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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社会时代，文学经典常伴随有巨大的商业性扩张。比如《红楼梦》，有各种形态的改写、影视拍摄，有数不胜数的相关创作：书画、雕刻、刺绣、诗文，有借《红楼梦》命名的酒类、招贴、园林、楼盘；《孔乙己》，衍生出黄酒“孔乙己”、咸亨连锁店、“孔乙己”茴香豆；《三国演义》，除各种影视、文字的改编之外，衍生出三国城、张飞庙、蜀军军营（剑门关）以及借《三国》命名的茶楼、酒店、别墅包间等等。 对这些形态各异的文化扩张，我们找不到它们的共同属性。我们不能说它们都是“文学”、“艺术”，甚至不能说它们都是“文化产业”。这些林林总总的事物只有两点是共通的：1、它们都是商品，都是为赢利而生产的消费品；2、它们都借重了某一文学经典，似乎可共同归属于一部文学经典的商品品牌系列。 在消费社会时代，经典往往就是名牌，而且是具有产业链扩张空间的品牌系列。一部经典有可能成为一项产业，其产业扩张的方位和延伸度也并不仅仅限于作为艺术乃至作为“文化产品”的商品。在“创意产业”忽然大红大紫的时代，文学经典犹如一只只气球，它在一种奇特力量的作用之下稀释、扩大、膨胀，然后爆裂，它大大小小的片段碎片般播向商品世界的四面八方。 于是我们要问：1、这种扩张的动力机制是什么？2、这种扩张本身意味着什么？3、与此相关，我们究竟该如何去理解和评价这种扩张以及消费社会时代的经典变形？ 一、扩张种种 对文学经典的各种扩张很难有严格的逻辑分类。仅仅从商品生产的角度、从扩张之物与经典原典的相关性程度去考察，经典的扩张大约有如下情形： 其一，借文学经典的“名”。借名是最广泛的经典扩张方式。文学经典的知名度、影响力使贴上经典标签的商品易于被辨识和记忆，它使那些熟知经典、风闻经典的人眼前一亮，使那些不知经典为何物而又被告知是“经典牌子”的人陡起崇敬之心。茶楼被冠名为“子云亭”（成都），一种烟的广告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成都），白沙牌香烟的广告词是“鹤舞白沙，我心飞翔”，“梦酒”的品牌系列有“金陵十二钗”（四川宜宾）。如果说“子云亭”还可能与茶楼有某种联想的意蕴，那么后两句诗就与香烟毫无关系。因此，借名其实就是贴标签。借名不只是借用经典的作品名，它包括借用人物名、地名、情节名、名言、名句、著名台词等等。借名当然是商业对语言的暴力性挪用，因为它完全抽离了被借之物的原始语境。它使经典的名言、名句、人名、地名产生含义的蔓射、横移、反讽直至“原始意义”被沙化和降解，因此就经典阅读的“含义约束”而言，借名是典型的胡拼乱贴。借名也是一种阅读方式。既然那些神圣的经典名句忽然变成了一支香烟，对它的尊敬当然只能消散为一笑。不管从商业策划的角度看是不是借得巧妙、妥帖和“有创意”，借名都一定会消解或降低经典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严格地说，所谓“戏说经典”与原始经典的关系也只是一种借名的关系。比如《大话西游》、《水煮三国》一类不过是借用了原著的人物名及其性格类型，故事情节和意蕴都是新的。而最广阔的“戏说”乃是发生在数不胜数的商业策划的借名之中。“戏说”实际上是借名作为商业策划而面对经典的最基本的态度：这是一种毫无恭敬之心的拆借，一种总可以凸显出拆借者的狡黠和强暴并使经典生出反讽的拆用。 其二，借文学经典的形象、情节和意蕴。这种情形大抵可以概括为对文学经典之意义、场景和意象的正面借用和分享。比如四川崇州的陆游祠对陆游诗词名句的活化与重现，梁山泊比照《水浒传》修建的梁山山寨和聚义厅，龟山三国城的900米三国群雕；在当年杜甫乘船离开的地方，有碑刻“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成都）；在据说李白曾把酒临风的亭子间，有“青山横北廓，绿水绕东城”（借景，四川内江）；剑门关仍有三国蜀军旌旗猎猎，农家乐有“杏花村”、“过故人庄”，寒山寺有“夜半钟声”，闹市街有“琴台故径”（成都），三国城则有龟山三国城（汉阳）、无锡三国城、黄岗三国城、镇江三国城以及有待发掘修缮的太原、南京三国城等等。意蕴和场景的借用似乎要比纯粹的借名恭敬、严肃得多。