的，是扫除了千万的文盲！如果只有了少数的优秀作家，而大多数民众仍是文盲，仍与文化无缘，那就不是我们工作的真正胜利。”他反复地讲到，西部文学、文化的建设需要大批的文学、文化人才。他尖锐地指出：“以后的文化人最好分散各地，不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尤其是西北的文化运动，更需要大批的文化人到这儿来推动。”茅盾与杜重远、张仲实、赵丹等一大批优秀人才抗战时期的汇聚新疆，创造了新疆一时间文化、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独特景观的事实，也充分地证明了他的这一看法的正确性。西部文学、文化的建设、发展，需要开明的政策支持，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讲到当年新疆的文化、文学之所以能“在一片‘沙漠’上，在短短的时期，开放出灿烂的文化之花”的原因，茅盾深刻地指出：“新疆的文化，所以能有这样‘奇迹’似地飞速发展，全赖有正确的文化政策：‘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文化政策”。具有进步的政策，才能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也才能吸引人才、凝聚人心，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干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三四十年代新疆文化、文学事业奇迹的创造，是与当时“六大政策”下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力量的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密不可分的。事实再一次表明，西部文化、文学乃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都必须有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更为良好宽松的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茅盾抗战时期开拓西部文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独特贡献，意义深远。一、在实践上，他热情组织指导话剧创作、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开展；悉心指导、帮助文学青年，发现、培养了一批文学人才。二、在理论上，他以自己的多次报告演讲和多篇理论文章，向文学青年进行新文化运动历史知识的启蒙和文艺理论知识的教育，促进了民族文学人才素质的提高。三、在包括西部文学在内的西部文化建设上，提出了许多宝贵有深意的见解，不仅在过去新疆文学、文化建设上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今天西部文学、文化的发展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总之，若论对西部文学、文化的开拓、贡献，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家中他应算是第一人，值得我们不断总结，进一步深入研究。 茅盾曾多次讲过：“新疆不但在资源的开发上说起来，是一块‘处女地’，即在文化的开发上说，也是一块‘处女地’。”他的话富有深义，十分值得回味。自20世纪30年代末至今的60多年中，西部文学、文化事业虽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作为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鲜明地域特色的西部文学、文化，仍然蕴藏着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和潜能。为更好地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西部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都应该认真总结汲取历史经验，进一步弘扬先辈精神，不断有新的开拓，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西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刍议 中国西部是经济与社会相对欠发达地区，在很多方面都仍处在以“文化习语”为主的发展阶段，向国内外先进文化学习确实仍是西部人的当务之急。在人文社会学科（包括现当代文学）建设方面大抵也是如此。这里拟就西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状况进行一些初步考察，并略述个人相关的见解与建议。大致说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建设最重要的基础是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西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近些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些理工科院校也开办了这一专业，相关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出现了新的面貌。从积极方面来看，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生教育也初步建立了重要的互动关系。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成了激活与支撑该学科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往届毕业研究生也已有相当一部分成了该学科骨干教学科研人员。从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研究生教育与学术发展、学科建设的命运确是息息相关的，彼此之间可以互动互为、互利互惠，因此二者必然也是相得益彰、同在共进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教育业已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动力源，人才库和保障部，作为一个学科、专业的繁荣及其可持续发展亦有赖于此。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部现当代文学学科队伍应该说还是比较弱的一支队伍。西部一些省属社会科学院及文联、作协系统原来也有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专业学者或批评家，但近些年来，其中的较大部分都已经退休或分流，有少量的一些学者近几年进入了高校。可以说，为了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的需要，西部高校相对集中了较多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师，他们从事着相当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从队伍构成上看，西部普通高校近371所（截止到2003年7月1日统计，全国普通高校1517所），包括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在内的几乎所有高校，都还缺乏学科拔尖人才，教师中博士比例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不少专升本院校和专科学校，连硕士学位出身的教师也很少见。