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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研究”的盛行，“文学性”成为文学研究者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文学性”是什么?文学研究如何保持“文学性”?对于部分文学研究者来说成为保卫文学生命力和文学学科独立性的生死攸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文学性”探讨会在新世纪长盛不衰的原因。“文学性”话题的出现是文学研究界针对新世纪文学及文学研究姿态转变的一次反思，对于保持文学研究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文学性”背后表现出的话题发起者对于文学生命及文学研究独立性的过分焦虑，也使“文学性”话题存在着有可能步入非理性或庸俗化的危险，“文学性”需要在焦虑的狂热之后冷静地思索问题所指及如何面对。 在历史上，“文学性”的提出都意味着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一次危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第一次提出“文学性”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纯文学”口号的提出以及本次“文学性”讨论莫不如此，但不同的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和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提出“文学性”问题是为了使文学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使文学和文学研究走向独立和自律，是文学陷入贫瘠的一次反拨，而本次“文学性”讨论则是文学过度膨胀使文学自身边界变得模糊，文学陷入迷茫的表征，是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和文学学科的一次自卫。现实境遇的差别使得本次“文学性”讨论存在着某些可能的理论风险。 风险之一在于力图用某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学性”概念来划分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界，用以约束日渐模糊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性”话题的出现让人直观的联想就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提出的“文学性”：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这与当前文学面临的边际问题联系在一起，很自然将这个话题的具体所指落实到通过“文学性”来圈定文学边界的具体问题。“文学性”谈论的诸多参与者也的确将这一问题作为核心话题。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就非常坚持有一个持久永恒的文学性存在，尽管他并没有归纳出一个普世的文学性概念用以约束当前文学，但这种信念仍然也反映出“文学性”话题的某种走向；而在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心组织的一场“文学性”问题讨论中，众多参与者围绕的核心问题也是“文学性”的概念探讨，尽管各自得出的结论不一，但背后的旨归依然在追寻是否具有普世的“文学性”存在。我认为“文学性”作为一种对文学理解的信念无可厚非，但一进入研究领域其针对的是文学和文学研究在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将“文学性”讨论落实在“文学性”概念本身，不仅不能正面回应这些现实问题，还可能将这一话题引人“伪命题”的危险。第一，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第一次提出“文学性”，“文学性”就是一个形而上的命题。有学者总结出文论史上五种文学性的概括方式：形式主义定义、功用主义定义、结构主义定义、文学本体论定义以及文学叙述的文化环境的定义，但无论哪一种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都不能涵盖文学的全部特征和存在外延。这说明力图通过归纳法的方式总结出一个普世的“文学性”概念只能是一种理论的徒劳，文学只会如伊格尔顿所说作为“关系的存在”，即找到一个对应的参照物，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等关系中相对而存在，在对比中体现文学自身的特点，不可能存在自足的本质主义的文学性。第二，就文学性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来说，文学研究先于文学性而存在，不可能用文学性来指导和约束文学研究的进行。如果没有自足的文学性内涵，文学性则是一个不断被丰富的概念，随着文学的流动，我们会不断认识到文学的新特征、新姿态，而认识的过程就是文学研究的过程。在文学被认识的历史上，所谓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等，都是文学研究者通过文学特征的变迁而不断认知、总结、命名的过程，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因为借鉴到西方不同文学流派的创作，因此出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先有理论概念后有文学研究的境况，但这种研究方式的庸俗性也同样受到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质疑和批判。所以，力图通过“文学性”约束文学研究的动机本身就是谬误的。 风险之二在于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敏感可能导致“文学性”讨论无视当下文学与文学研究的现状。“文学性”讨论针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研究”问题都是后现代文化的症候，因此“文学性”话题的先瞻性就在于在中国文化还处于“现代”与“后现代”的交替期就提出了文学如何保证自身独立性的思考。