借用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那些意境和形象太美好了，知名度太高了。一个经典的意象被拆借，那原本是自然的场景就凭空有一种诗意和“文化”在场，那情景恍如海德格尔笔下巴特农神庙之“意义境域”的汇聚。每当你走近这种场景的时候，导游、小商品推销商或当地主人都免不了面色庄严，表情和声调都莫测高深。这种面对经典的态度有两个互为因果的因素：经典的膜拜和算计中的利用。假如一个度假村被命名为大观园，仿照大观园修建有怡红院、潇湘馆、稻香村之类，它立刻就会显得温馨、古雅而令人遐想。因此毫无疑问，借文学经典的形象和意蕴可以强化凸显商品的情调设计，使一个纯粹具有实用价值的商品获得一种嫁接性的意义附着和文化质感。 其三，文学经典的异质重现。这是文学经典作为艺术作品的衍生物，它的缩写、扩写、改写、续写，它的影视改编、连环画、书画再现，它的说书、评弹、相声、应和诗文，它的雕塑、戏曲、歌剧、话剧、音乐、舞蹈，乃至它的研究、考释、赏析和评论等等。这些在总体上可以归入文学经典之正面的效果范畴。这些并非在消费时代才有，可以说经典作品一旦产生，其巨大的历史衍生景观就开始拉开帷幕。比如前赴后继、浩浩荡荡的红楼梦现象，比如六龄童家族会因为饰演《西游记》的一个人物成为绵延数代的名演世家。但是显然，只是在消费时代文学经典才会有最为波澜壮阔和复杂多样的衍生景观，因为正是在艺术作品的意义上，文学经典才是当然正宗的经典，而不是经典的挪用，因此文学经典作为名牌才是响当当的名牌，有可以直接分享和期待广阔的购买空间。从商品的意义上说，经典异质重现的实质是对经典可能的商业价值的扩大和分享。分享之所以可能，有两个前提：1、经典本身在消费社会仍然是“名牌”（不是所有的经典都可以是“名牌”，详见后述）；2、经典重现在显示形态上有创新。前者决定了经典再现有广阔的社会期待和消费预期，后者决定了经典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拿来再卖。显而易见的是，原始文本样态的兜售不可能支撑这种异质重现，许多人对改编之类的东西感兴趣甚至翘首以待，就是因为想看看文学变成电影或者电视又是什么样子或与原著有啥区别。原文本的销售不可能在宏观的意义上扩大市场，充其量是对一个大体恒定的市场又推出企图重新分割的新版本（书界所谓在装潢设计上翻新重出的“长版书”）。因此，经典重现的销售向度在于：如何保持重现与原作之间新与旧的张力。 必须承认，经典重现有极为复杂的创作冲动和动机，也必须承认，有许多文学经典在其再现的领域堪称艺术精品。所以，经典重现面对经典的态度很难一概而论。但是，就有意识的商业策划而言，经典重现毫无疑问意味着对经典意义的转换、再生和稀释，它在消费社会时代同经典的名言挪用、意境挪用一道，构成了一种商业扩张的大趋势。这种趋势显示了一种意志，一种消费社会所特有的分解、蚕食或掏空经典的强大意志。这种意志一如波德里亚的感慨，它会将一切吞噬进消费符号世界的巨大的超空间，将一切都“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注：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5、88、226页。）。面对经典和所有的文化资源，它会利用一切、算计一切和分解一切，直至穷尽一切赚钱之可能！ 二、扩张背后的机制与消费社会的统治力量 尽管经典扩张的商业动机是为了赢利，尽管各种各样的蔓延扩张无非是因为有利可图，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就文学经典的存在形态而言，种种扩张大规模出现，意味着文学经典正在经受着另一种社会机制的制约和洗礼。不管那些扩张出来的东西还是不是经典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经典相关，它都表明当代社会的一种经典现实，表明传统经典在一种强大的社会引力作用下的变形，因此，研究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不能不深入到对决定这种扩张的内在社会机制的探讨。 与此相关，既然这种强大的社会机制会使现存的经典变形，那么它也一定会形成一种新的经典选择功能：那些已被历史接受为经典的作品一定会接受新的考验和选择，而新的经典或经典的变异将会在这种选择之中产生。