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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强势精进，电影批评却相当落寞：严肃批评“失语”，影视报道沦为炒作。电影批评的迷失比电影创作的迷失有更大的危害。重建电影批评的信誉和权威、补上电影发展的这块短板显得尤为此紧迫。 飞扬到落寞 电影批评逐渐“失语” 电影批评对于电影创作及其思潮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上个世纪30年代前期和七八十年代，是中国电影批评的两个黄金时代。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批评，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起到了矫正方向的作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电影抓住老片复映、新片献映、外片开映的历史性机遇迅速走向了辉煌。在普及层面，群众性影评生机勃勃，据统计全国约有两万多个影评学会或社团常年开展活动，当时发表群众性评论的《大众电影》印数高达960万；在专业层面，专家学者压抑已久的学术激情空前焕发，加上大量吸收西方现代电影批评方法的精华，形成了“批评影响创作”、“理论指导实践”的良性互动局面。《黄土地》、《孩子王》、《盗马贼》、《红高粱》、《老井》、《黑炮事件》等影片的诞生是电影批评催生的结果；反过来，这些影片的诞生引发了人们广泛的讨论，又促成了电影批评新的思考。 可以说，电影批评推动了电影意识的觉醒和自觉，与改革开放同步，与对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引进同步，与电影创作繁荣同步，与当时由第四代导演和崭露头角的第五代导演引领的电影创新运动良性互动，出现了我国电影历史上难得的评论与创作互为促进的独特景观。电影批评在弘扬现实主义批评方法的同时，积极引进和借鉴西方各种电影批评新方法，在电影批评的深度与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不过，很多批评实际上扮演的是西方电影批评传声筒的角色，为了将中国电影文本套进西方电影批评的框架，不惜削足适履，堆砌概念，大量使用专业人士都不一定能看懂的词汇以显示理论的“高深”与“学术”。为了证明自己的批评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他们首先在西方各种电影批评新方法中去寻找依据，而很少去质询这些批评话语是否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食洋不化”的倾向，甚至陷入了“方法论崇拜”、“工具论崇拜”。 某些学院式、精英化批评过度自恋、自说自话，完全采取“六经注我”的态度，少有对电影批评的对象也就是电影作品及其电影现象进行价值评判，既不能触动电影创作者的心灵，也完全忽略了电影批评的大众化特性和品质，所以不能在电影创作者和大众那里产生应有的反响和影响。更重要的是，学院式、精英化不适当地强调电影批评要与电影创作实践、电影生产相分离才能有自身”独立“的空间和发展，不去触及活生生的电影实践，其结果使得电影批评与电影创作实践渐行渐远，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电影创作实践的冷遇。事实上，电影批评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是电影批评自身的僵化、偏执姿态造成的，“方法论”、“工具论”狂欢不仅误导了中国电影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中国电影。 喧哗与骚动 娱乐化“批评”无序膨胀 面对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迅猛发展以及媒体时代舆论环境的变化，曾经数度辉煌的中国电影批评陷入了“集体失语”的困境。但就在精英式批评、学院式批评“向内转”而与创作实践和大众渐行渐远的同时，网络批评、媒体批评迅速发展乃至膨胀起来，形成了无节制的众声喧哗的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占据了批评话语的主流，并在年轻人群体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进入21世纪，电视、报纸，尤其是网络等新媒介日益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媒的兴起，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随性、尽情地在网络信息平台上开帖发言、开设博客，表达对电影作品、电影话题的意见和看法，形成了网络影评丰富多元、众声喧哗的文化局面。电影批评的主要传播媒介也由过去的纸质报刊转到以互联网的专业频道、网络社区、博客、视频播客为代表的新媒体。一部电影从开机到放映，首先是在网络上发布各种新闻吸引人的眼球。 网络影评作为电影批评在网络时代的新形式，迅速发展并且产生了令人始料未及的影响。但由于网络影评者的文化与社会身份相当复杂，由于缺乏必要的学术准备与文化自律，再加上专业知识不足和缺乏对话、沟通的诚意，网络影评形成了严重无序的状态，“骂战”甚至成为一种常态。 与网络批评同时兴起的，是由媒体主导的带有强烈广告性质的某些媒体批评。媒体竞争异常激烈，中国报刊业近年一再增加娱乐影视版面，迅速集结起一个“娱乐记者”职业群。诸多大众传媒则从自身的商业利益出发，迎合时尚，以花边新闻、内幕曝光、哗众取宠形成强势话语以吸引人们眼球。