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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新视野、新观点、新格局、新写法的文学史纷纷问世。其中有以图出史、图文并茂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杨义），有以点代面、以十二个年份为聚集点的《百年中国文学》（谢冕），有注重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范伯群、朱栋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田本相），有以创作思潮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主线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许志英、邹恬），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行全面回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徐瑞岳）等。这一方面显示了文学史写作的无限多样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文学史研究的活力。这种状况无疑是令人鼓舞的。 在多样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经典化是一个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但又未得到研究者足够重视的问题。文学史的研究固然而且必须要以史料为基础，但我们看到的文学史著有不少流于史料的堆砌；文学史的研究自然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但有相当一部分文学史著内容过于庞杂，脉络不清晰，令读者如坠云里雾中。这些情形的发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者缺乏经典化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早已成为历史名词，现代文学研究失去了“显学”地位和轰动效应而走向“古典化”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化是否应成为文学史研究者的自觉追求？而文学的经典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值得人们重视的问题。 一 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 20世纪80年代初，当人们逐渐摆脱了政治决定一切的标准，还文学以文学本来面目以后，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失去了显学地位而成为一种纯学术研究以后，文学经典化问题开始成为学术界思考的一个问题。到90年代后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已经较多地引入经典化研究。尤其在世纪之交，以经典化为主要内容，在海峡两岸都开展了文学经典的评选活动。中国大陆出现了多种“百年文学经典”选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百年百种优秀文学图书”；台湾《联合报》评出“台湾文学经典30种”等。香港《亚洲周刊》更组织全球知名华人专家、作家，评选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这些活动固然有出版商拓展市场的因素，但显然也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调整研究思路，重建研究秩序的趋向。 当然，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艺术修养、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研究者对经典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这是大可讨论的问题。依我看来，所谓文学经典，指的应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 首先，作为衡量经典的标准，我们理应坚守“文学是人学”的原则。“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道出了文学的精髓。“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深受西方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以人为本，追求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人的全面解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对人的情感、心理和整个精神世界有着深刻而动人的描写。它艺术地表现了人性的方方面面，既有人性的真善美的一面，也有人性的种种弱点，包括病态、变态等阴暗的一面。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示，老舍对老北京市民社会和市民性格的生动描写，沈从文对湘西世界未受现代文明侵蚀的自然淳朴人性的审美发现，张爱玲对三四十年代大上海十里洋场没落贵族家庭的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艺术刻画，成就了他们作为杰出作家的地位。其中，沈从文的小说在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追求方面，取得了尤其突出的成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注：沈从文：《〈篱下集〉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这两段话表明了沈从文人性至上的艺术观，他要在文学的殿堂里供奉人性。他的创作是对其人学思想的忠实实践。上述作家对中国社会人生和人性的艺术表现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们的代表性作品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系列。 其次，文学作品是艺术作品，审美性和艺术价值应是衡量经典的主要标准。韦勒克指出：“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它必须研究的不是文献，而是具有永远价值的文学作品。”（注：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载《“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9页。）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长期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联系紧密，文学的审美性、艺术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研究者注重的不是文学独特的审美品格与独创的艺术价值，而是竭力发掘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政治意识、思想倾向、文化价值等文学本体之外的东西。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鲁迅研究的情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成为左右鲁迅研究者的经典评价。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瞿秋白则高度评价了鲁迅思想观念和阶级立场的转变：“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在这些经典评价的影响下，鲁迅的经典意义更多地被定位为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文化战士，而作为真正的文学家的鲁迅常常是缺席的，鲁迅作品巨大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即便我们充分肯定了鲁迅的思想家的地位，但对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复杂性也缺乏认识，更不敢直视鲁迅思想上的矛盾困惑。