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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学者佛克马1993年9月——10月在北大的学术讲演中专门谈到中国经典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构成问题，提醒了中国学人的“经典”记忆。1997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北大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和谢冕、孟繁华主编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隆重推出，掀起了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高潮。学界研讨会此起彼伏，如：2005、5、27-30，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在首都师范大学培训中心召开；2006、4、26-28，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2006、10、28-30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厦门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了“与经典对话”全国学术研讨会。从学术会议到报刊发文，给我们展示了有关文学经典研究方面的华彩。据笔者眼力所及主要讨论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倾心阐释——经典和文学经典之涵义： 什么是经典？什么是文学经典？对经典及其文学经典之涵义的厘定是探讨问题的关键，在这个论题上，许多专家学者都发表文章，直抒胸臆，最有代表性的如：黄曼君从思、诗、史三个方面作了界定: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陶东风认为:“无论在汉语还是在英语中，经典都有规范、典范、法则、范例、准则的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以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藏含的制约人的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规范之义。”刘晗认为“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纵向的）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是指那种能够穿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张清华认为经典是“阅读率”高的文本，它是一种“共名”与“共鸣”的产物，既能够总结、代表或隐喻一个时代，同时又具有恒定的文学价值。经典是一种过程和秩序，必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反复的阅读检验而形成的。方忠认为：“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南帆“经典是经受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长度考验之后仍然被视为优秀和伟大的作品。”佛克玛对经典涵义的分类第一种涵义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认为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第二种涵义强调经典在文化主流圈的影响，他转述了罗森格伦的观点：“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而“只有知名的作家才可以因比较或解释而被提及。”第三种涵义是从霍兰德的读者——反应批评的观点出发，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韦苇认为考量文学作品的质地的标准：多大程度上包含了作者自己隽永深刻的思想；多大多深程度上概括了生活和作家所处的时代，而又不会因为作家所处时代的逝离而减弱其观照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多大程度上包含了作家独特的观照与感受生活的艺术天赋和艺术美与文学意味的表现天赋；多大程度上独创了富于作家个性的审美空间、作品表现出来的形象能否持久地感染和吸引读者，能否持久地引起读者的共鸣与思索，能否持久地活跃在人们地记忆里、存留在读者的心灵中；具有多少超越国家、民族、宗教界限的力量和超越年代、世纪的力量，即超越时空的力量。 （二）积极探索——文学经典的建构及经典化途径： 经典的建构是十分必要的。评论家霍华德·费尔普林指出，“经典书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大学存在的核心”。 南帆认为“文学史无疑是经典之作的鉴定，许多人无条件地信任文学史公布的经典书目。”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有“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金元浦认为：一切文学艺术的经典化都是在“经验实践——惯习养成——范式选择——对象命名——团体认同——理念传播——经典型塑——教育孵化——仪式确认”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既定的并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累积、叠加、删汰、增殖、削减、更新、解经典，再经典化，形成新的经典的过程。洪子诚认为文学经典秩序的确立，是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进行的。在审定、确立的过程中，经过持续不断的冲突、争辩、渗透、调合，逐步形成作为这种审定的标准和依据，构成一个时期的文学(文化)的“成规”。刘晗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价值评价行为。个体审美评价要求普遍性认同的心理需要则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原动力。推动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方式主要有：政治权力的推行、知识精英的遴选和大众舆论的评判等等。方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由厚变薄，走向经典化。经典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研究、编辑、出版、媒体、书店到读者，它牵涉诸多层面。金宏宇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文化工程。正如现今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所言：“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等）、政治等等”（《文学研究的合法化》）。……要言之，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构成应把学术权威话语、大众文化参与、意识形态影响、文本品性、时空因素等等都考虑进来。李春青指出:“以往的一切文学经典都可以看作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那个特定知识阶层或精英集体价值观念的显现，因此，也可以看做是他们具有特权地位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证方式。”