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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问题是最近文艺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美国理论界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开放经典”的说法。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学经典问题在当下更是炙手可热。目前论争分裂成两大阵营,其一是表征派,他们视文学艺术为社会生活的表征,对传统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对文学经典形成的社会机制进行广泛的探讨与研究,力图揭示文学经典下面所隐含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呼吁打破权力宰制、对经典进行重新调整。其二是鉴赏派,他们对“开放经典”进行抵制,强调文学经典的自律性,在艺术和美学的名义下,反对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对文学经典进行保护。本文以此为背景从文本分层理论的角度对文学经典的建构与认同进行分析与讨论。 一、文本分层理论与文本的意义阐释 当前的文学经典论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论争的双方都将文本看成是一个单层面的结构存在,把自己从文本中阐释出来的意义看成是文本的唯一意义,并以此为依据对文本的功能与价值进行判断与分析。事实上,文学文本并非一个单层面的结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结构存在。这种文本分层思想渊源有自:中国上古《周易·系辞》在论述言意矛盾时,就提出了“言、象、意”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后经三国时期王弼的阐发,中国古代文论将之发展成一种由表及里的“言”→“象”→“意”的文本分层理论;在西方,但丁认为诗歌有四种意义,即字面意义、譬喻意义、道德意义、奥秘意义,因此诗歌也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解读;黑格尔认为:当我们“遇到一件艺术作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和内容”,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发展出了形式与内容二分的文本分层理论;波兰哲学家英伽登在《文学的艺术作品》中则将文学作品进一步分成声音的层面、意义的层面、以及要表现的事物,即小说家的“世界”、人物、背景的层面,此外还有一个“形而上性质”层面。综合古今中外的文本分层理论,我们今天一般将文本分解成语言层面、形象层面和意蕴层面。意蕴层面又分解成原型心理意蕴层面、社会历史内容层面和审美反思超越层面。基于对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结构存在的认识,韦勒克和沃伦指出:“对一件艺术品作较为仔细的分析表明,最好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包含标准的体系,而要把它看成是由几个层面构成的体系。”只有这样,我们对一个文本的判断和评价才会更准确和公允。 文本分层理论向我们昭示文本作为一个多层面的结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但文本各个层面的意义却并不因我们了解了这些文本分层理论而自动呈现,它们需要我们借助相应的批评方法才能到达。也就是说,文本的相应层面的意义只对合适的批评方法敞开。就此而言,批评方法决定了阐释主体跟文本对话的可能性限度。譬如,形式主义批评进入文本的语言层面,认为“文学不是冒牌的宗教、心理学和社会学,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它有自身的特殊的规律、结构和方法。文学作品既不是传达思想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更不是某种先验真理的化身。文学性是一种话语形式和另一种话语形式之间的差异性关系。”因此形式主义批评判断一个文本的价值,主要看文本的语言层面是否具有陌生化效果,是否同日常的“自动化”语言相区别开来。道德与社会历史批评则注重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层面,英国古典主义后期代表人物约翰逊就以道德的眼光来批评莎士比亚:“他刻划人物时对于是非黑白漠然处之,结尾处不肯细加斟酌就草草结尾,对于他们的榜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则听其自然。这一过错即便用他所处的时代的野蛮性来解释也不能为之开脱。因为一个作家的职责,历来就是使世界变得更美好……。”