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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知道一句口号，叫做：经典通俗化，通俗娱乐化。实在话，该口号透露出不少的聪明。当然，是今天人的聪明。 关于“经典”的一般语言学意义，权威的辞书上说，就是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这样看来，则“经典”是一个不具有修辞色彩的词汇。其实，但凡说到经典，往往立足于主流，所以那修辞色彩，实在不是不具有，而是不屑分说。而所谓指导作用，又泄露出主流话语体系所赋予的功能属性。 当然，“经典”在历史话语中，更多的是指儒家的经籍，以及宗教的经书。这也是具体语境下的不屑分说。毕竟，即便在那些被后人习惯性认为姓“大”的朝代，鉴于信息沟通手段的不够发达，大中华之外的领域一般被目为蛮夷，而蛮夷似乎是不具备经典的。所以前所征引的权威辞书关于“经典”的释义，较早的版本，在最重要云云的前面，还有“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之类的字样。这样的字样，作为陈述性的辞书，造句自然不大纯粹，且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但该特色拿来解释蛮夷的不具备经典，倒是不失恰切。 这恰切甚至在今天也还余韵犹存。尽管有所谓全球化来构造语境，但寻常所言之不必增添定语的“经典”，更多的依然立足于本土，而将全球化缔造的共享资源劈空砍掉了一半——自然是概念上的一半，如果真正具体量化全球文化的所谓经典，本土与他域文明的经典比率绝对够不上五五分账。 这种约定俗成的“经典”自我认知，或许的确有文化沙文习惯的信息不对称之嫌，但于所谓经典的讨论，却更利于集中话题。 于丹、易中天的鼓噪，《红楼梦》的随性解说，以读经标榜的私塾课堂，以及更早的余秋雨老师的盆满钵溢，可以说，经典，的确早就成为了一个话题。 作为本土传统文化标志性符号的经典，原本体现的是民族和国家文化的起始和延续，用典范的新鲜语汇说，就是软实力的象征。而在民族和国家的角度看来，是不可以忽略自己不论软硬的任何实力的。 当然软实力终究不如吃穿用度以及汽车住宅那样直白外化，但却是许多外化元素得以支撑的底气，是一个国家足以自豪的天赋，或者用半官方的话说，是属于民族和国家自己的DNA，这不是单凭强权就能赎买得到的。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解决了温饱之后，更具有意义。 所以，上述对经典的辞书式释义，在冷峻的表述之下，似乎忘记了强调其所应当携带的时间层面的意义：经典，还是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打磨之后，才可以确认的。 不过，既然需要一定时间的打磨，在确认之后，经典的身上就难免覆盖上了某些隔膜，这些隔膜对经典之接触自然形成障碍。譬如，除了时代背景造成的氛围游离，语言的识别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前所述，经典既然主要是由著作担任文本的载体，则阅读便是经典之接触的必然途径。而古今汉语的演变，使得后人对前人著作的阅读陡然成了相对艰辛之工作。而在全球化资源的巨量冲击下，一般大众对境外语言的学习热情往往远在本土古代语言之上。不得不承认，古代汉语作为一种当下语言的祖宗形式已经日渐衰竭，习得的人群逐渐缩小，因而变得越发戛戛乎其难，即便拿经典做饭碗说事的风头人物，譬如余老师，也都会犯诸如致仕究竟是上班还是退休的硬伤，何况那些受余老师们教导的大众了。 更为严峻的是，过长时间对传统文化和经典的有意无意的疏远和隔离，渐渐会由聋而哑，令大众慢慢失去对传统文化和经典的接受能力。这种不知不觉间积累起来的数典忘祖，当然对前述所谓软实力大有影响。 这样看来，经典之成为话题，经典的切近大众，以及相关产品的热销，起码不是件什么不好的事情。文化的传承也罢，实力的蓄积也罢，前人留下来的经典，无论是否出于守护，终究还是需要读的。因此，以余老师的多种集束，后余老师们的单种出击所形成的古代经典作品新鲜诠释的流行浪潮，尽管有为诸位老师提供特约饭碗的题材，但也毕竟具有其他更长远的意义，因此的确应该多从正面予以理解为是。 不过，正面理解之下，也还需要有所讨论。譬如，如果执著于让李敖以及余秋雨、于丹、刘心武诸位乃至其他的什么人替我们去读经典，然后再由我们去读他们，恐怕不能成为阅读经典的一个常态。姑且先不论上述他们读经典时诠释的孰是孰非，起码这种功能替代模式的“以读攻读”，至多算是一种个人化的辅导，而辅导提供的是帮助和指导，终究不能替代大众对经典的直接阅读。他们一向被我们尊称为老师，如你所知，老师绝对不是奶妈，辅导也绝非哺乳。 较早时期读前人经典，一向有褒贬不一的选本做法。不必说，选本无疑是别人对经典的某种处置，基本上是整体遭人切割之后的局部，阅读起来，当然有盲人摸象的局限。但局部终归确实还是主体的某个部分，所以读选本不失为一种不得已的原本阅读。 而时下那些老师们的诠释，则是将经典脔割纳入自己消化系统之后的分泌物，内中自然有经典原本的成分，但到底还是搀杂了并不属于原本的额外的碎片甚至渣滓。如果这些碎片渣滓被大众作为原本的经典尽情吸纳接受，并且顺理成章地当做经典输入自己的思维系统，就不能不缔造出那些老师们派生的模块，这也许适合老师们培育自己的FANS，却未必有益于经典的良性传布。 俗话说，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照此推理，对经典的理解，当然也允许有像梁文道示范的人之初初之人之类正读逆读或者其他什么读的个人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只是这种理解和诠释，不妨作为个人的选择，却不方便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典型范本，像印模一样，扣在那些没怎么读甚至根本就没读过经典原本的大众脑袋上，这就难免有逆料之外的谬种散发流传了。 