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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典型是什么？ 凡读过几部文学名著的人，都会欣然同意别林斯基对典型的形象性的概括：典型是“熟识的陌生人”。翻译成抽象的语言，那就是：典型是共性（普遍性）与个性（特殊性）的统一。 对典型的这一概括，虽被大家普遍接受，但又普遍感到不能满足。原因是：文学作品中的每一形象和生活中的每一现象，都毫无例外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典型与一般文学形象、生活形象，在这里并没有质的区别。这一概括不足以规定典型是什么。 因此，我们看到，对“典型是共性与个性统一”这一概括，有着种种补充和规定。有从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方面加以规定的：认为典型中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是占压倒个性的优势。又有人说，典型中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高度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有从个性方面加以规定的：认为典型的个性比一般形象的个性，更突出、更鲜明。又有人说，典型的个性在于能充分地生动地表现共性。有从典型的共性方面加以规定的：认为典型的共性比一般形象的共性，更充分、更集中。共性即阶级性，典型的共性即充分的阶级性。又有人说，典型共性的特点在于具有广泛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共性不等于阶级性，典型的共性不等于充分的阶级性，而在于具有相当社会意义的普遍性。 从以上的种种补充和规定中，可以看出，典型问题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共性问题的理解。共性是否等于阶级性？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不同的回答，就意味着对典型有相反的理解。在关于阿Q典型形象的长期争论中，在关于《青春之歌》、 《锻炼锻炼》、《金沙洲》、《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的评价分歧中，我们可以看到争论和分歧的原因与共性是否等于阶级性问题有着直接关联。 因此，我们对文学典型的思考，也就从典型的共性是否等于阶级性这个争论问题出发。 （二） 《文学评论》发表了蔡仪同志的论文：《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⑴这篇文章对典型问题作了各方面的考察。其中引起我们注意的，除对典型个别性的论述外，那就是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论证：典型的普遍性不等于阶级性。这一论证，可以说是这派意见的代表。因为它是这派意见的最近发言，而且论述又较充分详细。这给我们考察这派意见极大的方便。从这篇文章中，就可看清典型的普遍性不等于阶级性是怎样被论证的。 根据我们的理解，蔡仪同志对典型的普遍性不等于阶级性的论证，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文学作品中典型人物的“阶级性是他们的普遍性，而他们作为典型的普遍性，却不能都是不多不少正等于他们的阶级性”。例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是封建没落时期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小市民型的知识分子，他是表现了阶级性的。但是他表现的畏缩、退守、害怕变革以至于反对一切新的自由活动的奴才心理，并不等于小市民的阶级性。典型人物别里科夫只是表现了小市民阶级性的某些方面。在这个意思上认为典型的普遍性并不等于阶级性，是很明白的事情，这一论点我们完全能理解并且赞同。因为，如果典型的普遍性是不多不少正等于阶级性，那么文学中一些公认的典型，都将被迫取消典型资格。这种不多不少阶级性的典型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恐是难以寻找的。如果典型必须是不多不少地表现阶级性，那么一个阶级只能有一类典型，甚至是一个典型了。历史上出现几个阶级，文学中就有几个典型，这样，文学史上的典型也就寥寥无几。并且，这些典型一旦被创造出来，典型的探讨也就成为无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了。显然，这种主张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虽没听到有这样的公开主张，但在少数文学评论中，毫无理由地要求作家一定要写人物所属阶级的这一或那一特性，确乎有这种主张的影子。他们不理解，典型并不一定表现不多不少的阶级性，并且就算典型的普遍性正等于不多不少的阶级性，作家也不一定必须不多不少的表现。