任何时代文学经典的授冕权其实都取决于该时代长时段的社会统治力量。因此关键是，我们应顺着经典扩张的内在机制去弄清什么是消费社会的统治力量，及其长时段生生不息的制约逻辑。 1、机制变动：新的主导力量 经典扩张为什么能够赚钱？赚钱就一定会导致经典变形吗？ 对此可以有如下层面的分析。 第一，决定经典的主导力量变了。传统的主导是教化、审美或者政治的力量，而消费社会的主导是经济力量。经济上升为主导力量，意味着在它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而政治和文化的力量下降，甚至是后者为前者服务——这样的描绘似乎是批判理论的老生常谈。但是请注意：就对经典塑造的类型而言，政治塑造是强制—教化型，文化塑造是启蒙—教化型，惟有经济塑造是设计—诱导型。就是说经济主导涉及一个社会整体的转型，它要在一种制度设计的构架上才能够成为文化事物的主导：1、消费关系要在总体上成为一切关系、活动的座架基础（详见后述）；2、经济竞争要在制度设计上成为一种平等公平的竞争；3、经济的赢利按制度设计来自市场。而这一切设计的核心是让经济自主。正因为经济成为一种自主自由的力量，它的最高目标就是赚钱，在此之上没有更高权威的内在制约，商务活动才可以肆无忌惮、不可遏止地拆解经典，对来自文化界的批评乃至来自某些部门的禁令也才会阳奉阴违或者充耳不闻。比如“红色经典”的改编，不管如何限制，赚钱篡改的意志仍然百折而不回。“戏说历史”，不管历史学家、文化史家如何含愤不平，帝王将相、侠客美女依然在“好看”的起哄声中如涌如潮。而经济自由自主复如是说：它必然成为全社会的主导。 第二，经典扩张有巨大的可利用空间。以经典的借名为例，许多商品之所以要“挪用”经典，是因为经典作为一个名牌标签或公众熟知的乃至植根于文化深处的意义负载体，具有争夺公众注意力的品牌效益。不是说消费者主观上“需要”拆借经典，而是因为经典在客观上堪值利用。哪怕是拆借嵌入经典的只言片语或地名人名，它立刻就可以获得一种招引力，一种情调感，一种“差异性区别”的标示，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因此，经典借名之隐含大规模的“社会需求”，乃是因为对商品之能指符号的追逐演变成了广泛的社会需求。 第三，经典借名表明消费社会商业竞争的方式变了，它从商品“原始品质”的竞争演变成了商品之间品牌和文化品质的竞争。经典扩张作为商业策略，是要借经典来实现消费购买的文化动员，并非是经典因素的融入、挪用可以增进商品原始品质的质量，而是因为经典可以使人眼球发亮、如雷贯耳。用波德里亚的话说，区分的系统化功能使消费活动的内在意向发生了改变：区分变成了为区分而区分。“它取消了一切原始品质，只将区分模式及其生产系统保留了下来。”（注：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5、88、226页。）因此，区分“从来不靠”人和人之间、商品和商品之间的“真实差别”。 但区分和吸引眼球（“眼球经济”）被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意味着决定经济行为方式的还有另一个更为强大的意志——社会公众的购买选择。不购买就无钱可赚，无钱可赚就无法推动任何社会事业。因此，商业上极为激烈的品牌战、文化战和广告争夺战又进而表明：1、社会经济的主导权已从生产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生产过剩）；2、经济运行的赢利空间取决于社会公众的大规模消费；3、消费者的购买取决于消费者的自主选择（自由购买）。这样，由资本集团操控的生产、设计的逻辑进一步转化为消费方社会购买力控制的逻辑，经济力量的主导实际上转化为大众消费意志的主导。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和一些文化研究者一再强调的：消费社会是大众消费统治的时代。大众文化消费的需要正在成为消费社会制约经典选择的统治力量。 2、大众消费的需要 诚然，如多恩·斯莱特所说，从需要来分析一种社会机制是冒险的，（注：参见多恩斯莱特《消费与需求的政治学》，彭晓华译，《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因为需要太主观，太变动不居。