阅读是个人的行为，同时又并非人生存的必需，不是饥餐渴饮的本能需索，所以需要培育兴趣和训练能力，因此，来自他者的辅导诠释十分必要。但全听别人的教导，总归不是正法。因此在接受辅导诠释之后，还是不能免去自己阅读的程序。这不仅是一个接受意义上形式外壳的问题。 所以，不光咀嚼别人的消化物，正常实现经典阅读意义上的复原，才更有建设性吧。 当然，上述诸位老师的辅导诠释，鉴于大众阅读兴趣——不止经典阅读的兴趣——之式微，以及时尚的披靡作用，其中不乏传播学立意下撩拨受众的泛娱乐手段。这种将古代经典的内容与时尚元素混搭一起的俗讲，更适宜大众喜欢的快餐习惯，无怪赢得一片口碑，以及殷实的荷包斩获。 在盛行用颠覆手段吸引注意力的时代，诸位老师的泛娱乐口碑和斩获，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由此带动起旧雨新知们类似题材多到一只手都数不清版本的冷饭搭车，享受经典方面的折扣，也不失为一道足以告慰的景色。其实，如同衡量白猫黑猫要害在于能否捕鼠一样，泛娱乐的手段，如果的确可以弘扬经典和传统文化，未尝不失为一种普及的方式。只是，它究竟能否真的做到普及，还多有待商榷之处。 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对吴宗宪、小S们娱乐节目的主持烈度，往往疾首蹙眉，甚至忿忿然地声讨，而对易中天、于丹们泛娱乐手段的解读经典，却似乎多有容纳。原因何在？除了场面上标榜的所谓学术传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以及馒头面包的选择自由，恐怕更根本的，还是大家尤其是老及半老先生们心底里，对大众阅读兴趣低迷的一种担忧。据说，有关的国民阅读与购买抽样调查显示，国民阅读率已经跌破50%，国民中有读书习惯的读者只占5%左右。恐怕实际的情况比上述所示只能更甚。譬如阅读率的50%，内里不乏水分，因为现在所谓的阅读，占据更多比重的，大约是男生女生男人女人们应对升学、晋级以及其他生计所迫的各色考试的被迫阅读，而非所谓的自觉习惯；而5%的比率，似乎看上去可怜，但在人口的巨大分母之下，也足有多半个亿，依然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这自然值得怀疑：若真有那么多人葆有读书的习惯，出版社的开印册数，就不必用一两千乃至几百作为常值了。 在阅读低迷的格局下，居然还能有扛着古代典籍的旗号煽动起大众的追捧，制造几十万、上百万册的销售神话，令著作人签名签到手软的喜人场面，起码可以对上述担忧实现相当程度的安抚，聊以解忧也罢，一时止痛也罢，总归是营造了热烘烘的气氛，至于该气氛的真假长短，在大盘沉闷的压迫下，谁又还顾得上去追究呢。 当然，未必没有人追究，譬如十博士的倒于，以及其他十博士的挺于，一时间，经典和阅读，成了时尚探头也不得不瞥及的亮点，越发的像个噱头。 诚然，噱头只是个由头，拿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当噱头和由头，在如此大盘的情状下，未必是不好的事。但如果仅限于此，就有些内囊尽上来的意思了。热闹果然远比沉闷的好，只是热闹之后又如何，或许更有值得关注的意义，毕竟，热闹原不是经典阅读乃至一切阅读的唯一意义。 其实，检讨十博士联名的声讨，不难发现，他们诸如敬畏云云的说辞，更多程度上类似于一种请求，根本及不上挺于博士们的底气充沛。一个大众阅读的事件，居然扩展到学问的血脉延续，足见易于诸位老师原本不过是馒头或面包的选择之初衷，掀起和引发的是多么骄人的大事件。不过，学问终归是个寂寞艰难的事情，恐怕不必在大众阅读的题目下喋喋说事。因此，不论倒于还是挺于，不免泄露出博士们肚皮里都有些极端化的偏激火气。当然，大体上说，阅读乃至学问，鼓励总是比之不鼓励，更是一种良性的姿态。 至于北京博士们之于于丹，重庆博士们之于北京博士们，其间除了主义的争执，难免也被指认为文人相轻。如果仅仅从现象学角度看，所谓文人相轻，不妨援引一段林语堂的文字： 文人好相轻，与女子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林语堂，《做文与做人》） 当然，如果仔细追究“文人相轻”的语源，又不妨继续征引： 曹聚仁先生已经在《自由谈》上指明，曹丕所谓“文人相轻”者，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所指摘，仅限于制作的范围。一切别的攻击形体，籍贯，诬赖，造谣……都不在内。（鲁迅《“文人相轻”》） 征引的好处，在于前辈们已经说透，不必后来者再做絮聒。如果于丹以及两拨十博士们只是制作范围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起码立论相对纯粹，而取媚云云，大可以用都不在内的指明予以排遣了。 另有一个需要说道的问题。经典，的确如前边所述，拥有符号，软实力，底气，天赋，DNA等不二冠词，但它也非一概都是好东西，除了使人如沐春风的正经之外，还有其他。好坏宛如影之随形，不可挣脱，于是，便有个读法之后更要紧的事情。 早在五四时期，就曾经有人倡导对传统文化的一概否定，措辞不失严厉，但也自有道理。因为倡导否定的，偏偏正是对传统文化以及经典淹博多年的人。他们以为，传统文化以及经典，于德先生赛先生的中国登陆多有阻碍。