因此，蔡仪同志的这一意思，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典型的普遍性不等于阶级性的第二个意思是：每个人物都有阶级性，阶级性是他的普遍性。但是典型人物的普遍性，不只是阶级性。“不能认为一个人除了阶级性以外就不能有别的任何普遍性、任何与别的一些人共同的东西”。例如勇敢、悭吝等就为各个阶级的人所共有。在文学典型中也可找到例子。例如，希腊奴隶社会的阿溪勒斯（《伊里亚德》），中国封建社会的张飞（《三国演义》）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怡巴耶夫（《恰巴耶夫》），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英雄，但都具有勇猛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作为典型的普遍性虽然和阶级性有关系，却不就是阶级性，而是不同阶级的人在某种相同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可能有的性格中大致相同的因素。” 蔡仪同志的这一论述，我们再加以简明概述，那就是：如果说典型的普遍性不等于阶级性的第一个意思是普遍性小于阶级性，只是表现阶级性的部分，那么这第二个意思就是：普遍性大于阶级性，除阶级性的普遍性外，还有各阶级之间的普遍性。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种普遍性”是否存在？不能不同意蔡仪同志的意见，即“这种普遍性”是存在的。因为，人的思想、意识、性格等各方面的特性，是现实生活条件造成的。大家公认的阶级性，就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不同的现实生活在人的思想、意识、性格等各方面造成的特性。没有这种不同的阶级生活条件，人们之间也就没有不同的阶级性；对同一阶级的人来说，没有这种共同的阶级生活条件，也就没有人们之间共同的阶级性。可见，人们之间一切相同与相异的社会特性，都是由于经济地位决定的生活条件的相同与相异所造成的。那么各阶级的生活条件中如果有着共同的因素，为什么就不能产生共同的特征呢？从纵的来看，生活是历史，每个历史阶段虽有不同性质的生活，但总还是相互有着继承的共同因素。从横的来看，对立阶级的生活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的，但既生在同一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中，也总还是相互有着共同的生活因素的。因此，蔡仪同志提出的“这种普遍性”，我们可以确定它是存在的。 接着使我们想到的，“这种普遍性”与阶级性处在怎样的关系中？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到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认识。蔡仪同志的意见是：典型的“这种普遍性”是“通过阶级性表现出来”。这也就是说阶级性是“这种普遍性”的表现形式；阶级性对“这种普遍性”说来也就是个别性。蔡仪同志以悭吝作为实例说明“这种普遍性”怎样通过阶级性表现出来： “如以悭吝的典型说，由于各个历史阶级的私有财产制度的具体内容不同，人们所私有的主要财产不同，财产私有的主要方式也不同，因此悭吝的主要对象和悭吝的表现形式也就不同，严监生和泼溜希金这样的封建地主所热爱成癖的是土地和农产品，习惯于勒紧裤带来节约谷物；而阿巴公和老葛朗代这样的资产阶级者所热爱的是货币，一见到金钱的光泽眼睛也特别发亮，一想到金钱的美妙简直神魂颠倒了”。读到这里，我们承认这可以说明“这种普遍性”是通过阶级性表现出来的。但是，我们更感到，这个实例分析不正是说明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通过象严监生、泼溜希金和阿巴公、老葛朗代这样的悭吝的个性表现出来的吗？这不也就是说，“这种普遍性”是阶级性的表现形式；“这种普遍性”对阶级性来说也就是个别性吗？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普遍性”与阶级性互为内容与形式、互为普遍性与个别性。这应该怎么办？我们不能不想起蔡仪同志论文中关于普遍性与个别性关系的一段话，他说：“所谓个别性和普遍性是事物在一定情况下它的属性的相对的关系，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区别。在某种情况下的个别性，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普遍性。”这似乎给问题解决带来一闪光亮，但是由此也使我们不能不怀疑起蔡仪同志的论证来。 蔡仪同志的论题是：“普遍性不等于阶级性”，但阶级性是普遍性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阶级性与蔡仪同志提出的“这种普遍性”处在相对情况中。如果阶级性是普遍性，那“这种普遍性”就只能是相对的个别性；如果“这种普遍性”是普遍性，阶级性就只能是相对的个别性。