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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代文学通过多种途径与经典发生关联——大相径庭的阅读体验，变化纷呈的作品清单，层出不穷的理论冲突，数不胜数的学术问题。这些途径在当今这个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特殊时代相互交织，使“经典”成为最为混乱的文学话语场之一。同时,却也清晰地宣示了当代文学经典产生的困窘和无望。 当代文学的“经典焦虑”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为九位小说大师的重新排名，到评审中国文学“百年百优”，“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等等，新世纪的门槛前的“瞻前”实则更具“顾后”之意：21世纪文学的出路何在？凭借“经典重排”至少可以进行具主流意味的解说与表述。但新世纪以来，在勃兴的网络文化与大众文化背景中，当代文学目标感与参照系进一步模糊，与此相对应的，是经典的缺失。“经典”的危机同时表现为建构的危机和认同的危机。 尽管外在的“认定权威”常受到质疑，在今天推崇文化民主的网络时代里尤甚，但无法否认，当代文学接受机制具有建构“经典”的全部合法性。其首要前提是，经典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更新的系统，随时代条件而发生变化；从历史来看，至少在近半个世纪的时段中，今天的经典建构相比较而言是较少受到国家话语权力影响和制约的。文学的研究、传播、教育机制达成并可在相当程度上执行显明的共识：经典的去政治化，更为强调作品的人文功能和审美价值。上述三种机制各自发挥作用：研究机制通过文学史叙说，传播机制通过呈显文化发展，教育机制通过教科书的编定使用，形成了一个经典建构的完整模式。在当今，从世界范围来看，此模式也是通行的。 近年来，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的形式也迅速与国际“接轨”。由传媒发起的“文学大奖”，由民间财团资助的“文学排行榜”，流行杂志邀请名家开办的小说新作“点评”或“点击”等，不同程度地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认证”的权威性，力图开辟新的对于当代文学“经典”的认知视角。它在着力构建当代“经典”的同时，也在巧妙地试图与主流意识形态共塑、分享一种新的“审美权力”。这种新的文学权力并非先验地构成对经典的伤害，相反，当代文学“经典”的“文学权威性”(希利斯·米勒语,见其作《论文学的权威性》)的显现一直需求来自这种权力的表述、修辞和承认——前提是它足以代表能够影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潮流。 当代文学经典建构危机的表征之一，即为这种“审美权力”的孱弱；它力图进行阐释，但进行的却是一种无效，或公允些说——收效甚微的文学阐释。 二 2006年末，学者易中天和于丹评讲《三国》和《论语》在民众中引起巨大轰动，影响至今不衰。虽然造成轰动的原因受到一些诟病，对两者解读经典的方式也颇多质疑，但二人均在社会上被普遍视为文化经典的优秀阐释者(从广义上说，《三国》和《论语》都可视为文学经典，但两人皆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这一现象反衬出具有同样影响力的文学经典阐释者的缺位。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转换成：在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中如何阐释方为有效，或应该阐释些什么？ 在文学经典的阐释者与经典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介质。类似的情形是：进入珠宝行的买家与玻璃橱柜中的闪光钻石之间，也有种蛊惑人心的介质存在——金钱。而对文学经典与其阐释者来说，同样激荡人心的介质却是道德热情。它是经典本身具备的，也正是阐释者想要捕捉和表达的。 1944年10月，在德国空袭伦敦的Ｖ2飞弹之下，托马斯·艾略特发表了他著名的《什么是经典作品》的演讲，指出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是作为一个统一的西欧文明的最原始的经典。艾略特通过解说这一经典，将其道德热情投射在这样一种信念中——文明终将脱离战争带来的社会和历史的困境，迎来新的文化秩序的降临。 卡尔维诺曾在天真而深邃的热情驱动下写《为什么读经典》（1981年）一文，一口气为经典开列出十四条定义。从第一条“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到最后建议每个人都建设一个包括“一半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一半打算读并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的“理想的经典藏书室”，他所说的一切是要告诉读者“经典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所到达的位置”。那么，即使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者们具有，也可表现与艾略特、卡尔维诺同样的热情，其阐释对象是否具有某种可称为“文学经典性”的东西呢？ 三 需要回到经典的定义上来，对经典的特质加以审视。