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需要和假的需要、什么是基本的需要或派生的需要之类早就是一团扯不清楚的乱麻。好在我们只是从制度设计、从消费关系之座架结构基础来谈在这种座架结构之下需求走向的必然性。对五花八门的需要之统计和分析不是这篇小文所能担负。 那么，大众消费的需要是什么？回答是：需要“正在被塑造中”。但是，真实的社会公众的需要之被塑造并不仅仅是靠“文化教育”或“意识形态教化”，而是靠基本的生存结构的先在决定：他在社会中基本生活的来源靠什么，生活的基本遭遇是什么，向往是什么，操劳和烦忧是什么等等。比如扯谎，如果扯谎在日常生活中无不奏效，就是说扯谎成了一种社会机制，那么扯谎就会被“塑造”成一种需要。而在消费社会，我认为，社会公众所面临的最大的社会生活转型是：消费关系基础化。即由于社会生活的全面消费化，消费关系变成了生存关系的基础维度。所谓“消费关系的座架”在这里是指：社会事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体被框范在这种关系的构架中。从最浅的生活层面看，它有些基本关系及其派生的维度：主体在平等位格规定下的买和卖，买卖的自主和自由，买卖交换中的付出和获取，社会为维护买卖并建立在买卖基础上的市场和制度，消费与生产，供给和满足，货币和财产，个人在交换中所获得的生活凭靠，以及为了买得更多而付出的生生不息的努力与奋斗、失望和梦想等等。（注：关于消费社会的制度基础及其权利关系的逻辑展开，请参见蒋荣昌《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所以“座架”是一种基础构架，通连、交换、转化生存内容之各个方面的中介性通道。就正如货币成了万能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消费关系也成了一种“万能关系”，关系的“一般等价物”，就是说，它可以有效地兑换一切关系，一切关系都要经过向消费关系的兑换才能获得坚实的存在基础和强有力的社会表达。大处看，消费关系实际上成为全球化时代重新整合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整合人群、国际乃至个人生活关系的逻辑基础，一切都在所谓建立市场、争夺市场空间、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目标下重新建构和调整；小处看，它可以换得金钱、文化、权力乃至美女、爱情……关键是，在此关系的架构之下，由于每一个人独立生活的实际凭靠都来自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买卖与交换，因此，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常生活感、体验结构变了。人生在世的基本生活感、生活情调、情绪样式以及需要等等都在或快或慢、或明或暗地发生转变、位移。 消费时代大众需要的时代变迁是，消费关系座架下的生活感成为文化诉求的核心；而接受文化产品，包括文学经典的基本方式变成了“消费”。 3、经典流变的趋势：消费诉求的生存感分析 不是像波德里亚所说的那样，消费社会的一切文化追求和奋斗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追逐名牌，也不是一切名牌的产品，尤其是文化产品都只具有“能指的差异”。能指的追逐可以解释经典的借名和部分地解释意境挪用，但是它不能解释规模和影响都最为巨大的异质重现。实际上，情感、精神的诉求仍然是经典扩张之社会需要的重要诉求。关键是，它是哪种类型的情感、精神诉求？ 今天国内的文学经典大部分仍然是传统流传下来的经典。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经典流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传统经典的遗留以及新“经典”的涌现。