现在蔡仪同志以阶级性是普遍性为前提，又同时要论证“这种普遍性”也是普遍性，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这个矛盾蔡仪同志在论文中并没有清楚地解决，或者说他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的。但在论文的总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蔡仪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总之，文学艺术中典型人物的普遍性固然都和阶级性有一定的关系，有的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阶级性，但有的却不能说就是阶级性，也许是一种比较狭小范围的普遍性，也许是一种更广泛范围的普遍性。因此如所谓‘社会性’或‘类型性’的说法，虽不切确，却也多少指出了一方面。不过文学艺术中典型人物的普遍性，本是非常复杂多种多样的。正如典型人物的个别性很难作烦琐的刻板规定一样，典型人物的普遍性也决不能简单规定就是阶级性，或者简单规定是所谓阶级性与‘社会性’、所谓阶级性与‘类型性’。如果它们都能如数学一样可以用一目了然的公式表明，那么艺术创造和艺术批评也就可能是太方便的事了”。我们看到，蔡仪同志并没有去接触阶级性与“这种普遍性”的关系问题，只是把两个加在一起完事。更主要的是，蔡仪同志论证“普遍性不等于阶级性”，并不是为了给予典型的普遍性任何确定概念，而只是为了推翻别人对典型普遍性就是阶级性的确定概念。在蔡仪同志看来，普遍性“是非常复杂多种多样的”，“决不能简单规定”。对典型人物来说，这个典型的普遍性是阶级性，那个典型的普遍性可能只是阶级性的某方面，即“一种比较狭小范围的普遍性”，再一个典型的普遍性又可能是超出一个阶级之内，即“一种更广泛范围的普遍性”，也就是蔡仪同志所论证的“这种普遍性”，或其他人“不切确”指出的所谓“社会性”或“类型性”等。总之根据不同的范围，就有种种不同的普遍性，因此无法规定。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无法赞同的。 一般地说，蔡仪同志的“这种普遍性”是存在的，因为这里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范围，我们既可以从这种具体范围，又可以从另外的各种具体范围来观察典型人物的普遍性。但是，作为文艺科学的对象，作为典型的普遍性，是应该有所规定的。不能这个典型的普遍性是这，另一个又是那。在这种无规定情况下，怎能进行典型的研究？虽然蔡仪同志的论文中也说到：“然而在作品中所描写的具体的典型人物身上，他的个别性和普遍性是互相制约、互相规定的，是具体情况下的个别性和普遍性，是可以有，也应该有原则区别。”但是，只要认为典型的普遍性是“非常复杂多种多样”，“决不能简单规定”，那么作品中具体典型人物的普遍性也就无法规定，找不到规定的原则。你说老葛朗代的普遍性是悭吝，我说老葛朗代的普遍性是贪得无厌、唯利是图，而第三者可以荒谬地说老葛朗代的普遍性是人类争取生存的欲望。你是从“一种更广泛范围”而论的，我是从阶级范围而论的，而第三者是从所谓人性范围而论的。谁是谁非？无从判决。因为，对典型的普遍性在我们之间并没有一个共同的规定范围！陷入这种情况，对典型的普遍性，当然就只能说“很难作烦琐刻板规定”了。但是，作为一门科学——文艺学，对他研究的对象典型人物，是应该有所规定范围的，即应该有自己学科的特定角度的。否则与研究人的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生理学，就会无区别了。 众所周知，人的本质是其社会性，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本质，就是阶级性。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人，正是从社会本质的角度来反映的人。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阶级的人，都是按其阶级本性来思想和行事的；作家也是以一定阶级立场来概括和评判他们的。人物是否是典型人物的问题，毫无疑问，也是从社会的本质意义的要求上提出的。作品中的人物，当然也有生理的心理的特点，但那完全不是为了生理学心理学的目的，而是为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的阶级的人，他的思想和行动上不能没有生理的心理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并不是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本质，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从生理学心理学的角度，就无法解释一个强壮的勇猛的地主，为什么能无畏地与猛虎搏斗，而遇到统治者残酷鞭打无罪良民，却无动于衷？这只有从地主的阶级本质中才能得到解释。 列宁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摘录了黑格尔的这句话：“一般乃是一个贫乏的规定，每个人都知道一般，但却不知道作为本质的一般。”