著名的贺拉斯法则指出：一本书从被写出来后，能够在世上流行数百年，那么这本书一定属经典之作；艾略特认为，“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说，“经典由幸存而阐明它自身……幸存是因为数代人不愿放开紧握住它的手、忍眼看它就此流逝”；哈罗德·布卢姆同样在《西方正典》中指出：“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被证实。”等等，都属于对经典的“历史性判断”。 由此，当代文学的经典判别权需要交给时间，交到“两代人”或“数代人”之后吗？仅凭这一点便可证明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的无效吗？ 经典的“历史性判断”是结果印证，向后看。如果反向而行，前溯考察经典的发生，或许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 每一个时代之中，文学经典的选择表现为对作品审美价值的选择，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对其道德价值的选择。这一点通常为众多的艺术至上论者所忽略，或是强调经典杰作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等量齐观，但只要核对一下各个时代对应于上一个时代的文学经典死亡名单，就能轻易发现是时代道德观念的变幻决定着经典的“死”与“生”。文学领域之中，没有先验的也没有永恒的经典。 政治权力与知识精英结合的“文化权力”在对一个时代的经典的阐释和选择中总是能够最终达成一时的妥协，前者关注文学作品的道德观念对权力稳定所起到的建设性作用，后者由于艺术的鉴别和判断力对作品的审美价值始终保持敏感，一份两相平衡的经典名单便应运而生。但不能忽略“文化权力”之外还存在一种潜在的经典筛选机制，它表现为普通民众广泛的文化舆论，同时也包容了部分知识精英的声音，在某一特定时刻会触犯、打破这种平衡。 这个时刻，在过往的每一个时代中都发生了。就是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化意义上所指的“历史改革”时刻。他认为:“如果我们的历史来一番相当深刻的改革……在那种环境里,莎士比亚的作品就不比今天的许多街头乱涂乱写有更多的价值。”（参见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潜在的经典筛选机制发挥重大作用的社会基础和行动依据是由“历史改革”带来的道德变化和进步。可资证明这一点的，是文学史中不断重演的“禁书”转变为“经典”的现象。 作为“经典”对立面的“禁书”之所以被禁，往往是因为挑战或反抗它那个时代的主流道德观和价值观。在我们今天的“经典”书目中，为数甚多的19世纪伟大的长篇小说都曾经是“禁书”。从这些“禁书”里，我们都可以读出对金钱制度的攻击或质疑，读出一种以人道主义的道德观否定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等级、财产观念。这些当年的“禁书”所表达、确立的道德观，至今仍为通行的、重要的文学阐释、写作标准。 四 当代文学没有经典，只有名作。 此说并非遵循“历史性判断”的准则，将当代的文学作品交到未来“数代人”手中由时间来做出指认，在当下只保持理智的沉默；没有经典，是因为名作已经取代了经典，占据了现在和未来为经典预留的位置。 名作是之前被当作经典加以阐释却最终失败了的一种产物，是被贴上“当代经典”的标签进入传播领域的部分作品，有时，甚至是新的审美想象和经验形式的创造。 在上述的诸方面之外，名作与经典的区别在于：在这些数量庞大的当代名作中，我们能够读出我们已知的东西——重温我们的时代中早已建树的、通行的道德伦理标准。随之而来的阅读感受是深受抚慰，心心相印感油然而生。没有震惊、愤怒、疑惑、深省……而这后一类情绪，却是一大批19世纪经典小说诞生之后迅速抛给那个时代的东西。 当然，无法向后世提供经典的文学时代亦可视为正常的文学时代。翻开一部文学通史便可以发现数十年、上百年的经典空白时段比比皆是。填充这些时段的，唯有那些形形色色的名作。我们身处的当代文学，并没有迹象充分表明在未来不被指认为“经典空白”。当代写作中，受到推崇的所谓“具有超越性的精神诉求”写作实际上只是在重复和维护一种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进行的种种阐释大多只是过去响起的声音的回声，或回声的回声。 从道德审视的角度看，当代文学没有经典，是因为我们正处在道德重构的前夜。世界范围内，由文化冲突、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等等引发的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正在重新创造道德规范与价值观。与以往发生的道德重构相比，它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但却为当今世界的每一个体所察知。文学的写作者与阐释者自然包括其中。 我们无法预言这种“渐变”是否将带来一个剧烈的“历史改革”时刻，但可以相信的是，文学的创造、鉴别与阐释将在一种新的道德价值指引下发生大的变化。新的文学经典将直接参与建构或在其引领下应运而生。而为当代文学经典建构进行的文学阐释尽管收效甚微，却是向未来的经典显示的“召唤”姿态，而这几乎便是其全部的意义所在了。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7/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