但这一话题包含着的“后现代”文化必然取代“现代”文化成为社会主流的理论逻辑，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后现代文化的比重的判断都值得再思考。后现代文化是一种多元化、游戏化、平面化的文化，在文学领域则表现为大众文化的狂欢，这种文化表征背后的哲学基础是后现代主义对于理性、真理和中心的解构，其背后的社会基础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但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主张多元、非中心化的文化，不可能完全取代现代性成为社会新的主流和权威，其在打破现代性文化之后必然又会包容现代性文化，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现代性产物的“文学性”在后现代社会不会完全缺场。这种情况表现在理论界则是在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对现代性进行摧枯拉朽的解构之后，意识到后现代文化是一种“破”而非“建”的文化，开始重新认识、或者说再回归现代性。哈贝马斯首先指出“未完成”的启蒙，企图改造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詹姆逊也认识到后现代主义者向现代性回归的情况，认为可重新建立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在文学的领域，大众文化的盛行也并没有使现代性意义上的纯文学完全离场，早在上世纪60年代，苏珊·桑塔格和约翰·巴思就宣布“小说灭亡”，但他们理想中的后现代小说是先锋实验小说，并不是无须探索的大众文学。这种情况在中国更加明显，虽然大众传媒的发达使文学的界限日渐模糊，但文学并没有失去自己的领地，《人民文学》、《诗刊》、《收获》、《十月》等各种各样的纯文学期刊依旧存在；各个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各类文学研究所主要进行的还是纯文学研究——只是文学和文学研究相对于商业操纵下的大众文化被边缘化了而已。文学边缘化正如童庆炳教授所言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并非坏事，但是，如果我们不甘于寂寞，力图通过“文学性”来匡复文学就显得有点自讨没趣。 尽管存在着理论的风险，“文学性”在当前依然具有讨论的紧迫性，这并不在于关系文学和文学学科的生死存亡问题(这样容易误导“文学性”讨论的思路)，而是许多现实的文学问题需要我们面对，并需要在学理上对此进行解释。“文学性”讨论只有回归到具体问题，才不会成为纯情感的呐喊，避免可能的理论风险。 一，如何面对文学在新世纪后的姿态转变。文学评论家程光炜将新世纪文学概括为“无姿态”写作，以对应新时期文学以来的“姿态”写作。从“姿态”到“无姿态”标注着文学在新世纪的巨大转变：文学叙事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的小叙事；话语姿态由精英的宣言变成大众的狂欢；文本形态从美学的典范变成平面的大众读物，文学在外延的膨胀中又陷于到内涵的贫瘠。然而，如果我们对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事情似乎又并非那么简单。文学在新世纪的危机本质上是现代性在新世纪的危机。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文学承担着许多社会重大命题，譬如启蒙、民族、终极关怀等等的建构，然而，随着后现代的到来，这些重大的社会命题——为世俗的欲望所解构，文学不仅不能通过它们参与社会对话，而且这些命题本身已成为掩盖社会真实的道具。文学不能不随着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瓦解步入到日常生活的小叙事当中，也不能不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成为消费社会众多消费之一。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新世纪文学文学性的彻底消失：新世纪文学不渴求社会的本质和真相，但表达了对于世界的疑惑和好奇；不在乎外在世界与个体的关系，但常常探询个体内心世界的幽暗深处；不宣扬什么主张观点，但必然注意叙事的精巧与文字的唯美。新世纪文学就是如此让评论家一息一叹，难舍难弃，它到底是如著名评论家陈晓明所讲只剩下“残留的文学性”，还是文学彻底回归到自身作一次彻底的转型，需要我们用新的话语与其对话，新世纪文学研究必须对此——这个“文学性”问题作出回答。 二，如何面对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文学性。这也就是理论界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文学性旁逸到房地产广告、咖啡馆、家居装修、街心花园等日常生活，并进入到如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其它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创作当中。文学外延的扩大造成了大众视阈中文学形象的模糊，因此也成为新世纪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层次的“文学性”问题。 “文学性”向日常生活和相关学科“旁逸”有两个原因。第一，工具理性工具功能的凸现，使作为现代性核心价值的理性、科学、知识及真理产生信仰危机，使许多学者认为：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不稳定、无序性与非连续性，因此，不能用不变的逻辑、规则和普遍规律去解释世界，而应该用开放、灵活、多元的游戏规则代替普遍的规律，即使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和哲学也不过是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罢了。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及游戏化的心态是文学性进入日常生活和其他学科的哲学基础。第二，后现代的游戏状态，必然伴随着消费状态、表演状态的出现。无论是游戏、消费还是表演，其实都是生活的原生素。越生活化，就越游戏化，也就越充满文学性。消费文化作为一种欲望文化，更需要用表演、游戏来勾起消费者的生活想象，消费的生活化使审美日常化。