⑵列宁在旁边划了二道黑线，并写上：“注意：‘一般’即‘本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认为，这就明白告诉我们，事物的一般即它的普遍性、共性，在不同的范围中来看，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科学意义上的事物的一般，应该是指本质：它之所以是它的原因。例如一只茶杯的一般，就只能是它的供人饮水的性质，而不是它可以用来压纸，用来装蝴蝶等性质。虽然后二个性能与压纸文具和装蝴蝶匣子有着共同的一般的性质，但这不是它的本质。因而，我们认为，典型人物的一般，即它的普遍性或共性，应该规定为它的本质，即阶级性。虽然泼溜希金、严监生、阿巴公、老葛朗代都是“悭吝”的，虽然阿溪勒斯、张飞、恰巴耶夫都是“勇猛”的，但是我们既不能说泼溜希金的普遍性是“悭吝”，也不能说张飞的普遍性是“勇猛”。因为一般（普遍性）是揭示事物的本质的，而“悭吝”和“勇猛”，不能揭示这些典型人物的本质。人以及典型人物的本质是阶级性，对于阶级性来说，“悭吝”和“勇猛”都只是表现形式，都只是相对的个别性。与典型人物阶级性相对的一切特征，虽则具有非本质的形式的普遍性，即超阶级的普遍性，但也只能是个别性。因为，对于一个具体的阶级的人物，把这些特征，作非本质的形式的超阶级的联系（即找出这种普遍性），是毫无认识作用和社会意义的。 蔡仪同志论文中也举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因为对精神胜利法有着种种争论。但是，这无妨我们确定典型的普遍性是阶级性的观念。有人说精神胜利法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性，阿Q只是受其影响而具有的。 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么阿Q 典型的普遍性就是精神胜利法（地主阶级的阶级性）和农民的阶级性。典型人物身上的阶级性是可以存在矛盾的。有人说精神胜利法，尤其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各阶级和阶层的人都具有的，但在内容实质上不同。蔡仪同志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也赞同这种看法。但是结论有所不同。我们认为，精神胜利法既然是各阶级都有，就不能是阶级性的特征；它既然在内容实质上不同，就只能是表面形式的相似。根据我们上面的论述，非阶级性的、形式相似的特征，不是典型的普遍性，不是它的本质。阿Q典型的普遍性，是它表现的当时农民的朴实、 反抗和愚昧、麻木等阶级特征，尤其是后面的两个。这些阶级特征并非抽象的，而是有着它当时的历史内容，并且在阿Q身上是与精神胜利法血肉相联的， 是通过精神胜利法包含的种种个别特征表现出来的。没有精神胜利法，也就没有阿Q 这个典型。离开精神胜利法，不能理解阿Q。但是认为阿Q典型的内容就是各阶级共有的这种精神胜利法，这就没有从阶级本质上理解阿Q，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阿Q。 总之，我们认为，人以及典型人物的普遍性，就是它的本质，就是阶级性。与阶级性有别的特征，相对来说就是典型的个别性。典型的普遍性与个别性是血肉相融而形成于活生生的个性中的。因此，我们在具体分析典型人物的阶级普遍性时，总是从个别性中得出，而分析它的个别性时，也无法离开阶级内容。应该附带说明的是，我们上面说：“悭吝”、“勇猛”、“精神胜利法”等个别特征，不是典型人物的本质。这是一种把个别性相对地与阶级性抽象出来的说法，是为了说明问题，并不是把阶级性与个别性，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具体来说，不表现阶级性，不含有本质内容的个别性是没有的。 （三） 我们确定典型的普遍性即阶级性，只是对一个争论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对思考文学典型问题是必要的。但对典型是什么，并没作出回答。因为，每个人的普遍性同样都是阶级性。 有人提出：“典型是充分阶级性与鲜明个性的高度统一”。这虽然对典型作出了规定，但并不能说明典型是什么的问题。首先，虽有表现充分阶级性的典型，但也有表现不充分的阶级性的典型。例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典型，但我们不能说他是表现了充分的封建地主的阶级性。如果说充分阶级性是典型的根据和条件，就不能解释贾宝玉有什么条件被认为是典型。其次，典型人物阶级性的充分不充分，缺乏一定标准。如果充分阶级性作为典型的条件，结果就会走上蔡仪同志所指出的那种要求典型不多不少表现阶级性的道路。另方面有些作品中的人物，从阶级性的表现看，很难说不充分。除人物身上所表现的阶级特征之外，你似乎已经很难举出这个阶级还有些什么其他特征。但是这样充分阶级性的人物，并没成为典型。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生活中具有充分阶级性的典型，写进文学作品，往往虽还具有充分阶级性的特点，可并没有能成为文学典型。 从以上我们得到启发：典型人物具有阶级性，甚至是充分阶级性。但有具备充分阶级性的典型，也有不具备充分阶级性的典型，还有具备充分阶级性的生活典型，写进作品虽写出充分阶级性但没有成为文学典型的情况。