这种状况与东部地区高校，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高校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此外，如按国际公认的生师比计算，我国高校普遍师资不足。西部高校师资则尤其缺乏，即使是西部大城市重点高校也有优秀人才不足之忧，所以非常需要优秀毕业研究生特别是博士充实到西部高校教师队伍中来。但较长时期以来，西部高校自身培养能力不强，授权点少，导师力量也较弱，培养出的少量优秀研究生往往还通过考博、进博士后流动站甚至是直接走人等方式，进入东部高校。还有一部分来自西部的研究生宁愿进入东部中等学校或跨入其他行业，也不愿在西部高校工作。西部师资原本不足，再加上流失严重，所以要搞好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难度极大。 队伍建设既不到位，学位点建设自然会滞后，高层次人才培养也必然要大受影响。迄今为止，西部12省区仅有两个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四川大学和兰州大学）和1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很难满足西部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尽管有的导师指导了较多的研究生，也还是杯水车薪，在培养质量上也难以保证。如果说全国在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培养上存在不少问题，那么这种状况无疑在西部更为严重。问题也许是因“扩招”而起，但总体看，尤其是从全国人口的比例来看，研究生人数毕竟还极少，在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也还不到千分之二。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我国在校研究生的绝对数字上去了，但从人口背景和现实需要的视境来看，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还是远为不够的。现当代文学专业基本也是如此，导师偏少，生源不足，培养条件也不够理想。同时由于生源层次低、人员杂和性差显，甚至导致了一些人对该学科的轻视，也使一些同仁对本学科的未来产生了很大的隐忧。因为生源往往带有“根源”的意味，会给培养尤其是学术创新带来一系列的困难。此外，西部拥有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导师力量也仍明显不足，都要部分外聘兼职导师来充实导师力量；西部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导师数量虽容易凑合，但学术水平和培养条件则多不够理想。如缺乏起码的科研经费，上课的教室尤其是拥有现代化教学设施的教室普遍不足，有些导师至今还没有配备和使用电脑，科研和教学的手段基本还是传统的口口相授。 二、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支点和目标。没有科研，几乎谈不上学科建设，而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为了进一步搞好科研，产出创新性科研成果，切实推进学科的持续发展。在西部，尽管学术条件和环境很不理想，但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某些高校还是比较活跃的，在学科建设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如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师范大学，目前都有相当可观的一些学者在从事前沿性的科研工作，取得了较多的科研成果。但西部一些学校原本拥有较强的科研力量，甚至曾经相当辉煌，如四川大学在80年代，曾拥有华忱之、李昌陟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学者。西北大学在80年代初就培养出了王富仁、阎庆生等一批科研突出的优秀研究生；到90年代中期，还在鲁迅研究、文学思潮研究和当代文学史研究等方面拥有张华、陈学超和赵俊贤等知名学者。但时至今日，科研力量与学术影响明显削弱。自然，西部现当代文学科研力量较弱，与博士学位授权点过少也有一定关系。从1981到2003年我国共进行了九批学位点的审批。截止到2003年秋第九批学位点审批工作结束，我国共有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点26个（包括含于一级学科授权中的18个）。西部仅有两个博士点（兰大与川大）。这就很难充分起到应有的科研带头作用，而这两个博士点目前包括外聘导师在内，也只有7位导师上岗招生，有的导师目前要带博士生、硕士生数十名，占去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多少会影响到自己的科研工作。 近水楼台先得月，西部学者似乎应该自觉强化对西部文学的研究。但不少西部学者却常常满足于“跟班”式研究或比较空洞的宏观研究，尤其容易满足于注目东部人制造的“热点”和“亮点”，关注所谓“文化中心”的风云变幻，对历史上的“文化边缘”或“弱势文化”则多有忽视。实际上，历史上“热”的东西并非总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在文化和艺术领域，往往是被遮蔽的东西更神奇更珍贵。昨日的边缘文化和默默无闻的文学艺术，极有可能成为今日和未来的文化骄子和文艺新星。问题是要有学者去发现去研究。比如对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西部文学，尤其是西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比较薄弱，应该大力加强。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研究东部文学或文化中心文学的“西进”、“西游”现象，通过充分的史料发掘，研究西部读者对东部文学的“接受”或东部文学的西域传播。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既要避免政治干预而忽视台港澳文学，也不要因为某种文化优越感而忽视西部现代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其实，通过阿来《尘埃落定》和红柯《西去的骑手》等西部作家的创作实践业已初步证明，少数民族文化完全可能对汉语写作产生巨大影响。绝域产生大美，孤独凝聚神奇，而精神生态、文化生态出现的诸多危机也需要我们汲取各种各样的文化营养。西部文学在这方面就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和丰厚的资源。 三、学位点建设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在高校体制化建设中，有没有学位授权点，亦即高层次的研究生培养的基础平台，对一个学科来说非常重要，几乎就是一个学科的活力及地位最醒目的标志。