权威和真理的丧失，使文学性成为各个领域“语言游戏”的一部分，如何把握语言的向度和质量，这是保证如何在后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维持后现代社会状态的重要保证。文学性充当了后现代社会的润滑剂。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文学性”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其成为掩盖日常生活美丽的外衣，勾起人们的消费欲望，掩盖社会中存在的现实矛盾和苦难；另一方面，其又解构了单一的话语权威，是对中心、威权的对抗。因此，文学研究者有必要在具体现象中“解剖”掩盖在生活本质之上的文学性，让大众看到这些“文学性”的本质以及它们与“纯文学”的“文学性”之间的关系。 三，如何面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保证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这实际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果，旁逸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学性”使很多研究者觉得任何话语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系列权力关系，一切文化现象都可以作为文本进行解读，这也引发了文学研究边际的危机。赞同者认为这是文学研究突破学院制度下学科严格划分的机会，使文学研究者可以面对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同时认为文化研究可以突破文学研究只停留在文学内部，可以扩展到更大的历史空间。否定者认为文化研究将一切文化现象都作为文本可能造成文学研究的泛化，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文学性，但都是较低层次的审美产品，不具有研究的价值，而且许多看似新奇的文化研究的结论是其它学科早已证明的话题，造成研究的浪费。我觉得，虽然两个方面都可以找到丰富的理论证据和现实证据，但没有在一个层次上谈论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一把双刃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针指当下社会文化与各种权力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以解决很多文学研究不能解决的文化问题；但当我们就文化研究而进行纯粹技术演练，对很多显而易见的事物故作高深进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就丧失意义。文化研究成功的范例，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通过对海派文化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海派文学产生的丰富历史背景，展示出比文学研究更大的文化表现力。文化研究不成功的例子都是就事论事，用研究的对象来演示文化研究的方法，在表面的繁华背后掩盖不住内在的孱弱，这种研究只会成为文化的快餐。所以新世纪文学研究中如何用好文化研究，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从这三个具体问题进入“文学性”探讨，我觉得是新世纪文学研究出发前的一次自我检查，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替时期，既往的文学理解充满着危机，但新的文学范式并没有建立，这对于文学研究者无疑是一种煎熬，但也恰恰是文学研究者回到原初反思文学研究本身意义的一次机会：文学研究存在的价值何在?又是谁规定了文学研究的范式?文学的“文学性”一定那么重要吗?从这些问题出发，本次“文学性”探讨出现的本质并不是文学的危机，而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文学学科的危机。从文学自身而言，谁也没有规定文学的形态；从文学研究本身而言，谁也没有规定文学研究的固定范式，只是“现代性”出现以后，文学具有了超越其他文化活动的崇高地位，文学研究也具有了严格学科规范、研究范式。 在现代性框架内的“文学性”理解，“文学性”即文学自足性，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文学具有审美独立性；二，文学在审美独立的前提下可以进入社会公共话题的建构。而且，在现代性框架内的“文学性”的两层内涵之间又是辩证统一的，文学与社会之间可以找到清晰的辩证逻辑。正因为此，文学独立性在现代性的框架内不容置疑。但文学性在后现代性出现之后就充满了危机：一方面，文学审美的独立性被文学＼商业、文学＼政治的复杂关系所冲击，所谓独立已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文学在消费文化挤压下也无力参与社会对话。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的出现是对失落的文学研究的补充。文化研究将触角伸向文化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对文化背后权力关系的解析，使文学研究不再具有的参与社会公共话题建构的功能得到延续。 但我并不觉得通过文化研究就能壮大文学研究的生命力。文化研究之所以受到部分文学研究者的排斥，就因为其良莠不齐、鱼目混珠，近年来文化研究是理论热点自然门庭若市，假如新的热点到来，文化研究能坚持多久也存在疑问；而且，文化研究也的确存在其受到批判的问题，当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研究，虽然可以参与到与当下社会文化的对话之中，但文学的意义何在?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困境就在这个地方。因此，我觉得新世纪文学研究面对文学性，已经不可能通过“先进”的理论指明道路，需要的恰恰是向文学研究原初动机的回归：文学研究就是要捕捉住不断流动的新的文学特征；文学研究还要通过文学文本参与到社会对话，揭示人性与世界的秘密。文学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是发现和创新，是保持文学研究的有效性——这或许是新世纪文学研究唯一能保持文学学科生命力的持久动力。 原载：《文艺评论》 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