这种矛盾，正说明阶级性的充分与否，不是典型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想到，探求典型的实质不能单从“典型是阶级性与个性统一”这个概念出发，而应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出发。因为，典型形象无疑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的集中和理想的表现。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学反映现实的问题，一是文学作用现实的问题。与我们解释典型是什么更直接有关的是文学反映现实的问题。因为从典型角度看，反映问题也就是生活形象怎样转化为典型形象的问题。典型是什么正包含在这个问题中。 文学反映现实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反映什么？一是怎样反映？前一个问题是文学本质的问题，后一个问题是文学特征的问题。文学本质在于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不是对现实作机械的反映，而是对现实作辩证的认识；不是反映现实的现象，而是反映现实的本质。文学特征在于文学是一种形象。文学是以具体感性的形式反映现实，而不是以抽象概念的形式。 由现实生活创造成文学典型即典型化，也就必定具有以上这两方面的性质。因此典型化的内容，一方面对现实生活进行本质化；同时又对现实生活进行形象化。典型的诞生就是这种对现实生活本质化和形象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考察和探求典型的根据。 典型之所以是典型的第一个原因，我们认为，应该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中去寻找。典型形象，是现实形象的反映，但是它不是机械的反映。文学中的农民典型，不是生活中某个农民阶级的摹写，也不仅是农民阶级的阶级特征的集中概括。如果我们把典型比作“一”，那么典型就不是生活中某个“一”的摹写，也不仅是许多“一”的集中概括；虽然典型本身是一个“一”，也是许多“一”的概括，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数目却要比“一”大好多倍！这也就是说，典型是一种认识，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本质的反映。有些作品中的人物，具有充分阶级性甚至就是现实中的典型，为什么写入作品反而不能称作文学典型了呢？每部作品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是我们认为有一种原因却是主要的，那就是这些作品，只是对现实典型作了机械的表面的阶级特征的描写，而没有能揭示所描写的现实典型的典型本质；没有把现象的描写上升到认识的意义。在生活中，典型人物是与社会与阶级处在活生生的关系和联系中的。他的典型性正存在于这种关系和联系中；正在于他的生活与斗争、思想与行动的表现，揭示了社会的阶级的本质的某些方面，含有某种社会意义。作家要描写现实中的典型，就必须在这种关系和联系中对他作深刻的本质认识，对他们作更高更理想的概括。如果只是记录他的事迹，抓住他有几多阶级特征的表现，那么显然，不但不能使现实典型在作品中更高更集中更理想，而且连他原有的典型条件也受到损伤。 列宁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众所周知，托尔斯泰是不了解革命并避开革命的，作品中看不到革命形象和革命活动。怎能是革命的镜子呢？列宁回答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⑶又说：“在描写这一段的俄国历史生活时（按：指1861年后），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⑷由此可见，文学作为镜子，即对现实作反映，在于反映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提出“重大的问题”。这是作为“一位真正伟大艺术家”的条件，是使“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的条件，对于具体人物形象说，也就是作为典型的条件。如果我们把文学这面镜子，看作是机械的直接性的反映现实，那么我们对于托尔斯泰这面曲曲折折的文学镜子就更难于理解，也难于同意列宁的评价了。 阿Q是个农民，作为活生生的农民形象， 自然不能缺少农民的阶级特征和一定的个性特征。我们在阿Q这个典型身上，看到了一个鲜明独特的个性， 同时也看到了与阿Q同一阶层、同一性格的人们的共同特征。其实，在任何一个与阿Q同阶层同性格的人身上，我们都可看到这两个方面。但是，阿Q使我们看得更其清楚。 他象是他们一群的代表，他象是包罗了他们的一切，他象是把他们的共同特征作了一次鲜明突出的淋漓尽致的演出。这是由于什么使得阿Q能给读者这样的印象呢？ 我们认为，并不是由于阿Q身上比他所代表着的人们表现了更多更充分的阶级性。 