投资方计入营销成本的宣传费也首先投向娱乐媒体，配合着新片首映式、观众见面会、新闻发布会等“大众表演”活动，借助于媒体自身的优势造成了“媒体说了算”的态势。大多数媒体式“批评”紧跟大众传媒的新闻性，迎合大众对电影流行元素和时尚信息的口味需求，追求“可视”、“可读”乃至文本的故事性，把立体的有深度的批评变成了平面化的解说和介绍。这样的娱乐报道往往不满足于传播信息，而热衷于“生产信息”，他们拥有进行炒作的版面优势，凭借自己掌握的话语权，把他们自己的“观影消费导向”强加给读者和观众。 我们不能否认媒体式批评对大众的电影消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样不能低估某些媒体式批评自身品质和文化内涵的缺失所产生的消极意义，包括对观众鉴赏的误导。 担当和沟通 批评要找病症开良方 面对复杂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需要对中国电影批评进行整体性的反思。客观地说，进入到21世纪后，面对价值观建构和表达混乱的超级商业大片，在帮助它们成为不仅仅是电影市场上的主流大片、而且也是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意义上的主流大片的问题上，电影批评还是发挥了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但毋庸讳言，电影批评自身也有一些不得不说的失误。 比如影评沦为“票房才是硬道理”这一商业逻辑的理论张本。对商业电影、尤其是商业大片来说，票房确实是衡量电影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量化指标之一。但我们不能以票房就是硬道理衡量所有类型的电影，也不能把“票房是硬道理”从艺术传播领域无限制地延伸到艺术创造过程之中。导演不能把票房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和价值尺度，批评家更不能把票房作为评价一部电影是否成功的唯一价值尺度。在中国商业电影美学体系建设中，电影批评完全站在制片人的立场上片面强调“票房是硬道理”，把电影批评变成了票房及其炒作的附庸和传声筒，失去了对精神家园的留恋和守望，失去了对社会历史责任、文化责任的担当，也失去了应有的艺术创造标准和美学评价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批评的迷失比电影创作迷失有更大的危害。 电影是高科技艺术、工业化艺术、大众化艺术，电影批评必须找到适合其特性和本性的有效的方法。与已经过去的任何时代相比，当下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当前电影产业及其市场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影批评也必须找到新的话语平台、新的存在方式、新的表达方式，找到自身的新的增长点。电影批评自身也需要多样化、多元化发展，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电影创作、电影现象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拥有不同文化身份、来自不同文化层面的电影批评，都对自身应秉持的立场和态度有一种自觉、清醒的认识，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坚持与人为善、建设性的立场和态度。虽然谩骂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带来更多的阅读量和点击率，但最终只能成为过眼云烟。电影批评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批评的“合法性”、“有效性”要靠自身来证明，批评家的良知、公正、理性和平等对话态度和精神是批评的力量所在，也是批评的生命线和道德底线。 电影批评首先要对电影作品及其艺术家进行准确的价值判断和评价，除了准确地找出病症之外，更要找出治病的“良方”和“良药”，影响观众的欣赏和消费，在观众那里建立起信誉和权威，为电影创作再生产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智慧、理论支持，并通过有效的“沟通”、“对话”积极介入电影工业、电影产业的链条，成为电影产业化发展的关键环节，为促进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电影是文化产品、电影产业是文化产业，文化品格、文化担当是电影的天然属性，是电影的天然使命。当下电影批评面临巨大挑战 和危机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电影批评要具有战略知识分子的思维和高度。可以说，中国电影在电影市场体系建设取得巨大进步、乃至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在文化体系建设方面出现了明显的“短板”，需要我们警惕和反思。某种意义上说，电影文化体系建设是当前中国电影的当务之急，也是当下中国电影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如果说电影市场体系建设主要依靠制度层面、法制层面的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话，那么电影批评则可以在电影文化体系建设方面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04月22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