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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电影导演孙瑜诞辰111周年。3月底，上海电影家协会假座上海影城，为这位20世纪的“世纪同龄人”举办了一场颇为隆重的纪念会。会前还放映了孙瑜导演的默片代表作《大路》。我观察了一下现场，除了秦怡等一些老一代影人之外，绝大多数观众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他们而言，孙瑜这个名字不免有些陌生，而这名字背后的故事，更牵扯着一段遥远的几乎有些模糊不清的历史记忆。会上，一位曾经与晚年孙瑜有过接触的耄耋老者说道，上世纪80年代以后，已进入暮年的孙瑜生活十分低调，偶尔在一些公开场合露面，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总是朴素、谦和、清瘦、举止缓慢，甚至表情有些木讷。我没有机会得见孙瑜导演本人，对他没有任何直观的印象。我对他的认识，完全来自各种各样的电影史料文献以及他为后人留下的老电影。然而，眼前这位老者口中描述的孙瑜，与我在各类文献上所接触到的孙瑜，两者之间似乎有着不小差距。以至于我都很难想象，这位晚年朴素、清瘦、木讷的老人，曾经也是上世纪30年代叱咤上海滩,引领文化风尚的一代潮流“达人”。 别的先不说，只需看看他曾经占得中国电影史上多少个先机就知道了。比方说，他是最早留学美国，并由电影专业科班出身的中国导演之一，也是最早使用运动镜头在实景中拍摄的导演之一；是他最早捧红了上世纪30年代最受大众欢迎的“金童玉女”金焰和阮玲玉，也是他用最原始的手工配音，为中国电影配上了最早的插曲，从而促成了电影与流行音乐的最早联姻……类似这样的“最早”还有很多，这与其说是孙瑜有足够的天赋，倒毋宁说在他本人的志趣与那个时代的电影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双向选择。 比方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影迷文化相当发达，许许多多年轻人由爱电影、看电影、参与电影活动，自学电影知识，在网络上撰写影评，最终开启了电影创作或从事电影文化工作的职业生涯。孙瑜也是这样一位由影迷而成为职业导演的先驱者，但他那个时代，无论是资讯、媒体还是影迷文化的繁荣程度，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提并论。因为在那个时代，呈现在电影面前的，还是一个多少有些蛮荒和无序的文化旷野。而恰恰是这样一个荒芜的旷野，才为个人志趣、个人才情的肆意挥洒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据孙瑜回忆录记载，他最早看到“电光影戏”是在1912年，也就是他12岁的时候。从那时起，便对这种后来被人称为“电影”的东西充满了迷恋。1919年秋，孙瑜从天津南开中学考入今天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高等科学校。入学第二年，便和几个同学一道组织了一个小型电影社团。那时，清华园里那座意大利式穹顶大礼堂已经建成。孙瑜这个社团的工作，就是从当时北京唯一的电影发行公司——华北影片公司租借一些影片，拿到清华大礼堂为师生进行义务放映。当时他们这个举动，颇受偏居京郊一隅的清华师生欢迎。 这些租借来的影片，大多是当时的美国影片。如有电影先驱格里菲斯导演的《赖婚》、有大仲马小说改编的《三剑客》，还有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轶事改编的《四骑士》等等。孙瑜对这些影片如醉如痴。看得多了，便对影片的拍摄创作产生了好奇，于是便从美国邮购回来英文版的《电影剧作法》自己钻研。同样，看得多了，又不免手痒，便鼓起勇气撰写小文，对某某影片品头论足一番。 一天，孙瑜在报纸上看到一则针对美国影片《赖婚》的影评征文启示，便一口气写下一篇四千字的长文投了过去。这一投不要紧，却一连给孙瑜带来多个“没想到”：第一，他没想到这个征文其实不过是当时在京津一代拥有十几座影院，人称“华北电影大王”的罗明佑为推销这部影片而做的一个广告。第二，他没想到，这篇题为《〈赖婚〉的一个科学评论》的长文，在华北影片公司朱石麟、费穆、贺孟斧等名家评选下，竟然一举胜过名作家孙伏园，获得影评征文的第一名。第三，更没想到的是，8年以后的1929年，正是这位打算转行为制片家的罗明佑，手里拿着一部题为《故都春梦》的剧本，风尘仆仆地跑到上海，找到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的孙瑜，请他出任《故都春梦》的导演。而第四，最最没想到的是，恰是这部票房大卖，轰动一时的影片，让精于发行放映的罗明佑看到了制片业的广阔前景，下决心与人共同组建了上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也是最受年轻人和城市居民欢迎的电影公司——联华影业公司。 一个人有点小小的嗜好不足为奇，但假如这个嗜好正好顺应了某种历史潮流，并关乎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便可成为足以改变一个人人生道路，乃至于整个国家民族文化面貌的宏图伟业，值得人们把自己全部的人生理想和抱负倾注其间。20世纪之初的电影之于孙瑜，正是如此。 然而，于荒野中的开拓前行，也的确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才智，不然，他决然无法应对各种各样随时可能出现的、陌生而复杂的挑战。前面说到罗明佑投资的影片《故都春梦》让孙瑜一炮而红，也让老板罗明佑在票房上大赚了一笔红利。他和黎民伟趁势组建了联华影业公司，决定一鼓作气，再拍摄一部同样由孙瑜编导的影片《野草闲花》。当时美国有声电影已经问世，而中国电影界虽然还不曾掌握录音技术，却也有了为电影制作插曲的大胆设想。 孙瑜从他三弟那里听到一首俄罗斯民谣，觉得与《野草闲花》的主题风格十分吻合，便让他三弟编写了曲谱，由他自己填写了四首歌词，歌名为《寻兄词》，并请来卡尔登西乐队伴奏，由影片主演金焰、阮玲玉主唱，并由大中华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可是，如何让这首歌曲成为电影插曲呢？许许多多的技术难题一时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可早已摩拳擦掌、急不可耐的联华公司却不管这一套，早早地为影片打出了“中国第一部配音有声片”的招牌。这样一来，反倒让孙瑜和他的剧组同仁没了退路，只好硬着头皮以土法上马。他们把蜡盘唱机搬到放映间里，影片放映时，由专人一面手里拿着唱针，一面用眼睛盯着银幕，等演到歌唱的段落，眼看着银幕上金焰或阮玲玉就要张嘴开唱，便立即把唱针放在唱盘上用红笔标出的特定位置上去。这种原始的手工操作很难保证声音与画面的同步，为了尽可能让两者保持一致，这项“苦差”竟然落到孙瑜自己身上，理由是只有导演最熟悉剧情，只有他才能准确地知道唱针该在什么时候落下去。 今天看上去这件事多少有些不那么靠谱，但在那样一个电影文化的拓荒年代，相比于标准和精确，人们往往更需要的是无所畏惧的勇气和恣意汪洋的想象力。这让我想起美国史诗影片《大地雄心》结尾的那个场景，汤姆·克鲁斯扮演的那位来自爱尔兰的贫苦佃农，为了在广袤的美国西部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一场毫无规则可循、四处险象环生的生存竞争当中。他们在旷野中策马狂奔，想尽各种招数躲过对手的袭击和暗算，从无数失败者的身体上跨越而过，最终把标志土地归属权的旗帜插在自己脚下的沃土里。从某种程度上说，汤姆·克鲁斯这个角色，与那个时代的孙瑜颇有几分神似。也许他们不免幼稚和粗疏，但这些早已被时光所冲淡，他们能留下的，唯有作为拓荒者投射在历史地平线上的那伟岸的剪影。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05-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