而是在于：鲁迅先生把阿Q这个形象提到了当时社会的高度来透视， 把他与当时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联结起来；并且把自己对社会的进步的深刻的认识、思想和理想放进了形象。从而他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就反映了深广的社会内容， 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本质方面：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剥削和毒害，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和人们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的消极情绪。正因为如此，阿Q这个独特个性， 才显得突出、鲜明、含有内容、富有意义而具代表性。所以，阿Q 以及其他典型之所以是典型的首要原因，是由于通过他的独特生活经历形象地画出了社会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提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鲁迅自己说，塑造阿Q 这个形象是要鞭挞“国民性的缺点”，这也正说明了这点。所谓“国民性的缺点”，我们认为无可否认是表现了鲁迅当时思想的和对社会生活认识的局限。他从当时社会的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生活中，看到了社会各阶级人们的不同的或多或少的消极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认为这是国民共同的缺点，国民精神的劣根性。这表现了当时的鲁迅还缺乏彻底的阶级观念，还不能看到社会的革命的积极力量。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不能不看到：所谓“国民性的缺点”确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且由于鲁迅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挖掘到了这个问题的某些社会根源，从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某些本质方面。这一切在阿Q这个形象身上已经证实。 有人由此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各个阶级共有的，是概括了各个阶级的。 这是不能同意的。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谈到，各个阶级内容实质上相同的精神胜利法是没有的，最多只是形式上的相似。因此说阿Q 的精神胜利法是各阶级共有的，这只是形式上看问题，是不正确的。其次，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认识、形象、作用这三者的关系。从具体作品来看，认识、形象、作用是三位一体的统一在形象中。作品对生活的认识，就是形象本身，作品对生活的作用，也就是形象包含的意义。没有形象，也就没有认识，没有作用。从发展过程来看，认识、形象、作用三者是一个有机过程：从对生活的认识而产生形象，从形象接触群众而产生作用。在这里三者之间就有某种区别。（一）由认识产生形象，但认识的对象并不等于形象的内容。形象是某个特定人物，而认识的对象却要广阔和复杂得多。例如，阿Q 是个特定个性，鲁迅认识的对象，就不只是与阿Q相类的阿桂们，而且还有桐少爷们。 毫无疑问，鲁迅对桐少爷们的认识，帮助了他对阿桂们的认识，对阿Q的塑造。 但仅是如此而已。我们不能说阿Q这个特定阶级人物的形象内容中， 概括着异己阶级的内容，阿Q的某些特征是各个阶级共有的。我们在阿Q身上只看到经过改造的桐少爷们的某些生活情节的借用，并不能闻到任何桐少爷们的阶级气息。说阿Q 概括了各个阶级的人们，也就是说他反映了各个阶级的人们，他代表着各个阶级的人们。这就远远离开了反映论，离开了现实主义，离开了阶级论了。（二）由形象产生作用，但形象的内容与作用的范围并不能等同。形象内容是属于特定阶级的，但形象的作用，却并不局限于这个特定阶级范围之内。例如，阿Q是属于农民阶级的人物， 而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限于农民阶级。最明显的是当《阿Q正传》陆续发表时， 社会上的其他阶级的人们都“栗栗危惧”。有人把形象内容与作用完全等同起来，并由此证明阿Q的内容也是超阶级的，这是错误的，正如我们不能以阿Q对某些农民不起作用来证明阿Q不属于农民一样。形象的作用与它的内容是有关的， 但作用是指内容所起的效果，并不是内容本身。 总括上面所说，文学是意识形态，典型是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接触到社会问题深处的人物形象。 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本质认识，同时又是一幅现实生活的客观图画。