从这种意义上讲，西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搞得比较好的应是四川大学和兰州大学，标志就是这两所高校拥有该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兰州大学是独立申报成功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四川大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申报成功带出来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前者具有较强的学科竞争力，后者的学科实力近些年来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加强，但正在积极设法予以改变。陕西由于重视不够，该学科的建设失去了一些机遇，留下了较大的遗憾。西部现当代文学博士点现有2个（甘肃、四川各1个），硕士点现有18个（四川4个，陕西3个，甘肃、重庆、云南各2个，宁夏、新疆、内蒙、贵州、广西各1个），除了西藏和青海尚无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他省区都有，其中学位点建设比较好的是四川、甘肃、陕西和重庆，但整体看明显偏少，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且在西部也出现了不平衡现象，有必要予以调整。 现当代文学的学位点（尤其是博士点）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在现有的26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中，西部12省区总共2个，拥有的博士点数量不到全国的8%。应该说，现当代文学学科点的布局，尤其是博士点的分布不均衡的问题相当严重。虽然在1999年以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非均衡战略开始向地区协调战略过渡，但就研究生教育而言，东西部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拉大。博士学位授予数在东部持续增高，而已有的中文一级学科授权点共18个，其中西部只有1个（四川大学），还不到东部的6%。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现当代文学学科点的布局失衡也不过是总体失衡的一个具体体现罢了。在2003年第九批学位点审批中批准设立的三个现当代文学博士点（清华大学、上海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四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首都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武汉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依然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可见，这样的失衡还在加剧。而学位点布局失衡的后果是严重制约了西部中国语言文学（包括现当代文学）研究人才的储备，导致了西部研究人才的流失，进而影响了这个地区人文社会学科（包括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同时，人才的缺乏和流失，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显然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四、抢抓机遇，加快西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步伐。从西部大开发和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时代需求来看，目前存在的问题也确实很多。要解决这些问题，自然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在西部大开发和全国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及时抓住机遇，适当加快前进的步伐显然还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们现仅就西部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西部高校应该在努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同时，努力为西部现当代文学发展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切实重视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西部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教学科研人员，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消除自身惰性或“自闭”倾向，克服各种困难，积极走出去参加一些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科研意识的增强和学术交流的增多，必然会对学科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2.国家各有关部门的政策性倾斜与支持，在一个时期里仍非常必要。西部开发需要经费也需要人才，西部教育尤其需要较高的发展平台，而政策到位就可以较快地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第九批学位点审批，由于在通讯评审和学科组评审中，两次对西部给予降分待遇，尽管现当代文学没有获得新的博士点，但硕士点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为今后争取新的博士点和缓解学位点与学科发展的布局失衡打下了一定的基础。3.西部开发并非仅仅是西部人的事情，而是全国的事情。就像全国支持西部开发一样，西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也需要来自全国学术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如全国性期刊对西部文学研究成果的关注，即应继续加强；各类基金项目和评奖也要为西部学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本专业的学会或其他全国性学术组织、教学组织，也能吸收更多一些西部人参加；本专业的一些重要会议可以放在西部召开；更多的知名学者应不计报酬到西部讲学，并为西部学术期刊多多赐下大作。4.要对西部研究生教育给予特别的关注，从招生政策、指标分配、学位授予和优博论文评选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倾斜。近年来文学门类研究生录取分数线高居不下，遥遥领先，目的是为了限制文学类招生人数。其实骨子里还是重理轻文的意识在作祟。文学是人学，精通文学者就业面实际很宽很广。所以多为西部培养一些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对发展西部教育事业、促进社会进步肯定有积极的意义。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