道德与社会历史批评将文本里面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是否有利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价值引导作为文本优劣的评价依据。审美批评则与上述批评方法有着完全不同的追求和旨趣,“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而存在。因此,审美批评要求超越具体的时代与文化,进入文本的审美反思超越层面探寻文本的形而上意义。 不同的批评方法进入文本的不同层面。持不同批评方法的批评家对于同一文本将获得不同的理解和意义。文学批评方法除了包含阐释文本的方法外,还包含对文本进行价值判断的原则与标准。依据相应的原则与标准各种批评家对同一文本将形成不同的评价与判断,有时意见还可能完全相左。因此,当哈罗德·布鲁姆从审美超越反思层面对现行经典进行辩护时,亨利·路易斯·盖茨则从社会历史内容层面对现行经典进行批评:“在传统的经典中,妇女和黑人不可能找到对他们的形象的反映或表现,或听到他们文化声音的反响。回到‘这个’经典,这个西方巨著的高雅经典,意味着回到一种秩序,在其中,我的同胞(即非裔美国人)是被征服的、没有发言权的、不起眼儿的,没有代表性的和不能被表现的。”一个文本是否能被纳入经典序列,这与文学批评家等文学接受者对文本的理解、阐释和评价有关。在经典建构的过程中,依据文本的原型层面来评价文本的意见似乎很难得到从语言学层面来理解文本的形式主义批评家的认可。同样,形式主义的批评家对于文本的判断也未必一定会得到道德与社会历史批评家的赞同……这是经典形成前各种批评话语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 二、阐释话语竞争与文学经典建构 布鲁姆说,“经典形成是艺术家竞争的结果”,其实布鲁姆只说对了一半,文学经典建构除了艺术家的竞争之外主要还是艺术批评家、阐释者之间的竞争。而且每一个艺术批评家、阐释者都将契合自己标准的文本推向经典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艺术批评家、阐释者与艺术家共同构成艺术界,这种“艺术界的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的却又联系紧密的人,这些人包括艺术家(画家、作家、作曲家之类),报纸记者、各种刊物上的批评家、艺术史学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等等。就是这些人,使艺术世界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并得以继续生存。”在艺术界中,持不同批评方法的批评家与阐释者对文本进行不同层面的解读并对之进行价值判断。他们是艺术界的具体的行动者,他们的阅读、阐释、批评直接推动各种文本从边缘走向中心。换句话说,文学经典建构就是某种阐释话语将契合自己最高标准的文本推入艺术界,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并取得中心地位和合法性的过程。阐释话语推动文本走向中心成为经典的方式因艺术界性质的差异主要可以分成以下两种: 其一,是一种征服性的方式,主要存在于他律性的艺术界里。在这种艺术界里,所有的艺术阐释与批评活动都要到艺术界以外去寻找合法性。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在传统社会中宗教与政治领域的价值原则常常是这种艺术界进行艺术阐释与批评活动的重要依据。在这种艺术界里,某些阐释者获得了艺术界以外的宗教或政治力量的大力支持,从而控制了大量的象征资本,并在艺术界里的话语竞争中获得了绝对的优势。与此同时,其使用的方法论原则和价值论原则也获得了相应的权威性。这种阐释话语根据自己的价值评价标准圈定文学经典,并利用宗教或政治权力把自己确立为唯一合法的阐释与评价者。同时,让其他阐释话语对其进行认同。这种方式实质是一种话语依靠非艺术界的力量对其他阐释话语进行征服来获得中心地位。由于在他律性的艺术界主要是靠一种外来的权威性力量使用一种方法论和价值论来建构经典,一般而言,文本只要在这种方法论和价值论能够进入的层面上“获得成功”,它就可能会立马从边缘走向中心,被确立为那个时代的经典。 其二,是一种对话性的方式,主要存在于自律性的艺术界里。这种艺术界不再需要超出自身去寻找行为的合法性,艺术界是自治的。这种艺术界的形成是现代性分化运动的结果。在艺术界中批评者之间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谁都不可能以个人名义独揽社会的体制资源和权力资本。这时艺术界和其他诸如政治界与宗教界是相互独立的。艺术界依据自身的文化逻辑进行运转。在艺术界中,各种阐释话语一般通过对话和商谈,以达成共识的方式来确立经典,从而将文本从边缘推向中心。譬如,1999年,在中国内地知识界较有影响的《中华读书报》举办的“20世纪百部文学经典”的调查评选活动,以及台湾地区,由《联合报》发起的王德威等7名专家学者组成评选小组,91位讲授现代文学的教授参与投票的“台湾文学经典30部”的评选活动,都是按照得票高低来建构经典。