因此，文学给社会提供的就不只是对生活的本质认识，而且提供了历史的画卷。从这里我们看到各个时代、阶级的形象，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活动，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关系、矛盾和斗争，他们的风俗习惯、乡土人情、民族特点、自然景色等等。一切犹如丰富多采生活的再现。因此，文学不只给人思想教育，而且给人美感享受和审美陶冶。因此，许多轰动一时的科学认识，当一种更新的认识出现，就只有科学史的研究者发生兴趣，而古代文学作品对生活的神话认识，却还对现代读者群众有着巨大魅力。由此可见，典型之所以是典型，还须从文学的形象性质中求得。 典型的形象性质就是：典型是认识，同时又是形象。典型不是某种抽象认识的形体符号，而是对生活本质的形象反映。认识寓于形象之中，没有形象就没有认识、没有典型。典型本身应该具有生活形象的一切特点和细节，能给人以具体感性“这一个”的形象，并且还要具有艺术的美感力量。 有些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接触到社会问题深处的人物形象。但由于缺乏文学的形象性质，而不能是典型人物。例如德国席勒剧作中的一些人物就是。有些作品中人物虽有一定性格的活生生的人，但也没有能被称为典型人物。例如鲁迅《药》中的人物。这是由于这些人物还没有达到典型的形象性质的要求。 典型，是具有活生生的代表性性格的形象。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典型，例如林黛玉性格中的多情善感、李逵性格中的粗鲁莽撞、阿Q性格中的精神胜利、 哈姆莱特性格中的优柔寡断、奥勃洛莫夫性格中的懒散成性等等，都是表现得活生生的，对同样性格的人具有代表性的。因之，我们常称呼某个鲁莽的人为李逵，某个缺乏行动的人为奥勃洛莫夫等等，典型人物的名字成了某种性格特征的代名词。所以典型的活生生的代表性性格，这个代表性的意思，是指这一性格特征在人物身上的表现，非常集中、鲜明、突出。看到了这一表现，就似乎看到了这一性格的所有表现，因此是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身上的性格表现，都是具有这种特色的。 我们认为，人物性格达到鲜明突出、活生生、具有代表性，是十分艰巨的，也是创造性的。怎样达到，不能作任何刻板规定。但从已有典型的创造中看，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作家对这一性格有充分的认识和掌握。在生活中观察和研究过许多这种性格的具体表现，选择集中了对这种性格表现有意义的细节，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大家非常熟悉，高尔基曾说创造一个商人和工人的典型，必须观察和研究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商人和工人。没有这个前提，活生生的代表性性格的人物是不会出现在作品中的。（二）人物的性格特征，只有当它揭示了内容，富有意义时，才能是活生生的、鲜明突出的。性格表现与人物在作品中的任务，与作品的主题思想脱离，为表现性格而表现性格，而追求鲜明突出是不可能达到活生生和代表性的。（三）人物性格特征是不只一个的，可能许多甚至还有相反的，例如一个人物既是自高自大又自卑自贱。但是这些特征必须是有机的整体。如果只是为了表现内容和处理的方便，一会儿使人物自高自大，一会儿又自卑自贱，相互矛盾而说不出所以然，看不出逻辑的必然，那就不会是活生生的，只是被作家牵着线活动的木偶。（四）一些典型人物性格中，都有一个主要的特征，这个特征是这一性格的核心，在作品中反复得到表现，在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上处处烙上印迹发生作用，因此造成这一特征鲜明突出而具代表性。人物性格的特征中，没有一个核心，没有集中的反复表现，往往形成人物有性格，但不鲜明突出而具代表性。（五）不同性格人物的对比，始终是创造个性的一种方法。性格正是在这种对比中，才有了更鲜明突出的活生生的色彩。例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是和严志和、老驴头、冯老兰等一系列不同个性对比中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格的。并且，人物性格也始终只是在相互关系和冲突中才能得到表现。因此在这意义上说，典型的创造，并不只是一个人物的创造问题，而是形象体系的创造问题。忽视其他人物和环境的创造，是不能单独创造出鲜明突出的活生生的典型形象的。 总之，我们对文学典型初步思考的结论是： 典型之所以是典型是因为：他是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接触到重大社会问题深处的形象，同时，又是具有活生生的代表性性格的形象。 正文注释： ⑴《文学评论》1962年第六期。 ⑵列宁：《哲学笔记》第274页。 ⑶《列宁论文学艺术》第281页。 ⑷《列宁论文学艺术》第288页。 原载：《文史哲》1963/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