这种情形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才得到较大改观，人们才回到鲁迅创作本体进行艺术研究。事实上，我们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大致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形。 再次，经典要有原创性。一部作品成就高低、影响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对前人有突破，有超越，是否有原创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注：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史讲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3～524页。）衡量一个经典作家的价值，需要把他同前人及同时代人相比较，看他有没有提供出别人所没有提供的审美内容。原创性内容愈丰富，作品的价值愈大。鲁迅的文学史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作品的原创性内容奠定的。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其“格式的特别”与“表现的深切”，以其前无古人的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批判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立场，以及在小说形式方面的大胆创新，开辟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鲁迅的《野草》以繁复的意象，瑰丽的意境，深刻的象征意蕴，严厉的自剖精神，成为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散文诗。鲁迅的杂文洋洋洒洒，前无古人，蔚为壮观，充分显示出其天才的创造力，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杂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种独立的文体。在鲁迅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个经典作家对原创性的执著追求。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重要的艺术财富，它艺术地反映着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在一个民族的发展史上，生产出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能称得上文学经典的不会很多，而正是这些文学经典构成了民族的一个个艺术原型和精神家园，它们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 二 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反映着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经典文学作品，体现着历史存在的普遍特征，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关汉卿、马致远、罗贯中、曹雪芹等作家的经典地位，都经受住了历史的一次次选择。他们以深具原创性的创作开拓了中国文学的诸多层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他们的经典文本建构起了中国文学的审美规范，使中国文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他们的经典地位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反过来又超越历史而存在，具有了不朽的品格。以他们的作品为核心的古代文学也因此被称为古典文学。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经典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由于文学观念、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经典。即便是对同一个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不同时代人们的认知和把握也是不一样的。以人们最熟悉的李白、杜甫为例。这两位经典作家的地位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反复，因时势和审美风尚的变化，人们对他们便产生了不同的评价，“尊李贬杜”和“尊杜贬李”两种观点发生过多次交锋，难于统一。连对李白、杜甫的评价尚且还难以定于一尊，更不要说其他作家了。 随着时代风潮的变迁，经典和非经典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过去被视为经典的作品，后世未必仍将其当作经典；而先前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作品，由于与当下的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相合，倒很有可能进入经典的行列。其中有些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是在其身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数百年后才确立的。如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明清小说长期为正统的文学界所轻视和排斥，一直到晚清以后，在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的努力下，才取得了文学的正宗地位，成为经典文学。这种情形在国外同样存在。莎士比亚也是在去世数百年后才被确立为经典作家的。再如金庸文学地位的变迁也很能说明问题。金庸的武侠小说，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问世起，一直被人们归入通俗文学一类，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金庸产生了全新的评价。先是王一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时将其列为继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居第四的小说大师；继而又被严家炎推许为以小说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想像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注：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金庸研究》创刊号。）；刘再复也认为：“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注：刘再复：《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尽管当下对金庸的小说还有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但金庸的经典地位已得到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认可。 因此，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是不断流动变化着的。我们在讨论经典的标准并进而确认一个时代的经典之前，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尊重前人对经典的选择，另一方面要有独特的时代眼光与现实立场，重新选择和淘洗经典。 三 文学经典化必然会形成对原有文学史模式的颠覆。 文学史的研究反映了研究者对文学的总体把握和对文学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应该是清晰明了的，但在已经问世的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大量的材料淹没了观点，繁琐杂乱的叙述肢解了文学史的完整性，经典作家作品混迹于无特色可言的作家作品之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误区。