在这种艺术界中,谁都没有特权,各种阐释话语平等参与竞争,不同的阐释话语进入文本的不同层面进行理解和评价。从文本本身来说,只有文本的各个层面都很出色,它才可能得到各种阐释话语的赞同和认可,才有可能成为经典。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律性的艺术界里,一个文本要成为经典较在他律性的艺术界里似乎更为困难,因为它的合法性来自众多力量的合力。 无论是征服性的方式还是对话性的方式,无论是单层面的因素还是多层面的因素让文本从边缘走向中心,但文学经典真正要想建构成功从文化心态上来说我们首先得承认中心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就群体而言有赖于一个中心的文化机制,就个体来说需要某种中心信仰”。与此同时,这些被推入中心的文本还必须得到文化体制的确认。正如克莫德在《注意的形式》中所认为的那样:“艺术家和作品的声誉最初是根据‘纯粹意见’所判断的会合而形成的,只有他们所受到的尊重被学术专业人士当作知识在体制上变得有效时,他们才成为经典。”这种在体制上变得有效,被现行文化体制所确认的重要的标志和表现形式就是被写进文学史、编入文学选本、成为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获得各种相应级别的政府或者专业学会的奖励等。 三、文学经典越界与文学经典认同 任何文学经典建构都是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与历史语境中进行的。每一个推动经典建构的阐释话语都对经典化的文本有这样一种期待:经典化的文本是永恒的,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具有普适的价值。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具体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中建构的经典一旦溢出了其得以建构的相应语境,它的合法性将会重新接受审查,它的地位也因此会产生动摇和变化。文学经典溢出其得以建构的相应语境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经典越界”,而其还是否一如既往地被视为经典,我们称之为“经典认同”。文学经典越界现象大致有以下两种: 其一,从空间的维度来看,文学经典越出了其建构的原初文化语境,传播到他者文化中。这时文学经典的支撑性价值系统被完全抽空。它要面对的是一种完全陌生的他者文化,并接受其重新考量,这时文学经典的地位可能会发生动摇。著名文学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指出:一个从文化上认同被压迫者的加勒比海读者在阅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时,绝不会自动认同殖民者Ｐｒｏｓｐｅｒｏ的立场,而会自觉地站在被殖民者Ｃａｌｉｂａｎ的位置上对帝国主义的殖民行径进行谴责。爱德华·萨义德也认为,一个澳大利亚读者面对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对自己国家的贬抑,不会自然而然地认同19世纪的英国政治和法律,相反,他会站在被流放者Ｍｅｇｗｉｔｃｈ的立场对英帝国表示鄙夷。〔13〕伊格尔顿亦指出,凡是渴望民权的美国黑人在阅读美国新批评家ＡｌｌｅｎＴａｔｅ和ＪｏｈｎＣｒｏｗｅＲａｎｓｏｍ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为南北战争后南方传统等级社会的崩溃唱出的挽歌时都不免感到愤慨。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中,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变得日趋频繁,文本的空间性越界较以前大幅提高,不同文化之间价值观念、美学趣味差异甚大,这就导致了基于文化间性的差异而产生的文学经典认同问题越来越突出。 其二,从时间的维度上来看,文学经典越出了其建构的原初历史语境,进入到另一种历史语境。这时,支撑经典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信仰系统可能发生了变更或修正,甚至新的历史语境中的文化价值系统跟文本确立为经典时的价值系统完全相左,这时经典也将面对认同危机。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八个样板戏被确立为经典,但今天它们的经典地位却难以为继。在西方“这些年来,文学教学中的‘经典文本’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著名的学者都为此写了不少著作,来讨论‘什么是经典?’,尤其重要的是——‘哪些是经典?’——激进分子不断攻击莎士比亚、狄更斯等在文学教育中的中心位置。”尤其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英美两国的黑人和女性主义的批评家们开启了文学的族裔和性别研究,他们相信“这些对于种族和性别的文化产品的理论描述,将有助于打破那些已经由白人男性建立起来的,在总体上作为美国文化组成部分的真假参半的理论。