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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西方美学界，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种回归“生活世界”来重构美学的取向。这种美学在当代欧美被称为“日常生活美学”，而在中国则被称之为“生活美学”。生活美学在中国的建构，一方面力图摆脱“实践美学”的基本范式，另一方面又不同于“生命美学”的旧模式。 忘记生活世界，终将被生活世界所遗忘 。与其他学科相比，美学更需回归于生活世界来加以重构，这是由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学科本性所决定的。这种美学新构的现实性要求还在于：在全球化的境遇里，人们正在经历审美泛化的质变，这包涵着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是“生活的艺术化”，特别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孳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则是“艺术的生活化”，当代艺术摘掉了头上的光晕逐渐向日常生活靠近，这便是“审美日常生活化”。实际上，我们在面对艺术时，一定意义上就是面对生活美学的，而在我们审美化观照生活的时候，一定意义上也是依据于艺术的。然而，当代中西美学所面临的历史语境并不相同。在欧美学界，所谓日常生活美学的当代出场，乃是对“分析美学”占据主流的以艺术为绝对研究中心的强大传统的反动，于是选择了回到“更广阔的世界本身”，从而认定在日常生活美学当中欣赏到的属性就是被经验事物的属性，而并非从我们经验的世界当中被抽象出来的对象。然而，我们所谓的生活美学却并不等同于日常生活美学，而是一种介于“日常性”与“非日常性”之间的美学新构。这就是说，生活美学既认定美与日常生活所形成的连续性，又认为美具有非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尽管它们在摒弃主客两分思维模式方面是如出一辙的。 追溯本源，在中国本土的丰富思想中，历来就有“生活美学化”与“美学生活化”的传统。在中国古典文化看来，美学与艺术、艺术与生活、美与生活、创造与欣赏、欣赏与批评，都是内在融通的，从而构成了一种没有隔膜的亲密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中国古典美学家的人生就是一种“有情的人生”，他们往往能体悟到生活本身的美感，并能在适当地方上升到美学的高度。从庄子的“美的哲思”到明清的小说批评，那种生活见识与审美之思的融合，皆浸渍了中国传统原生的美学智慧。 当代中国美学原论的建构往往缺乏本土文化的积淀，无论是囿于“实践—后实践”范式的现代性的建构，还是深描“生活审美化”的后现代话语，显然都太西方了！其实，生活美学从本根上来说恰恰是一种最具本土特质的美学。这可以从中国思想的儒家主干当中得见分晓，儒家美学就是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在新近发现的“郭店楚简”当中，儒家重“情”的思想取向被重新彰显了出来，所谓“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特别重要的是，在《语丛》里出现了“礼因人之情而为之”和“情生于性，礼生于情，严生于礼”的看法，在《性自命出》里又出现了“礼作于情，或兴之也”的观念。无论是“礼生于情”还是“礼作于情”，都强调了礼的根基就在于喜怒哀乐之情，“兴”恰恰就说明了这种情的勃发和孳生的特质。 我们过去对于儒家美学的哲学化解读，往往尽著欧洲哲学研究的色彩，诸如仁学作为儒家美学的哲学基础，或者认定儒家美学的核心就在于美善合一，这种思路显然是一种从西方哲学思维模式来过度阐释儒家思想的结果。然而，从“生活儒学”的角度来解读儒学，似乎更能回到原初的语境来言说问题，儒家美学的基石实际上就是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统一。从来源上说，这种基本规定一方面直接来自中国古人自身的本性的规定；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来说，情更是与“巫史传统”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情是间接来自于这种独特传统的。从巫史传统出发，尽管情是主导感性化的方面，而礼则是主宰理性化的方面，但情与礼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在原始儒家时代，礼乐相济无疑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理念，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被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乐对于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进而可以看到，对于作为感性学的儒家美学而言，情较之礼才是更为根本的，或者说，儒家美学最终就是以情为本的。所以，从生活美学与“情之本体”的角度来重思儒家美学的基本定位问题，无疑是一种新的美学思路。 在孔子本人那里，这种情的实现更多是在诗与乐当中完成的。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正是表明不仅诗之“兴”是达于礼的前导，而且礼与仁最高要在乐中得以完成和完善，诗与乐将礼前后合围在中心，孔子正是意识到了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孔子还谈到：“志以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这里，无论是志、据还是依都是一种符合于道、德、仁的他律，而只有游，在“艺中游”，才是遵循审美自由规律的自律存在。因而，儒家的审美理想的极致处，并不仅仅是寓美于善，而是在至高自由和人格极境里浸渍和弥漫着审美的风度。按照孔子这种思路，就不仅仅是礼生于情这般简单了，而且更强调的是礼完成于审美化的情当中。由此可见，从孔子时代开始的以情为本的美学就已经走上了生活美学的道路。这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的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原载：《光明日报》2009-08-11 (责任编辑：admin) |