我们看到，就商业扩张而言，唐宋八大家、汉赋、昆曲、元杂剧、新文学史高扬的《子夜》、政治抒情诗、高尔基等几乎看不出任何扩张的痕迹，倒是张爱玲、金庸、沈从文、鸳鸯蝴蝶派等一路扶摇直上，直取新文学商业扩张的前沿桂冠。金庸的小说似乎成了最大的“文学经典”。先锋文学的许多探索也同样遭受市场挫折的命运。其中表层的缘由似乎显而易见，那些与消费关系座架下的生活感毫无通连、无法使这种生活状态下的人激动或快乐的东西有什么产业扩张和一再再生产的理由？但是，深层次的分析还是要回到消费社会生存感的变迁。 关于消费社会生存感的分析，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触及。 其一，是回归孤离个体的生存感、遭遇和忧虑。这一点直接来自消费社会中人的生存处境。表面上看，买和卖的关系似乎是非常随意、自然发生的，但实际上消费关系座架作为普世化、全社会的基础关系构架，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产物。它作为无所不在的制度网络和组织网络，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限定为单子式的权利主体和社会个体。买卖当然是要审度、衡量和算计的，因此在买和卖之中每一个人都是单个的个人。（这种关系的普世化制度建构必须以个人财产权的确立为前提。）在买卖之中有一种“主—奴”关系的双重结构：买者是主体，卖者是被选择者（客体），然而又是买者在付钱，卖者在盈利，因此主体又是被操控和算计的客体。但赚钱还是为了更多的购买，因此赚了钱又意味着可能更多地投入“被算”的罗网。关键是，无论是算或被算、客体还是主体，在这种关系结构中，买者和卖者都是孤离的个人，都不允许用情感认同、共同利益、同志或“上帝”之类来融化和取消法定关系的理性间距度、权益界线的森严分割和隔绝。而致命的是，在消费社会，我们生存的依据和命运要由这种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来开拓和承担。于是我们看到，人像被关进了玻璃笼子一样固定在无所不在的理性间隔的网点之中。到处都是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孤离地承担起自己的命运。几乎所有的人走到近处，你都会忽然发现他变成了买者或卖者。所以，所有的幻想、道理、教化和救赎在这里都没有用，要生存下去，你就必须把你自己的东西拿出去，交换。这是一种对传统群体式激情的最彻底的解构。那种整合方式，那种以融化个体间基本法定关系界限为特点的生存与情感的大融合，那些奠基于这种群体性生存样式的激情，那些曾一再感动过我们的事物——单位、组织、阶级、人民、主义等等，都逐渐丧失或磨损了生存感受的真实性。于是，那些辽远的崇高和大写的情感，那些字正腔圆的装腔作势和英雄主义的拯救，那些据说可以救人于水火的教化、探索和启蒙，也逐渐变成了空洞和虚假。当然，历史的回忆除外。历史回忆演变成基于个人生命回顾的回返式激情体验和精神回复。而小人物孤立个体的遭遇、感怀、友情、亲情，青春期的爱情和日常生活的情调、趣味则逐渐取得生命的切己感和真实性。 其二，是用消费取代审美。不应该有以下误解：仿佛消费是可以从消费时代的生存感中分离出去的。实际上消费是消费社会生存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在买和卖的两面关系结构中，买就是消费。但是既然消费社会的基本奋斗目标就是为买而卖（支付与劳作），那么消费就当然带有享用的性质、舒服的性质、实现自身主体性的性质。消费怎么可能是一种受苦呢？所有对消费社会忧心忡忡的批判理论家都极端看不起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休闲，因而对休闲中的浅俗、浅俗中的欢乐和欢乐中的松弛与投入十分地不屑。例如，说人们“安然浸泡”于“不断增多的物品／符号的凝视之中”，（注：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5、88、226页。）不再有精神和现实的二元分裂，不再需要灵魂的震颤和“真理”，说“美”已经“抛弃了被艺术所声称的对‘绝对’或真理的追求，重新被定义为纯粹的快感和满足”，（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说“充斥”大众文化消费景观的是一幅幅“品质次劣”的艳俗风情画（注：参见詹明信（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424页。）