譬如鲁迅先生针对读经，就说：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典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后来逢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 读一点就可以知道， 怎样敷衍， 偷生， 献媚， 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的读经》） 于是无怪他在回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并在“附注”栏里说：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京报·副刊》，1925—02—21） 这样的话，大约不论今天还是当年看来，都不乏偏激，只是偏激之下，的确有需要琢磨的道理。古人早就说，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古代的经典，撇开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认识，的确还有辨别的必需，精华，糟粕，以及糠秕，都是要在自己读过之后，方才有资格判断得出，这也是前述不可以只听奶妈辅导而须自己去读的一个缘故。 关于古书的是非，似乎一定阶级的认为，未必局限于一定的时代，譬如一向声讨的女人缠足。才子杨升庵托名无名氏写的《杂事秘辛》，沉浸于“足长八寸，胫跗丰研，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的趣味，用弗洛伊德氏的观点，在科学昌明后的时代，该趣味未必没有同道，而且还可以高举生理动因的赛先生为理由。 而桓玄听到别人频频招呼温酒便流涕呜咽，以为犯了父亲桓温名讳的故事，似乎必然遭到今日大众的嘲笑，但为尊者长者亲者的种种避讳遮护，恐怕又是今天大众大以为然的事情。 再如圣人讲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其中那个所谓的美和恶，究竟是以什么原则来判断？是被“成”之人，还是君子？两者之间，恐怕未必容易统一。譬如被“成”之人的美，于他人未必有益。这大约是不方便用庄子老前贤“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智慧，就调和得清楚的。 有趣的是，对经典阅读低迷而实施的让步，似乎并非今日方始。譬如施蛰存先生早在1933年9月，向青年推荐《文选》时，就曾说读了总“可以扩大一点字汇”，可以从中采用描写“宫室建筑”等的词语。这种“有所得”的论调，很容易令人想起，更早年孔夫子教导众徒弟学习《诗》，在学了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种种高尚之外，最后也还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看来这属于不贤者识其小的一个读书底线。 而泛娱乐化的俗讲，似乎也有先例。1933年，曾今可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提倡所谓的“解放词”，并且特意推出《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内中载有他亲自操刀示范的《画堂春》： 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这样的文字，当然要被指为颓废，好像和经典新诠释相距甚远。唯愿是甚远。当年孔融向曹孟德解释自己杜撰的“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是“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所以唯愿是甚远也。 至于劝勉阅读，更是不乏先例。著名的“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口号，就是出自据说乃宋朝真宗皇帝所作的《劝学文》。而对古代经典代言人的圣人孔子，五四前后，都有颇具规格的尊崇活动。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祀孔令，并于9月28日在北京主持盛大祭礼。1934年7月，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以8月27日孔丘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当时南京、上海等地都曾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曾经担任革命前驱的康有为，还直嗓大声强调：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 经典的失落，的确是大众漠视的结果。不过，前面所说的种种作为，究竟能否挽狂澜于既倒，调动起大众阅读的欲望，是颇不好说的。苏轼说，人生识字忧患始。鲁迅先生翻造说，人生识字胡涂始。尽管对今天人来说，识字早已是生计的必需，但经典的阅读以及其他什么习惯性的阅读，在大众看来，既然不干吃饭穿衣私车豪宅什么事，大约是与忧患胡涂之类颇有些瓜葛的。譬如大众在意的偶像们，就没听说是读了经典才发迹的。易于们自然也可以说是偶像，但其影响大众的烈度，恐怕只限于自家著作的追捧，别的，就不必有甚期待了。 魏晋的嵇康曾经写过《难自然好学论》，按照鲁迅先生归纳的论点：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如此精辟的观点，尖锐地碰触到了许多要害，正可以与经典之诠释，之阅读，之泛娱乐，之倒与挺，等等共勉。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