要改变这种状况，文学经典化无疑是一条可能的道路。 经过数十年的学科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过了繁复的资料搜集、挖掘、整理的历史阶段，文学史观在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后也趋于持平、公允。这为经典化研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由厚变薄，走向经典化。 文学经典化对新的现代文学史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文学经典化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格局。 文学的历史自然是由众多的作家共同创造的，但在推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作家们所起的作用有着显著的区别。一些作家因创作了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和丰富的艺术性的经典作品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影响时代文学风潮的经典作家。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主体，便应该是这部分经典作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由于每一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经典，因此每一时代的文学史都在不断地重写。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界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实际上就包含着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学术诉求。20世纪90年代初，王一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打破了原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的格局，形成了“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新的排列顺序，原本享有盛名的小说家茅盾落选。当然，从经典化的角度来看，这种排列只是多种排列中的一种。当我们用新的审美眼光和价值标准来反思文学史的时候，自然会得出许多不同于前人的结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新结论完全有可能改变我们对原有的文学史格局的认识。如前些年陈思和等用“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与民间隐性结构”、“共名与无名”等概念解读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原有的文学史的学科界限便被突破了，许多文学现象被赋予崭新的意义。同样的，在经典化的视野观照下，新的文学史格局将更注重原创性、艺术性、审美性，更注重文学本体自身内部的发展规律。 其次，文学经典化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深度。 文学经典化使文学史的写作不再流于单纯地罗列作家作品等文学史实，而注重对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的艺术研究，尤其是原创性的研究。以中国现代小说为例，可从题材、主题、人物、结构、语言等诸多方面，研究作家作品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鲁迅为中国现代小说开拓了两大创作题材：农民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在严格的选材过程中，他开掘出以批判国民劣根性为主要内容的鲜明的反封建主题；而在艺术表现方面，他以冷峻、犀利的语言创造出形态各异、结构手法不断创新的艺术形式。鲁迅深具原创性的创作，开启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先河。郁达夫小说以自叙传的形式写出了现代知识分子中的零余者形象，他以大胆的自我暴露，浓重的感伤情调，强烈的自我抒情色彩，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小说艺术风格。巴金的小说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对封建大家庭的罪恶进行了大胆暴露，对于大家庭中青年男女的命运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贯穿其一生创作的强烈的反封建精神。老舍的小说开拓了又一个崭新的题材领域，他集中地对城市贫民生活及其性格进行艺术表现，他的幽默风格、京味特色、圆熟的技巧，成就了他杰出小说家的地位。茅盾的小说则侧重于关注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命运和前途，他擅长以偏于理性的笔法对人物进行社会分析，文本中洋溢着一种知性之美，在现代小说中自成一派。丁玲的小说更多地表现现代知识女性的人生矛盾和情感困惑，她的细腻、率真、深刻打破了先前女性作家或偏于温柔或偏于忧郁的格局。而同样是女性作家，与丁玲相比，张爱玲由于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和个性的差异，则喜欢描写大都市大家庭中人们的病态人生乃至变态心理，揭示其华贵外表下的种种丑恶。其他如沈从文、钱钟书等，皆因其独特的选材、新颖的表现、独创的艺术形式等，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内涵。当然，中国现代经典小说家尚不止以上诸位。但从上述列举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那些深具原创性、艺术审美性的作家作品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新的文学史就要充分地描述这些影响和作用，分析其文学史地位与价值，从而可以更好地揭示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 再次，文学经典化决定着现代文学史的影响力。 除了专业的文学研究和学习者之外，很少有人能阅读大部头的内容浩繁的文学史，更不要说其中涉及到的大量文本。文学史的研究者要突破狭小的学术圈，使学术成果走向大众，对大众产生辐射和影响。经典化的文学史研究可以打破学术研究与大众间的壁垒。事实上，经典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研究、编辑、出版、媒体、书店到读者，它牵涉诸多层面。在这方面，台湾进行的“台湾文学经典”的评选活动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台湾文学经典”的评选是由台湾主流媒体《联合报》发起的。《联合报》先是组织广大读者进行票选，然后将这一结果提交给各高校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进行遴选，最后组织一个权威的学者专家评委会进行最终评选，共评出30种“台湾文学经典”（小说10种，诗歌和散文各7种，戏剧和评论各3种）。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台湾学术界接下来做的工作是全力推介这30种经典。他们在公共图书馆开设讲座，举办读书报告，通过电视、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这些经典。而出版社统一装帧，推出这些著作，各大书店将它们摆放在醒目位置与读者见面。一时间，关于这些经典的专著、论文集也纷纷出台，在学术界、文化界和普通读者中形成了阅读经典、讨论经典的热潮。这极大地促进了经典的流传与推广，扩大了经典化活动乃至文学的社会影响力。由此可见，经典化不仅仅是学术界的事，它也是关系到普通读者的一项有意义的普及性工作。 从经典的遴选到不断进行的经典化的工作一直到文学史的重构，对于加强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期待能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和关注。 原载：《江海学刊》2005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