等等。但是，在长时间“普罗米修斯式的”的“逆进”（注：波德里亚用语，参见《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本，第225页。）的工作努力之后，我们的确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休闲也要“普罗米修斯式”地进行。不幸的是，在消费时代，文学经典社会消费的基本方式也只能归结为休闲。休闲并非就是不审美，但是它显然在态度上就已经丧失了传统面对经典时所要求的膜拜式阅读的庄严和神圣，丧失了一定要“弄懂”和深度追思的勇气和决心。消费不是做作业，不管是对影视、文学、哲学还是音乐，“太累人”的东西都绝对不可能进入大规模消费。休闲基本上是一种以身体为主附加精神和眼球转动的放松运动。所以，“崇高放逐”、“美的回归”、“世界图像时代”、“影像时代的来临”、“深度消失”、“日常生活审美化”、“时间裂变为永恒的现在”、“先验性消失”、“后情感时代”等等一再被讨论，而所有这一切都揭示了消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基本变化：消费取代了审美。…… 要言之，经典也可以成为消费社会精神诉求的读物，前提是(1)它要与孤离个体的生活感相通连；(2)要么它就以变形的方式（图像化、稀释或提要），转化为休闲消费物；(3)或者它被肢解，镶嵌进品牌追逐的扩散。我以为，这就是消费社会经典流变的大趋势，文学经典在消费关系座架下的变形。有许多过去的经典没有被消费社会“选中”。实际上，如果长时间不进入再生产产业扩散的流通，它就已经不再是这个时代的经典。因为经典并不是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孤立景观，而是一再震颤再现的长时段的效果历史。 三、经典终结：消费制约的长时段逻辑 但是，经典不仅是典范，它还意味着一种高端价值的承载。经典从来就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经典以对社会价值立范、精神立法的形式，开启和框范着人类社会的生存景观及其精神审判。因此，经典的精神灌养意味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奠基和民族精神在逻辑上的开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经典的动摇是精神秩序的深度动摇、根本性动摇。当然，就体制和社会整合的层面而言，也可以说，动摇早就发生了。 鉴于此，我们还应该顺着消费关系座架的逻辑进一步分析，长远地看，那决定经典变形或扩张的力量对经典家族的命运意味着什么？ 我以为，持久的消费社会化，即消费社会的体制逻辑最终是，不需要经典。 首先，从生产方面看，资本集团对文学经典的策略是利用经典，而不是营造经典。实际上从经济策略看，文学经典是不可能营造的，消费社会的生产逻辑是反经典化的。 1、文学经典不同于其他艺术经典，它的承载形式是语言。语言的原始母本和它的复制品相同，因此，文学经典不能独家垄断。“手稿”可以以文物的方式被保存在博物馆，但是它作为文学的欣赏价值并不因为是手稿就比印刷品更加珍贵。由此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手稿不可能像其他实物艺术那样拥有规模宏伟、前程远大的“真品”收藏市场。文学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作品一旦发表，它就会成为社会拥有的公共财富。即使有国际版权公约和著作权法，它的保护期也只有50年，50年一过，它就成了大家的。而文学经典的形成常常要超过50年。这一点也决定了对文学经典不可能实施文物保护。关键是，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是完全不可预期的。因此，资本集团不可能以巨额投资和人为操纵的方式来培育文学经典并使之保值增值。 