这种进展的一个方面将是继续重新塑造文学经典,重新发现那些被遗忘,被忽视或被压抑了的文本。”。 根据在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上经典认同的实现与否等具体情况,Ｉｔａｍａｒ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将经典区分为“动态经典”(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ｎｏｎ)与“恒态经典”(ｓｔａｔｉｃｃａｎｏｎ)。从接受史的维度来看,确实一些文本由于失去了其支撑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其经典地位就一去不复返,这即为“动态经典”,但也有些文本却并不因时空和环境的改变而丧失经典地位的,这即为“恒态经典”。布鲁姆在《西方的正典》中写道:“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也就是说,无论是坚持审美批评的鉴赏派,还是坚持权力分析的“憎恨学派”都认同莎士比亚在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同样,在中国,《红楼梦》无论是对索隐学派、新红学,还是革命红学乃至今天的审美批评来说,它的经典地位也一直没有动摇。为什么同为经典在认同的过程中会有如此差异悬殊的命运呢?从文本分层理论来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文本层面的丰富性和各层面的完美度可能影响文本越界后的认同状况。文学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结构存在。但并不是每一文本在层面的丰富性上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很多文本在某些层面存在缺失。譬如,很多文本就缺少审美反思超越层面。此外,我们也不能保证每一个文本的每一个层面都很出色。在大多数的文本中,要么是语言层面上很完美,要么是形象层面上很出色,要么是意蕴层面上很丰富,也就是说文本的各个层面并不都整齐划一、尽善尽美。如果一个文本在层面的数量上异常丰富,且各个层面都很出色的话,那么它可能在越出其建构的具体语境时依然可能被视为经典。就像克莫德所说,虽然“阐释重点的普遍转移———19世纪阅读《哈姆莱特》强调的是戏剧人物的性格,到20世纪转而强调“剧作准确的语言、它的特殊结构”,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哈姆莱特》的经典地位。当一个文本拥有取之不尽的意义潜能的时候,它的经典地位可能就少有人能撼动。因为每一个阐释主体与批评方法都能够从中获得自己想要的意义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他律性艺术界中建构的经典往往基于文本的某一个层面,这些经典越界后它们的经典地位可能会迅速动摇或者被颠覆。相反,在自律性艺术界里建构的经典由于其建构时就接受了多种阐释话语多个层面的审查,这说明它们本身在各个层面都有不俗的表现,这些文本越界后其经典地位所遭受的冲击要较前者少得多。 其二,是文本在意蕴层面里表达的价值取向可能影响文本越界后的认同状况。我们以为,每一个作家都既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同时还更是类意义上的人。因此在具体的文学写作中,作家的价值选择都具有三重属性。写作既表征个体价值取向,也表征群体价值取向,还表征类的价值取向。当一个文本在群体性的价值诉求过于强烈的时候,这时候作家就成了阶级利益、群体价值的代言人。这种文本在其所归属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很容易被建构为经典。但一旦越界,它也最容易遭到颠覆与否决。文学写作的三种价值取向向来都不是均衡地被文本所表征。不同作家的写作各有偏重。与为个体利益、阶级利益写作的作家相反,有些作家的写作超越了个体与群体利益的价值取向而主要着力于审美超验层面上的形而上追求。这种文本表征人的类的本质规定性,是超民族、超阶层、超意识形态的。在价值取向层面上从类的维度上对人进行终极关怀,对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进行叩问和思考,写作触及人类灵魂深处,彰显一种普世的价值与情怀。由于这种文本超越意识形态,一般也不太容易被意识形态力量所左右。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文本的经典地位在其越界后就可能会得到较为久远的认同与尊重,成为Ｉｔａｍａｒ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意义上的“恒态经典”。 原载：《天府新论》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