舒开智提出：经典文本自身的审美信息、艺术魅力、可阐释的空间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客观基础和必要前提；政治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逻辑的推崇是文学经典形成确立的重要动力；大众传播媒介的评判推介和读者的接受趣味、阅读需求对文学经典的传播、接受和巩固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文学经典的形成是“内部”要素和“外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孙士聪认为经典化是一个现实的和历史的过程，其中渗透着权力的交锋与纠缠。经典化过程是一个开放的累积过程，包括了文本、读者、政治、出版手段、批评、文学史等在内的权力之手的博弈。而在既定社会语境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则集中在学术研究机构的权力话语和大众的接受。 （三）拓宽视野——阐释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之关系： 文化研究对于推动文学经典问题的深入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文化研究在西方一直发挥着某种解放政治的功能。在文学经典的研讨中，学多学者将文化批评与文学经典密切结合，拓宽了研究的视野。陶东风从文化研究视角切入，认为解读经典不仅有文学史意义，而且也是勘测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线索。秦弓认为经典是历史的产物，当代人应该重读经典，而这种重读实际上意味着经典在历史还原、文化还原与多元解读上本身就还具有广袤的阐释空间。盖生断言文化研究说到底是一种政治叙事策略，文化研究无效于文学研究，它即将退潮，文学将向经典趋归。不少学者认为，文化研究与经典文学构成了一对难以消解的二元对立。关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是否造成冲击，从辨证的观点来看，文化研究确实能促使原有经典裂变，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从外部促进了经典的变革和调整之步伐，有利于经典的重构。 （四）走进历史——定位文学史写作与经典： 董乃斌认为从文学史的角度厘定，经典即是那些总是能够入史的历代文学作品。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史的根本依据。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确立起到很大的作用，文学作品的入史率可以作为界定经典或测定其经典化程度和水平的重要参数。一部以文本为中心而建构的文学史著作，其基本内容便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展示和阐论。文学经典不是凝固的化石，而是蕴藏着强大生命力的机体，它们是文学史本体，存在于文学史之中，但同时也直接参与着我们的当代生活。孟繁华认为，文学史家是该学科的内容制定者，他们掌握了这一话语权力，大学的教育制度，又使他们制定的教学内容有了传播的合法性，他们以制度化的方式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接受者。然而，文学史的编撰总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完成的，它的局限性、不完备性以及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总会在它的文本中有所表达。同时，他认为在“新世纪文学经典已经终结。” （五）万众喧哗——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经典 大众消费文化对精英文学经典的戏拟、改写乃至颠覆，即所谓“大话文艺”现象，是中国学者所感兴趣的重要问题。关于当前出现的经典的消费化现象，陶东风认为：“所谓20世纪90年代肇始的经典消费化思潮，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正在商业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与叛逆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漫画化，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喜爱笑料。”赵勇在自己的文章中很忧虑地说“在今天，文学经典已经在青年学子的心目中淡出，而那些以新型的电子媒介或数字媒介为载体的亚文学作品或大会文化产品才构成了他们阅读、欣赏、品评的主要内容。”对当代大学生不读经典而热衷大众消费文化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文化研究在为经典祛魅的过程中扮演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担心这种现象会导致虚无主义，并呼吁在文学教育上重视利维斯的遗产，重视召唤文学的“伟大的传统”。 参考文献： [1]黄曼君,《回到经典重释经典》[J],文学评论,2004。 [2]陶东风,《经典的解构与重建》[J],中国比较文学,2004。 [3]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当下的命运[J],吉首大学学报,2003。 [4]张清华,《经典与我们时代的文学》[J],钟山 2000。 [5]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J], 《江海学刊》2005。 [6]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7]佛克玛.蚁布思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06。 [8]韦苇,《文学经典品格谈》[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0。 [9]南帆,《文学史与经典》[J],文艺理论与研究,1998。 [10]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J],天津社会科学2005。 [11]金元浦,《对文学意义的追寻——金元浦教授访谈录》[J],中文自学指导,2005。 [12]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3。 [13]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吉首大学学报,2003。 [14]金宏宇,《90年代文学经典化之争》,《光明日报》[N],1999。 [15]李春青,《文学经典面临挑战》[J],天津社会科学,2005。 [16]舒开智,《消费时代文学经典的消解与重构》[J],华中师范大学，舒开智2006硕士生论文。 [17]孙士聪（《经典的焦虑与文艺学的边界》[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 [18]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 [19]秦弓,《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重读》[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 [20]盖生,《文学的文化研究退潮与经典化文艺学重建的可能》[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 [21]董乃斌,《论文本与经典——关于文学史本体的思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 [22]孟繁华,《光明日报》[N],1998。 [23]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J],文艺争鸣，2005。 [24]陶东风,《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J],天津社会科学,2005。 [25]赵勇,《经典的祛魅与返魅——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文学经典和文学教育》[J],天涯,2006。 原载：《时代文学》2008年第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