2、资本方面对文学和文学经典的基本方式是制造作为商品的名牌。仅就文学作为精神消费品而言，所谓“名牌”其实就是轰动性的大规模销售品。因为文学和其他商品不同，在终端消费的环节，它并没有经久耐用或一再使用的实用价值，它不允许用过之后一再重复，在实用价值的反复使用中来认同它的“质量好”或资以炫耀。阅渎的激动主要是一次性的，激动过了就没用了，此即所谓的“审美疲劳”。所以不仅“名牌”决不意味着就是经典，而且它的“有名”乃是来源于追新赶潮的大面积轰动。由此注定了文学“名牌”的另一个特征：它在商业品质上的快餐化。其他类型的名牌商品显然是不能从快餐化来理解的。同样显然的是，文学上的“名牌”能够源源不绝，一个基本的社会调节机制是轰动和遗忘。遗忘越快，轰动越多，轰动越多，遗忘越快，轰动和遗忘两面一体。而“快”是名牌事业不断赚钱的依据。所以，从生产方式上说，消费社会的生产逻辑是反经典化的。 3、今天的消费社会仍有许多文学经典。这些经典基本上是过去经典的遗留。进入消费社会的传统经典都是“名牌”，但是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过去阅读方式下的“有名”和文化界、学校的教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如雷贯耳”。所以这种“名牌”与商业制造出来的商品名牌有本质区别。而无论中西，这都是保证传统经典在消费社会能够传承下去的中流砥柱。但是，如果长时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新经典产生，如果阅读的方式变成消费，如果过去的经典总是以教化和专家的方式才能释放出它的“好”，如果过去的经典不能与现实生活发生激动人心的勾连，那么，经典就会慢慢地退化为“典籍”，变成一种专家手中的案头之物，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学经典，就会在社会广泛阅读的意义上中断它的效果历史。因为过去的经典有名，资本集团如今还在大规模地利用经典，但是利用的基本方式就是将它转化为消费品意义上的名牌，即通过不断的变形处理使它快餐化。因此，扩张和变形使经典成为一只只被吹胀的气球，但吹胀的逻辑就是要使它被消灭。一次次地起哄总有不再新鲜的一天。吹胀不过是进入这一逻辑的开始。至于品牌的拆借和高档精装的装点，则在经典使用的意义上让经典脱落成了一些标签和残骸，深度内涵早已经剥落。消费社会有新的“经典”，它的“新经典”就是制造名牌。 其次，从消费需求的逻辑看，大众消费的选择与经典的精神指向也是互相矛盾的。经典的高端价值、专业指向和精神负载无论如何都意味着一种精英取向，这种指向取得广泛的社会认同长期以来是依赖于权力、教化和启蒙。但是，大众消费的自主选择本然地具有反教化、反启蒙和反权力胁迫的离心趋势，不是因为公众有逆反心理，而是因为消费社会把购买的绝对选择权交给了大众。在买和不买的决定中，买者具有绝对自主的权利：这是一种在其他领域少有的对个体权利自主性的制度规定。在他之上没有可以强迫他的意志，他就是自己的绝对权威。而他购买所要付出的是再多也仍然嫌少的绝对硬通货（金钱）。付钱总是慎重的。付钱可以说是消费社会最本我的支出活动。付一次钱痛一次心，付钱的享受（消费）就像父亲交出自己前程远大的儿子。因此，消费者总是会本着自己最内在、最本能的需要去购买。如果不是唤醒了他自己主动购买的兴趣和需要，他对教育和胁迫都会无动于衷。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切文化权威的世俗化消解，经典扩张的商业变形和降格不过是这种消解的利用、迎合与生产性表达。而长线地看，社会精神生产乃至物质生产的总体价值走向一定是：向着身体性、本能性和最本我的快感无限度地沉落。 所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的命运是：走向终结。 能否想象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能否想象一个没有价值高度的差异、没有精神审判、没有经典奠基的时代来临？或者说，是不是消费社会早已经播下或潜藏了另一种奠基？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